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歷史上記載的千古明君，是不少后世君王學習的典范。這不僅在于他敢于虛心納諫，善于聽從魏征等大臣的勸諫，還在于他干了一件其他皇帝不敢干的事情——縱囚。
大唐貞觀六年，全國犯了死刑的人數(shù)是三百九十人，這個報告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心懷仁慈，于是將這些死刑犯放回家，讓他們和家人團聚，約定一年以后的秋天回來執(zhí)行死刑。
到了第二年九月，那些所放回家的囚犯二百九十人都如期而至，而且是在沒有官員監(jiān)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逃跑。唐太宗最后免除了他們的死刑，將他們都放了。
《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唐太宗因此成了明君，后世的君王總是想學習他。比如宋朝的宋太宗趙光義就是其中一位，他也想和唐太宗齊名，所以處處要和李世民比較。沒想到他的大臣認為他達不到，但是沒有明說，只是小聲念叨了一句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這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稱贊李世民縱囚的詩。這趙光義一聽，就明白自己和唐太宗的差距了，就說朕不及也，意思就是算了，不比較了，我不如他。
當然宋朝人對這件事還是很有質疑精神的，歐陽修這位歷史學家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縱囚論》來質疑唐太宗的做法。他認為死刑犯都是罪大惡極的人，怎么會講信用呢。所以這件事是李世民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李世民怎么做就是貪圖虛名，實際上就是沽名釣譽。
《縱囚論》：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當然后世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質疑這件事，他認為這些被放回家的死囚能夠如期而至，并不是死囚講信用，而是唐朝政府為了達到目的，在暗中監(jiān)視他們，而且古代保甲制度的情況下，死囚是無法逃脫的。
后來這些觀點被大量引用，在網(wǎng)絡歷史小說《唐磚》中，就這樣描述，這些死囚明面上被放回，實際上有大量的唐朝羽林軍在后面監(jiān)督，所以死囚不得不按期到達。
質疑精神是好的，質疑本身是沒有錯的，歐陽修，王夫之們應該值得肯定。但是他們熟讀歷史記載，質疑這件事的方向卻錯了。他們質疑這件事只認為是李世民貪圖虛名。
我們將歷史回放到縱囚的兩年前，也就是大唐貞觀四年。這一年大唐判處死刑的人數(shù)也不過二十九人，“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至刑措?！边@是歷史判斷貞觀之治的重要標準。
而到了貞觀六年，判處死刑的人數(shù)就達到了二百九十人，相隔了不過一年，大唐死刑犯的人數(shù)直接是前幾年的十幾倍。貞觀之治的神話還沒過一兩年就被打破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這當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問題，也是大唐司法部門的問題。貞觀四年和貞觀六年之間大唐最高法院院長——大理寺卿換人了，其中有一個被唐太宗李世民給殺了。
貞觀初年，李世民非常重視司法部門，讓為人正直清廉，有法律信念，不懼強權的戴胄擔任大理寺卿，大理寺也就是唐朝時期的最高法院。戴胄曾經(jīng)幾次在司法問題上和李世民起沖突，其結局是李世民服軟了。
唐朝初年選拔官吏除了科舉制，還有九品中正制。由于經(jīng)歷了隋末動蕩，很多資料丟失了。當時天下初定，制度有漏洞，很多人鉆了制度漏洞，開始偽造人事檔案，結果當了官。
到了貞觀年間，朝廷開始清查人事檔案，唐太宗李世民下圣旨宣布：對偽造人事檔案的人只要自首，既往不咎；否則，就是欺君之罪，要被處死。結果偽造人事檔案的人東窗事發(fā)，唐太宗要處死這個人。但是戴胄不同意，因為大唐律例規(guī)定偽造人事檔案只是流放，罪不至死。
唐太宗不高興，因為他要說話算話。但是戴胄也很倔強，他認為皇帝的圣旨有可能是皇帝隨心所欲搞出來的，可是法律是國家穩(wěn)定發(fā)展的根本，所以必須按照法律程序執(zhí)行。
唐太宗也沒有借口反對戴胄，只能同意戴胄的做法了。由于戴胄執(zhí)法公正嚴明，避免了很多冤假錯案，所以在貞觀四年大唐執(zhí)行死刑的人數(shù)才不過二十九人。
《舊唐書》：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jù)法應流?！鄙吓唬骸扒溆胤ǘ贡囀藕?？”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zhí)法，朕復何憂！”胄前后犯顏執(zhí)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當然唐太宗對戴胄的做法還是有點惱怒，最起碼戴胄端的是李唐的飯碗，卻不聽從大唐皇帝的命令，他的公正嚴明，執(zhí)法如山在李世民看來是死板固執(zhí)。
所以在貞觀五年，唐太宗將戴胄升官了，其實將戴胄從大理寺卿的位置上給擼了，而張?zhí)N古被任命為大理寺卿。張?zhí)N古為人也很正直，擔任大理寺卿的時候，敢和唐太宗在司法問題上較勁，讓唐太宗讓步。
當時發(fā)生了一樁案件，原來相州人李好德是個精神病患者，整天嘴里胡咧咧，說了一些妖言惑眾的話，有可能是大唐要完蛋之的話。李好德說這些話被地方官發(fā)覺，抓進監(jiān)獄判處死刑。
案件呈報到大理寺，張?zhí)N古就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問題，李好德患有精神病。按照照大唐法律，精神病人說犯忌諱的話，可以減免處罰?！鞍d病有征，法不當坐。”
張?zhí)N古將這件事的本末原委上報被唐太宗，這是一件冤假錯案，應該從輕處罰李好德。唐太宗也答應了張?zhí)N古的請求，放過李好德。
張?zhí)N古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直接跑到監(jiān)獄里將這件事告訴了李好德，還和這個精神病人，打鬧嬉戲。沒想到張?zhí)N古被監(jiān)察朝廷百官的治書侍御史權萬紀盯上了。
權萬紀經(jīng)過調查發(fā)現(xiàn)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張?zhí)N古老家就在相州。他開始彈劾張?zhí)N古，認為張?zhí)N古包庇李好德，分明是為了討好地方官官，屬于官官相護，徇私枉法。
唐太宗看到權萬紀的彈劾奏折，立馬大怒，認為張?zhí)N古欺騙了他，而且還泄露了宮中的機密。張?zhí)N古泄露朝廷機密根據(jù)唐律最多判處一年半徒刑。但是唐太宗一怒之下就將張?zhí)N古下獄，在長安東市的菜市口斬了。
《舊唐書》：貞觀五年，張?zhí)N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征，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于東市。
沒想到唐太宗殺了張?zhí)N古，卻引發(fā)了大唐司法部門錯判犯罪人員的風波。大唐司法部門的有關人員從戴胄被換，張?zhí)N古被殺事件就得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希望司法部門審判案件要從重處罰。
而且他們也從張?zhí)N古被殺事件中喪失了公正執(zhí)法的司法信念。如果張?zhí)N古直接將李好德判為謀反罪，直接判處死刑，那么就沒有后來的事情了。
大唐各級司法部門在判案的時候已經(jīng)放棄了寬刑慎刑的原則，很多案件的當事人無罪也判刑，輕罪重刑大行其道，重罪極刑。這樣大唐的冤假錯案里多多了，但是司法人員判了冤假錯案也不會被追究責任。
自張?zhí)N古之死，執(zhí)法官員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
這才出現(xiàn)了貞觀六年，大唐的死刑犯人數(shù)直線上升，達到了二百九十人，是貞觀四年的十倍。實際上真正能夠達到死刑的人數(shù)也不過是二三十人，大多數(shù)死刑犯的案件都是冤假錯案。
當然唐太宗李世民也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判處死刑的人將近三百人，那么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流放等罪名的人最起碼有十幾萬人。今年犯罪人數(shù)十幾萬人，明年又十幾萬人，大唐的監(jiān)獄也容不下這么多人啊。
再說了唐朝貞觀年間的人口也不過一千多萬，這么高的犯罪率，讓唐太宗李世民也坐不住了。這么多人被判刑，誰來從事勞動生產(chǎn)，誰來戍守邊關，誰來織布裁衣。長此以往，隋末農(nóng)民起義，遍地狼煙又要重現(xiàn)了，大唐豈不是要亂套了。
李世民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心里也清楚這么多死刑犯，其中有不少是冤假錯案抓進監(jiān)獄里的。都處以極刑就是濫殺無辜，可是給這些人翻案，那么大唐的司法部門就會癱瘓。
所以他既不能濫殺無辜，也要糾正大唐司法部門因為張?zhí)N古引發(fā)的不良風氣。所以他只能上演縱囚的戲碼，讓囚犯先回家，最后按期到達后，全部赦免。
實際上他們看待這件事的方向錯了，歐陽修大筆一揮就說：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他們將縱囚這件事目光都放在了唐太宗身上，忽略了囚犯。
歐陽修認為囚犯都是罪大惡極的人，怎么可能會將信用呢？實際上他們有可能是冤假錯案，很多人的罪還達不到判處死刑的地步，比如正當防衛(wèi)，過失殺人，致人傷殘等這樣案件也有可能是大唐司法人員小題大做，判成死刑了。
還有王夫之認為縱囚也是戲碼，因為大唐法令嚴明，基層社會組織完善，老百姓想要離開地方十分艱難，囚犯無處可逃。王夫之的看法不過是將明朝的基層制度套到唐朝頭上。
明朝繼承了宋朝王安石設立的保甲制度，朱元璋還發(fā)明了路引制度。在這些制度之下，別說囚犯了，連普通人想要四處逃亡都十分艱難。
王夫之：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 ？
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
而唐朝卻不同，保甲制度還沒誕生，路引制度也沒有出現(xiàn)；還有唐朝吸取了隋朝的教訓，對登基納稅人口事情做的沒有太徹底，導致唐朝初年登基在冊的人口才一千多萬。
這主要是隋朝對登基納稅人口很上心，魏晉南北朝亂世時期逃入深山老林，窮鄉(xiāng)僻壤的人口也一并登記在冊，結果只要一登記就得納稅?？墒呛芏嗌钌嚼狭?，窮鄉(xiāng)僻壤的人其一年所得僅能維持溫飽，無力納稅。再加上官員貪污腐敗，隋朝末年的農(nóng)民起義就爆發(fā)了。
所以唐朝初年的基層人口登記就很差。既然不是基層民間制度嚴厲的問題，那么這樣人為什么不逃跑，要按時到來呢？王夫之認為是唐太宗李世民暗中告訴他們只要按期到達就赦免他們。
有這種可能，當然還有一種原因，就是冤假錯案，這些人本來罪不至死，結果判了死刑，心里有氣啊，心里有冤屈啊。他們?yōu)槭裁匆影?，他們還想著洗刷自己身上的冤屈呢！
他們還有妻兒老小，他們一旦逃跑，必然會連累家人。而且他們逃跑了就成了黑戶了，就沒有合法身份了。唐朝初年的合法身份還很值錢的，比如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還可以當府兵，均田制規(guī)定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畝，永業(yè)田二十畝。老男、殘疾受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畝。
但是問題來了，他們就算冤屈被洗刷了，有的人還是會坐牢。他們?yōu)樯恫慌埽抗糯€有一種司法程序叫大赦天下，古代皇帝登基、大婚、過壽，只要不是十惡不赦的罪，基本上都會因為大赦天下的司法程序就可以出獄了。
所以說縱囚是李世民自己彌補司法錯誤的無奈之舉，而不是為了好名。囚犯不逃跑有可能是冤假錯案，有可能是事先得知了消息，也有可能是這些不敢逃，或者是他們熟悉大赦天下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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