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世界的命運是以民族的命運為媒介來表現(xiàn)的。這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的典型觀念，即只有以民族性為媒介，人道才能充分發(fā)揚。這部長篇小說的卓越之處在于，它表現(xiàn)了人類和民族充分發(fā)展的形而上學法則之間的絕對相互依賴關系。因而，人類深沉生命的任何沖動都能在俄羅斯精神的氛圍中找到其肯綮。對這種處于自身氛圍中的人類沖動進行表現(xiàn)，使之無所掛礙，自由地懸浮在民族性中，而又與民族性及其地點都不可分離，這或許就是這個作家的偉大藝術中的自由之精髓。要認識這一點，必須對各種各樣胡拼亂湊的因素有明確意識，因為這些因素也可能勉強構成低級文學種類成為長篇小說的途徑。在這里，民族的人，故土的人，個體的和社會的人都很幼稚地粘貼在一起，附于其上的心理學可感觸物的令人反感的外殼使得這一人造模型更加完整。與此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心理學根本不是他創(chuàng)作的真正出發(fā)點。它僅僅如同微妙的范圍，在這一范圍中，從民族性火一般的根基里，在過渡中產生著純粹的人性。心理學只是人的邊緣生存的表達。事實上，我們所有的批評家認為是心理學問題的，恰恰并非如此：在他們看來，這本書談的是俄羅斯民族的“心理”或癲癇癥患者的“心理”。批評只有尊重藝術作品自己的領地，小心不涉足于此，才算表明了它接近藝術作品的權利。如果由于一個作家筆下的人物的心理學而對他加以贊賞，這種贊賞就是無恥的越界行為，而正因為此，批評家和寫作者大多惺惺相惜，因為水平一般的小說寫作者講的都是陳詞濫調，而批評當然都能將這些陳詞濫調叫上名來，正因為能叫上名來，就加以贊賞。這一范圍正是批評所必須規(guī)避的。如果以這種概念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評頭論足，就是無恥和錯誤之舉。與此相反，應當把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造意念中，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同一性。
因為這部長篇小說和任何一部藝術作品一樣，都以一個意念為基礎，“自身帶有一種超驗的存在必然性”——諾瓦利斯這樣說過，而批評所要揭示的別無它物，正是這一必然性。這部長篇小說的整個情節(jié)以插曲為基本特征。整個情節(jié)是主人公——公爵梅什金——生活中的插曲。在這一插曲之前及之后，他的生活在本質上都晦暗不明，甚至從以下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既這一插曲發(fā)生之前的那幾年和之后的那幾年，他都待在國外。是哪種必然性將這個人物引向了俄國？他在俄國的生活從他在異國的隱晦時期中凸現(xiàn)出來，就像光譜的可視波段從黑暗中升起。他在俄國的這段生活中，哪種光分解了？他的行為有許多錯誤和某些美德，除此以外，恐怕沒法說出他在這段時期究竟開始做了什么。他的生活一無所用地流逝了，即便在這一生活的鼎盛時期，它也和一個無能的病病歪歪的人的生活沒有兩樣。這種生活不僅按照社會的尺度來衡量是失敗的，恐怕就連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姑且不說小說情節(jié)里已很深刻地表明了他并沒有這樣的朋友——在他的生活里也看不出任何意念和任何方向性目標。與此相反，圍繞他的是徹底的孤獨——這一點不大引人注意——：與他相聯(lián)系的所有關系似乎旋即就受一種力量的控制，這種力量不允許任何關系變得與他密切。這個人物是再謙遜不過的，甚至有些低聲下氣，與此同時，他卻是根本不可接近的，而且，他的生活放射出一種秩序的光芒，這一秩序的中心恰恰是他自己的徹底孤獨，孤獨得以至于即便他消失了，人們也不會注意到。這樣，實際上就冒出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xiàn)象：所有情節(jié)，不管它們與他如何不相關，都對他產生著重力作用，而一切事物和人對單個人的這種重力作用就是這部作品的內容所在。在這一作用中，一切事和人都遠遠夠不著他，而他總試圖擺脫他們。這一張力是似乎不可消除而又很簡單的重力，是生活作用于他越來越活躍的向無限充分發(fā)展的重力——不過這一發(fā)展并不是漫無邊際的。為什么公爵的而不是葉潘欽的住所成了發(fā)生在帕夫諾夫斯克的情節(jié)的中心點？
公爵梅什金的生命呈現(xiàn)為插曲，這完全是為了象征性的展露這一生命的不朽性。事實上，他的生命不可能灰飛煙滅，這與自然的生命一樣——不，更甚于此，不管怎樣，他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命之間還有很深的關系。自然或許是永恒的，而公爵的生命卻確鑿無疑——這應當從內在的和精神的角度來理解——是不朽的。所有對他產生著重力作用的生命如此，他的生命也是如此。不管不朽的生命顯得如何接近于自然的永恒生命，這兩種生命并不是一回事，因為永恒性這個概念里揚棄了無限性，而在不朽性中，無限性達到了輝煌的頂點。不朽的生命——這部長篇小說證實了它——其實就是一般意義上的不朽性。因為在這一不朽性中，會死亡的恰恰是生命，不朽的卻是有著各種不同形體的肉體、力量、人物、精神。歌德在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是這樣說到作用者的不朽性的，他認為，如果我們現(xiàn)有的作用空間被奪走，自然有義務給予我們一個新的作用空間。這一切都與生命的不朽性和無限震蕩不朽性的生命相距甚遠，而且不朽性賦予生命以形體。因為這里談的不是持續(xù)性。如果不朽的既非自然的生命，也非人物的生命，那么哪種生命是不朽的呢？與此相反，可以這樣說公爵梅什金，他本人隱退在他的生命之后，就像花朵隱退在它的芬芳之后，星星隱退在它的光芒之后。不朽的生命是不可忘卻的，這是我們識別這樣的生命的標志。這樣的生命沒有紀念碑，沒有懷念，或許甚至沒有證明，卻必然是不可忘卻的。它不可能被忘卻。這樣的生命即便無形無狀，仍然是不可消逝的?！安豢赏鼌s”所指的不僅是我們不能忘卻：它暗示著不可忘卻自身本質中使之不可忘卻的那種因素。甚至公爵后來患病所得的喪失記憶癥也象征著他的生命不可忘卻：因為表面看來，這一生命陷入了他的沉思默想的深淵，再也不能從這深淵中漂浮出來。其他人都去看望他。這部長篇小說的短短的結束語將所有人物都永遠打上了他們曾參與過的——他們并不知道是如何參與的——這一生命的印記。
要表達具有不朽性的生命，最精辟的詞就是：青年。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書里所發(fā)的深重抱怨：青年運動的失敗。青春的生命仍然是不朽的，但它迷失在自身的光亮里了：白癡。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的是，俄國不能夠將它自己的不朽生命——因為這些人懷揣著俄國的青春的心——保存在自己身邊，吸收進自身中。這樣的生命倒在了異國的土地上，它越過了俄國的邊界，漂泊到了歐洲，“這多風的歐洲”。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一再將純粹民族性的復蘇稱做最后的希望，在這部作品中，他將兒童視為治療青年人及其國度的唯一的良方妙藥。不必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瑪佐夫兄弟》里賦予兒童生命以無限的療救力量，單從這部小說中，科利亞和梅什金公爵的具有最純凈的孩童氣質的形象，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受到傷害的童年是這一代青年的痛苦，因為正是俄羅斯人和俄國的受到傷害的童年使之變得癱軟無力了。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總能清楚地看出，只有處于兒童的精神狀態(tài)，人的生命才能從民族的生命中純粹而充分地發(fā)展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言談由于缺乏兒童的語言而分崩離析，尤其是這部小說里的女性形象，她們由于過度地向往童年——按當代的說法就是歇斯底里——而身心憔悴：利扎韋塔普羅科菲耶芙娜、阿格拉亞和納斯塔西亞菲利波芙娜。這部小說的整個運動如同不同尋常的火山爆發(fā)。由于自然和童年闕如，唯有在災難性的自我毀滅中，才能獲得人性。人性的生存與存活者直至其消亡所保持的關系，火山口的不可測的深淵——從中可能會突然釋放出人性的猛然力量——，這就是俄羅斯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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