今天是孔子誕辰2565年的日子，全國各地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
復興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復古”復興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復古”
最近幾年來，弘揚中華文化，傳播國學的各種文化活動如雨后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鋪開，總體而言，這是一種積極的現(xiàn)象。筆者曾經也參加過一些類似的活動，但是總體感覺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如下：
一、缺乏總體規(guī)劃與指導導致出現(xiàn)“小”、“散”、“亂”的局面。雖然最近兩年來，尤其是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來，國家從戰(zhàn)略層面認識到“軟實力”中“文化實力”的重要性。借助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春風，民間各種力量在推廣與傳播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步伐明顯加快。但由于國家在推廣與傳播傳統(tǒng)文化方面缺乏總體規(guī)劃，民間力量普遍存在著“小”、“散”“亂”的局面。
二、師資力量嚴重缺乏、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由于歷史的原因，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發(fā)生過兩次嚴重的斷層，這兩次嚴重斷層也導致了中國從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師資力量奇缺。這種奇缺一方面表現(xiàn)在起引領作用的“大師”級核心人物少之又少，同時也表現(xiàn)在普通師資力量的極度缺乏。
三、“傳道”過程中“食古不化”、甚至“以訛傳訛”的現(xiàn)象相當嚴重。由于上述兩大原因尤其是師資力量的奇缺，國家也缺乏對這一塊的師資考核與認證制度，導致最近幾年來許多從事中華傳統(tǒng)文化教育、推廣與傳播的民間人士在自己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內容都處于“一知半解”甚至連自己都處于“不求甚解”的狀態(tài)下，就紛紛打出各種傳播“傳統(tǒng)文化”與“國學”的旗號，結果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甚至“以訛傳訛”，更談不上在傳道過程中做到“與時俱進”了。
四、過分注重形式上的“復古”與簡單“回歸”，完全漠視內容上的“與時俱進”與“創(chuàng)新”。筆者有幸參加過很多類似的培訓、講座活動，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shù)主講者過分主動的形式上的“復古”與“回歸”，比如講究穿著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服裝，行九十度的“鞠躬禮”，各種等級森嚴的儀軌，等等之類不一而足，以此或博取眼球，或顯示自己的“正統(tǒng)”，仿佛給人一種“時空穿梭”的感覺。
“文化復興”絕對不是“文化復古”?！皬凸拧钡奈幕亲⒍]有生命力的，也注定了是沒有前途與出路的。
全球化時代，“中華文化復興”必須做到“與時俱進”，必須融合新的“文化因子”與“時代元素”，同時必須本著“包容并蓄”的精神與態(tài)度，打通“中華文化”與其他文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隔閡，融合、吸取其他文明、其他民族被證明或者被驗證了的先進性的營養(yǎng)、養(yǎng)分。只有這樣，中華文化才能被世界所認同，才能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
但是由于人才的斷層，以及市場經濟與資本對人性的侵蝕，導致如今中國整個社會異常躁動，真正能耐得住寂寞與清貧、潛心研究古今中外各種文明、文化的人卻越來越少，而能將古今中外的各種文明、各民族文化徹底打通的人在當今的中國更是到了“難覓蹤跡”的窘境。
山人曾經與朋友在聊到中華文化時，那位朋友打了一個很好的比方令山人至今記憶猶新：中華文化的特性就是好像面團，當面粉多的時候就加點水，當水加的過多的時候，再加點面粉，就這樣通過“面粉參水，然后再參面粉”，這個面團也就是越來越大了，中華文化的對外擴散能力越來越強、影響范圍也越來越廣。
事實確實如此。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華文化發(fā)祥于黃河流域的殷商時代，后經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諸子爭鳴”，中國出現(xiàn)了歷史上最蔚為壯觀的“思想開放”與“思想碰撞”的鼎盛時期。后來雖經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運動與漢武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中華文化仍然呈現(xiàn)一種以儒家思想與學派為主流，其他思想與學派為補充，各種思想與學派總體上并存的局面。到了魏晉南北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頻繁，有出現(xiàn)了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的一次大融合，再加上南北朝的統(tǒng)治階級對佛教的信仰與佛家思想的崇拜達到頂峰，以至于出現(xiàn)“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壯觀景象。
南北朝時期雖然戰(zhàn)亂頻仍，但也是民族大融合、文化文明大融合的時期，正是這一時期，出現(xiàn)并完成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中土文化與西域文化大匯合。這個時期也正是“面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粉”的一個過程。
經歷過南北朝統(tǒng)治階級尤其是上層統(tǒng)治者幾乎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利用政治力量對佛教的大力推崇這個中土文化與西域文明的階段，在此基礎上，促成了唐朝的玄奘的西域取經，也再次將中土文化與西域文明的交流與融合推上了歷史的高潮。到了宋明理學時期，隨著對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的深入挖掘與闡釋，儒家思想也步入了自我“禁錮”與“封閉”的發(fā)展期。雖然在明朝出現(xiàn)過“鄭和下西洋”的盛況，但是由于儒家思想中對“商業(yè)文化”存在某種天然的排斥性與伊斯蘭文明帶的阻隔作用，因此并沒有因“鄭和下西洋”而促成東方文化與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也就是今天所講的西方文明）著兩大文明的大交流與大融合的盛況出現(xiàn)。
由于儒家思想對“商業(yè)文化”的天然排斥性，使得東方難以形成“重商”的社會氛圍，也使得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一直“裹足不前”，在西方通過“文藝復興運動”，將人們的思想從中世紀的“禁錮”中徹底解放出來以后，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并帶動了西方的技術進步，最終促成了西方的“工業(yè)革命”。西方“工業(yè)革命”的完成使得中西方在“器物”發(fā)展上出現(xiàn)了巨大的落差，也使得長期以來“重道而不重術”的東方文明敗于“重術不重道”的西方“船堅炮利”之下。
雖然東方文化中一直強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與理念，而且從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長河來看，東方文化所強調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被證明是正確與科學的，但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這種“重道不重術”的思想與理念也是有其“缺陷”的。這一點，春秋時期“只重道而不重術”的宋襄公與“重術而不重術”的楚成王在爭奪中原霸權而發(fā)生的“泓水之戰(zhàn)”的失敗教訓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以至于后世的人們將宋襄公面對處于“半渡”狀態(tài)的楚軍不愿“半渡而擊”的仁義道德譏諷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在影響與決定事物運動方向的力量構成中，“道”與“術”是一種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不可偏廢。從“道”的層面上講，“得人心者得天下”，“仁義之師”最終可以贏得人心，但是在“道統(tǒng)”已經衰敗的周朝末年，宋襄公還一味刻舟求劍地固守“道”，就是屬于一種“食古不化”了。本來宋襄公之所以能夠集合當時的中原諸國共同抗擊覬覦中原的楚國，本來就占據了“道義高地”，但是宋襄送卻追求一種“完美的道義”，所以最終才會失敗。相反，如果一味注重術而重道，則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雖然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能夠得逞，但是最終也會敗亡。中國歷史上的秦朝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992年，美國在與前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中最后勝出，就猶如當年的秦國在爭霸戰(zhàn)中最后打敗了疆域遼闊、實力不耐的楚國一樣，但是，挾“滅六國之余威”的秦朝前后僅歷經十五年就敗亡了。從1992年蘇聯(lián)解體到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醞釀也恰好十五年，如今的美國與中國歷史上的秦朝何其相似乃爾?？梢?，“重術卻失道”的國家，無論在某個時期內是如何的強大，但最后是經不起長久考驗的。
今天的中國只有注重“內外兼修”、“道術并用”才能最終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然，我們今天談到“術”的時候，不能僅僅局限于傳統(tǒng)的“權術”與“戰(zhàn)術”這個范疇，更應該著眼于“技術”，將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落到實處，同時做到“道術并用”，最終超越西方在全球的影響力。
要想在技術上超越西方，就要激發(fā)創(chuàng)新活力。而要激發(fā)創(chuàng)新活力，就必須將“保護知識產權”提到戰(zhàn)略的高度加以重視。當今世界，不重視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的民族，是注定缺乏創(chuàng)新動力的，也是注定長期處于落后地位的。為此，在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的同時必須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懲處力度，讓那些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無所遁形、傾家蕩產，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出現(xiàn)“萬眾創(chuàng)新”的局面。
我們今天祭孔尊儒，要本著“揚棄”的精神與原則，而不是簡單地“復古”與“回歸“。既要看到儒家思想中對“治國理政”能發(fā)揮積極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思想內涵中不合時宜的消極的一面。對儒家思想與文化須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改造，讓其在新時代下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筆者擔心的是，當下有太多的“食古不化“的“歪嘴和尚”將儒家思想給念歪了，最終誤國誤民。
這種只注重形式（卑躬屈膝，三跪九叩），不注重內容的祭奠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復古運動”，會誤國誤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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