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澤/文

摘 要 余紹宋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少有的通才。他在書畫、史學、政法、方志、金石等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詣，而又能融會貫通，其書法先溯二王繼而遍習漢隸、魏碑及唐宋諸家，精研帖學。書畫作品皆流露出任情恣性而又古樸傳統(tǒng)的藝術氣息，并將科學、嚴謹之精神傾注于書畫理論的研究與著述上，學術結合，藝論兼擅。在其六十多年的藝術人生和時代潮流的此起彼伏中，與同時代的其他書家學者一起，相互對比、互相補充，促進時代書畫理論與藝術創(chuàng)作的良性發(fā)展。

關鍵詞 余紹宋書法；書畫理論；學者書家

一、民國通才余紹宋

余紹宋（1883—1949），字越園，浙江衢州龍游縣人，早年曾用覺庵、覺道人、映碧主人、粵來等號，四十七歲后更號寒柯。余紹宋是我國近代著名學者和書畫家，亦是民國少有的通才，其在文學、史學、法學、方志學、書畫理論與實踐等方面均有建樹且造詣堪深。余紹宋生于仕宦之家，祖輩皆善詩文書畫，曾祖父余恩鑅①曾任廣東連州（今廣東清遠西北部）知州，祖父余福溥②曾任江西知府，父余慶椿③曾任龍游鳳梧書院山長。余紹宋幼承家學，聰穎過人，五歲識字，七歲入家塾學習，九歲讀說文，十六歲便考中秀才，二十一歲時被聘為鳳梧書院山長，二十四歲于國立江山中學堂講學，與同時代學者馬敘倫結為摯友。1912年后曾兼任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校長，1921年就任司法部次長不久便罷官而去，結束16年宦海沉浮。1928年定居杭州潛心書畫，并擔任刊物《金石書畫》主編，抗戰(zhàn)爆發(fā)后移居家鄉(xiāng)龍游沐塵村，潛心著述，期間完成《龍游縣志》《畫法要錄》《書畫書錄解題》《寒柯堂詩集》等諸多著作，影響廣泛。1943年浙江省政府命其出任浙江通志館館長、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員會主任委員，余紹宋欣然應允并積極工作。在任何條件都十分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先生四方籌措溝通，日夜伏案而書，1949年初基本完成《浙江省通志》的編撰工作，當年6月因敗血病逝于杭州，終年六十六歲。

浙江龍游余氏在當?shù)貙崬榇笞?，家學淵源深厚，優(yōu)越的啟蒙教育為余紹宋的國學功底打下基礎，加之良好家風與成長環(huán)境的熏陶，余紹宋更是耳濡目染，臨池不綴，弱冠之年便以其書名聞桑梓。先生一生精研六法，手不釋卷，從其所遺《余廬日記》中便可窺探一二，《余廬日記》1917年2月14日寫道：“晨起翻閱《說文句讀》《段字注》等書，近來頗欲于小學稍用功夫，因此道現(xiàn)今鮮人研究，再閱一二十年將無人能識字，故欲涉獵大凡，為他年提倡張本。然余自十六七歲時讀《說文》后，迄未暇溫習，荒疏太久，偶一翻尋，殆如隔世。今茲立志補習，非定課程不可，因決定從句讀及《段氏注》著手，隨閱隨手摘記，誓不中輟?！?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1]從中亦可側(cè)面印證其學術態(tài)度之嚴謹。書畫方面，先生曾自言，“書第一，竹次之”，淵博的學識和勤奮的耕讀始終滋潤著余紹宋的藝術修養(yǎng)，亦是其藝術人生的無盡源泉與不竭動力。

二、余紹宋的行草書藝術

風格即人，由對“人”的了解亦可深入了解藝術家的作品內(nèi)涵。余紹宋不像一些以書畫為生的職業(yè)書家那樣整日鉆研技藝，留心于一點一畫的經(jīng)營，而是將書藝作為學問之余用以抒發(fā)性靈、書寫胸中逸氣之樂趣，此也正印證了蘇東坡“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④的書學觀點。先生雖在篆、隸、楷、行、草諸書體上均有不俗的成就，但諸體之中，又以行草書最具代表性。

余紹宋行草書風貌的形成，一是源于其對二王一脈行草書的學習與研究，二是得力于他堅實的正書功底。余紹宋最初習書由《懷仁集王圣教》入手，上溯魏晉，再追漢唐，稍晚又攻北海、虔禮、仲溫諸家，因書承二王一脈，臨子昂書頗得妍媚舒展之姿，使轉(zhuǎn)自然，秀逸多姿，圓潤精湛。先生行草書中首推章草，其留學歸國后任職于北京，遍覽名跡，廣交名流，書藝大進，與當時書壇名宿卓君庸、羅復堪、林宰平等人共研章草，得力于黃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兼融晉人草法，并參以今草，取其連帶，去其波磔，結體古拙嚴瑾，妍潤樸茂，融二王之精，兼有蘇米之氣，又帶有文人書法濃郁的書卷氣，神韻流動，在當時書壇獨樹一幟，為當時所盛贊。著名金石學家、鑒賞家、西泠印社陳伯衡曾言，“當代兩大書法家，吳昌碩得力于碑，余紹宋得力于帖，各有千秋”,還有人將其譽為“北方書法第一人”[1]。

章草出現(xiàn)于我國兩漢時期，據(jù)傳為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所作。在魏晉時期與今草、隸草同為字體演變過程中的草書形態(tài)，是具有較強藝術性和審美趣味的書體，但字形結體較為單一。章草之后今草盛行，至初唐時章草已幾乎不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曾斷稱，“章草幾將絕矣”⑤，至北宋更是難覓其蹤。北宋晚期書學家黃伯思有言：“章草唯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薛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為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于泯絕邪？”[2]清中期以后碑學大興，被淹沒已久的楷、篆、隸書體重新受到重視，清光緒年始,社會碑風興盛，乃至“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⑥。清代碑學的興盛雖使篆隸、魏碑等書體得到長足發(fā)展，但另一方面卻也影響到了書法藝術的多樣性，對書法本體的良性發(fā)展造成了阻礙。甚至于碑學的倡導者康有為也注意到了這一弊端，其言，“近世北碑盛行，帖學漸廢，草法則既滅絕。行書簡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廢，然見京朝名士以書負盛名者，披其簡牘與正書無異，不解使轉(zhuǎn)頓挫，令人可笑”⑦。

余紹宋身處時代浪潮中也未能避免時風的侵染，其中年雖致力北碑，無碑不臨，所作書法均有濃厚的金石氣，但浸潤多年的二王書風和帖學修養(yǎng)又能使余紹宋不為時風所囿，仍力求有所突破，對碑帖融合的嘗試不再著眼于字體結構的夸張，而更精內(nèi)里，講究對于書法主體的整體把握。1930年1月12日，在卓君庸、林宰平等人的倡導下，國立北京研究院成立字體研究會，本著“于各體中選其筆畫簡單、辨識容易、書寫靈便，又兼具歷史與美術之價值者，以供實用”[3]的原則，經(jīng)研究，確定章草作為推廣字體，有言：“咸認為實與上開條件頗合，章草雖名為草，實類正書。筆畫平均四至八畫，且每字起落點畫分明，絕無糾繞狂蔓之病，上下字亦復畫然區(qū)分，不似今草只能直寫不宜橫寫。故章草在中國各字體中，實為最易識易寫之字?！?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3]加之民國初年，敦煌出土大量漢簡、寫經(jīng)等書法殘卷，亦間接推動了書家學習章草的熱情，上溯黃象、索靖，下追宋克、子昂，章草漸成顯學。余紹宋先生在北平時常與卓君庸、羅復堪、林宰平等人一起探討學習章草之奧妙，樂此不疲。還勸導與之私交甚好的梁啟超共習章草。余紹宋家境殷實，祖輩皆善考訂、富收藏，家中有藏黃象《急就章》與索靖《月儀帖》。故其章草多得力于此二帖，尤受索靖《月儀帖》影響最深。他能兼容晉人草法，將過度的波磔簡化乃至省略，增加其中使轉(zhuǎn)連綿之姿，更為使其能快速書寫、增加實用性并大范圍推廣，又參以少許今草字形與筆意，增加書寫性和美觀性，但又不陷于今草糾纏狂蔓之姿，形成了其獨有的書法實踐與藝術風格。他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曾有言：“章草兩字不許連屬，又多波磔，斷不能甚速，否則早經(jīng)通行，何至今草行遂歸淹滅?！?/p>

回顧近代書家的創(chuàng)作歷程，自我藝術風格的塑造與形成往往因其獨特的學書取法而各出新意，余紹宋能在兼容晉人草法的基礎上以扎實的隸書功底入章草，簡化波磔，是其章草創(chuàng)作實踐的獨到之處。這種探索無論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都是有益的，它豐富了行草書藝術，尤其是章草藝術的風貌，豐富了章草藝術的創(chuàng)作形式，拓寬了章草藝術領域。近代吳昌碩的書法藝術深植于大篆《石鼓文》，刻石的蒼茫渾厚、樸拙開張持續(xù)滋養(yǎng)著他的書法實踐，流動又不失厚茂。沈增植早年精研帖學，后由帖入碑，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于一爐，碑帖并治，得力于“二爨”頗多，形成善用方筆使轉(zhuǎn)，動蕩奇崛的碑體行草書風貌。由此可見，凡風格強烈之書家，往往有上溯古人，繼而融會貫通之學書路徑。余紹宋貫通于帖學，旁參章草及北碑造像，形成自己獨特的行草藝術風格，然先生在其他領域的卓越貢獻，尤其是先生獨出新意的章草藝術創(chuàng)作為當代草書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可行的途徑和有效的啟示。

余紹宋生活的年代是社會動蕩、時代變革的時期，西方文明的思想和物質(zhì)輸入肆虐著中國文明，甚至于有人鼓吹全盤西化，放棄毛筆書寫的傳統(tǒng)方式，通通改學西洋筆書寫。先生為證明毛筆書寫于現(xiàn)代生活并無障礙，自始至終保持著用毛筆書寫的習慣，其遺存之《余廬日記》《春暉堂日記》《寒柯堂詩稿》及來往信箋，皆為毛筆所書，幾乎全為小行草，甚是精熟。其行書取經(jīng)張素，兼有蘇米，上溯羲、獻二圣，最終冶為一爐。存世行書作品如《錄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行書十二言長聯(lián)》《草書述書賦》等皆是其不同時期的代表作之一。觀其作品，稍早時所作《錄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圖1）有魏晉筆意，簡約平和、韻意深遠；中年后所作《行書十二言長聯(lián)》（圖2）、《草書述書賦》等已然得見其筆法更為純熟，筆力勁挺、使轉(zhuǎn)飄逸、結體嚴謹，方折不失圓潤、流動亦有遒厚，字里行間不斷流露出自身豐厚的學術涵養(yǎng)和文人意趣。對于行草書的創(chuàng)作，余紹宋具有極富個性的藝術見解，他是以一位學者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對待書法的。梁啟超曾云：“越園之治學也，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純采科學家最嚴正之態(tài)度，剖析力極敏，組織力極強，故能駕馭其所得之正確資料，若金在爐，惟所鑄焉?！?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4]其語雖為梁啟超為余紹宋《龍游縣志》所作序言，想必也能一窺先生對待藝術之嚴謹態(tài)度。

圖1 《錄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余紹宋，行書

圖2 《行書十二字長聯(lián)》，余紹宋，行書

余紹宋現(xiàn)存的章草作品中，有《草書古詩十九首》《元人題寫菊詩》扇面（圖3）、《章草題自作詩稿》（圖4）等佳作。尤其是《題自作詩稿》此作，既能看出受右軍《姨母帖》《十七帖》的影響，行筆遲拙內(nèi)斂，古樸厚重，結體嚴謹又不失靈動，又能看到索靖《月儀帖》的蒼勁有力，自然妍潤的氣息，是余紹宋所書章草的精品之一。

圖3 《元人題寫菊詩》，余紹宋，草書

圖4 《題自作詩稿》，余紹宋，草書

三、余紹宋的正書藝術

除行草書藝術之外，余紹宋于篆書、隸書、楷書方面都有頗深的藝術造詣，為方便研究，這里統(tǒng)稱為正書藝術。行草書的流動性使其便于揮灑創(chuàng)作者的性靈和胸中意氣，而正書相較之則更多的是抒發(fā)藝術家的沉拙感情和正大氣象。唐代書家大都精于楷體，書寫于規(guī)矩之中；宋元明三代書家建樹多在行草書，篆隸幾成絕響；清代碑學盛行，書家皆善正書卻不解使轉(zhuǎn)，帖學漸廢；對比之下，余紹宋對正書和行草書的融會貫通在當時書壇是極為少見的。

余紹宋的隸書作品多取法《乙瑛》《封龍山頌》《禮器》《孔宙》等純正的漢代碑刻，尤以《乙瑛碑》用力最深。愛用深厚奔放的捺筆，波磔畢現(xiàn)，多酣暢淋漓又不失簡約厚重之感。隸書傳世作品較少，僅有先生遺存之《隸書七言聯(lián)》（圖6）及后期《述書賦》隸書題頭等，風格以秀麗工整為主，筆畫中蘊含雄渾高古、蒼茫質(zhì)樸之勁道。

圖5 《歸硯樓記》局部，余紹宋，楷書

余紹宋早年善書之名遍及桑梓，這與其自幼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有莫大關系。余紹宋楷書初學歐陽詢，求其方折險峻，又受碑學書家康有為、梁啟超、吳昌碩等影響，亦用心于金石書意與魏碑體式。如1929年所書《天保六章》可觀其楷書字形受歐陽詢影響較大，字形大多修長勁峭，結構筆法兼有魏碑筆意，奇崛而不失端莊，流暢亦蘊含肅穆。1932年所書《重修西溪厲樊榭先生祠堂記》，字形結體顯露墓志渾勁，撇收捺放，以側(cè)取勢，頗有意趣。1936年所書行楷《臨趙孟頫松江寶云寺記》，字約寸許，因有扎實的二王一脈基礎，用筆頗能得子昂妍展之姿與秀麗之態(tài)，但不免略有流俗，如一些撇、鉤等處略顯疲軟。但在其后，于同年夏所書《小楷歸硯樓記》（圖5）、為孫伯蘭所書《故內(nèi)務部總長孫公墓志銘》及書于1942年的大字楷書《風物江山聯(lián)》中，上述瑕疵則均已不見。尤以《小楷歸硯樓記》為精，文近千字，嚴謹工整，筆致清勁和睦，結體端秀雍容，穩(wěn)重中又有幾分瀟灑，極為生動多姿，可代表其晚年楷書的風貌。

圖6 《隸書七言聯(lián)》，余紹宋，隸書

正書一路除楷、隸之外，先生還在篆書上有獨特風范。余紹宋的篆書風格多來自于珠圓玉潤的秦小篆，取法李斯繼而上溯鐘鼎銘文，劉熙載言：“書如其人?！边@與其溫文爾雅的學者型氣質(zhì)是相契合的。余紹宋的篆書始終遵循著樸實、均勻的原則，存世作品有書于1922年的大篆集字八言聯(lián)：“新錄既生即唯三月，髻黃用始壽永萬年”（圖7），結體圓潤渾厚，但又不全似字形，而是稍加拉長，增加字形的張力與氣勢，用筆厚重敦實，自然高古，粗處蒼茫樸茂，細處筆力勁健，極顯精神。1936年所書《故內(nèi)務部總長孫公墓志銘》碑額十二字小篆，筆力勁挺，線條豐腴均勻，圓曲和潤，起筆含蓄內(nèi)斂，收筆回峰而藏，使轉(zhuǎn)自然。結體寬博疏朗又不散漫，僅十二字卻能剛?cè)岵?，遒勁圓潤。余紹宋篆書的線條整體是勻稱的，又不時巧用早期金文的筆法打破勻稱，彰顯規(guī)矩之外的高古渾厚，擲地有聲，充滿著剛正之氣。

圖7 《篆書八言聯(lián)》，余紹宋，篆書

余紹宋博通經(jīng)史，于詩詞古文都有極深的功底，對自身要求亦非常嚴格，平日里多作詩文稿、題跋、筆記日記等，其中尤以日記為最。先生十七歲始堅持毛筆書寫日記，從未間斷。今存世有《余廬日記》《春暉堂日記》，共八十余卷，一百六十余萬字，日記幾乎全由小行書寫成，點畫使轉(zhuǎn)信手拈來，行氣貫通，隨性自然?！洞簳熖萌沼洝肥啪?926年10月29日有記：“盧毅安來談及作書，謂曾聞許守白云：往見康長素，盛稱余書法之美，謂為北方第一人云。此可謂不虞之譽矣。日前在陳吉甫處，晤羅節(jié)若，亦云：數(shù)月前與其兄鈞任同往見康時，康亦稱我書法，謂北方能書者僅此一人。則盧說信也。余書素不為時人所喜，有賣出后復退還者，余不慍也，曲高則和寡，自昔然耳。前輩中稱余書者，尚有袁玨生，曾聞余戟門、祝葆諶言之，則亦一知己也，并記之[1]?！逼渲兴浂酁樯瞵嵤?，亦有讀書之心得體會，學書之歷程感悟，多為親身經(jīng)歷之事，足見先生淡然自若，不慍不喜，以書畫自娛之心態(tài)。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余紹宋在書法方面的取法和自身書法風格的演變，亦是研究先生藝術建樹的第一手詳實史料。

余紹宋作為一名學者型的書法家，在其自身多維才學的體系下，善于敏銳地發(fā)現(xiàn)新文化與新思想，并能兼收并蓄為之所用。在學術文化與書畫藝術的相互結合中，探尋著自己的藝術理念與追求。身為文人，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精深的認識和獨特的見解，而對文化的品味和對書卷氣的追尋，亦有著獨到且高深的理解。余紹宋在近代美術史上的地位比較獨特，“像他這樣經(jīng)過職業(yè)化改造的近代知識分子或書畫家，既與傳統(tǒng)文人畫有淵源關系，又充分呈現(xiàn)出新的歷史時期的轉(zhuǎn)型特點，他們既是傳統(tǒng)文人藝術最后的守護者，也是新型書畫藝術家最早的代表者，是近代一個比較典型的美術文化人[5]”。余紹宋不僅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獨出機杼，在書畫理論研究上亦著作頗豐，如《畫法要錄》《書畫書錄解題》等，其中尤以《書畫書錄解題》為世人所盛贊。其在和黃賓虹的通信中說道：“近來畫家肯讀書者甚鮮，遂使高尚學術淪為手工技藝，良堪嗟嘆！弟前所作《畫法要錄》及《書畫書錄解題》兩書，正欲借以拯其失。”此書奠定了余紹宋在中國書畫典籍目錄學中的重要地位，開創(chuàng)了書畫典籍系統(tǒng)著錄的先河。林志鈞在《書畫書錄解題序》中說：“蓋自《七略》《別錄》以來，目錄學至有清一代而極盛，而書畫書籍之專目及解題則以越園為首創(chuàng)，是可以不朽矣[6]。”

余紹宋幾十年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實踐始終堅持學養(yǎng)結合的理念，在各種創(chuàng)變潮流的此起彼伏中，其堅定自己的創(chuàng)作取向又不斷完善，形成極具文人氣的藝術風格與內(nèi)涵。書法藝術作品歷來主張結構中正平實，不做多余的技法炫耀，不求一點一畫的營造，講究內(nèi)涵及對書法整體氣韻的把握，不做過度的張揚，在虛實、章法等方面做文章。但不得不提的是，也正因如此，過度的“中庸”可能會使作品所表現(xiàn)的藝術張力不足，從而造成書法作品表現(xiàn)力的缺失和弱化。僅就書法而言，與之同輩書家沙孟海、陸維釗等相比，余紹宋書法缺少鮮明的藝術個性，其書法作品中對于自身審美意趣的營造不夠飽滿，表達不夠強烈，個人的藝術風格和技術語言并不十分突出，是其未能躋身近代頂尖書家的原因之一。至于余紹宋的著作、繪畫詩詞藝術及其它方面的學術成就，是需要另文詳加研究的。

參考文獻

[1] 余紹宋.余紹宋日記[M].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64—65,575,576.

[2]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第一百五十六冊·卷三三六一·黃伯思六·論書八篇示蘇顯道·一[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265—266.

[3] 國立北平研究院編.國立北平研究院概況[M].1933:105,106.

[4]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龍游縣志序[M].北京:中華書局.2015:2.

[5] 毛建波.以復古為革新—論余紹宋書畫實踐[J].榮寶齋.2009,11:59.

[6]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M].江興祐點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2.

（孟云飛轉(zhuǎn)自《上海視覺》 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