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關于《金瓶梅》評點的懸案與論爭
圍繞這一專題，金學界出版有7部專著，另有40多位研究者發(fā)表了近百篇論文。
馬廉、戴維·特·羅依、潘壽康、葉朗、劉輝、王汝梅、陳昌恒、吳敢、黃霖、蔡國梁、胡文彬、俞為民、米列娜、王輝斌、陳金泉、蔡一鵬等用力甚勤，而戴維·特·羅依、葉朗、劉輝、王汝梅、陳昌恒、吳敢、黃霖等均頗覺建樹。
首先是張竹坡研究，“這一研究方向，在現(xiàn)代(20世紀30年代初)，應該說是由馬廉先生與孫楷第先生兩人首開其端緒的。……孫先生進一步從劉廷璣《在園雜志》指出張竹坡的籍貫，又從張潮《幽夢影》上的竹坡評語，推測出張竹坡生活的大約年代(《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馬廉先生則據(jù)民國《銅山縣志》等查知張竹坡名道深，并編制了一頁張竹坡家世簡表(《馬隅卿雜抄》)”(吳敢《張竹坡生平述略》)。
《徐州師范學院學報》
與馬、孫二公同年代，阿瑟·戴維·韋利根本否認張竹坡的存在，認為只是一位“蘇州的出版商”的假托。40年代無人問津。50年代一丁的文章內容比較簡略；
鳥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著錄了第一奇書的很多版本，但對張竹坡的認識，孫目以外“不能增加其他材料”。
60年代韓南說“張竹坡為金圣嘆之門生，……他是張潮的朋友”，并且判斷張評本在康熙23年之前印行。
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根據(jù)第一奇書謝頤序及張竹坡評語中的夫子自道，考證張竹坡生于康熙9年，但“至于他的營生，……大約也是書賈或替書坊辦理一些文墨的讀書人”。
70年代論及此一專題的有潘壽康、戴維·特·羅依、朱星等人，以戴維·特·羅依與朱星為代表，出現(xiàn)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前者說“竹坡的評點，就不僅僅是對《金瓶梅》最好的評論研究和中國小說理論的寶藏，而且對堪稱中國傳統(tǒng)敘事文學頂峰的《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后者則說：“(張竹坡《讀法》)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這一句還可取，其余都是冬烘先生八股調，全不足取?！?/span>
即評論如此前衛(wèi)的戴維·特·羅依，對張竹坡其人卻是一無所知，如說張竹坡于順治7年出生，原籍安徽歙縣，張潮是其叔父，祖父名張習孔等。
80年代初期，葉朗、劉輝、王汝梅、陳昌恒、吳敢、黃霖、蔡國梁等不自覺間已經是集中火力攻堅。
《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將張竹坡與金圣嘆、毛宗崗、脂硯齋并列，以整整一章十節(jié)近4萬字的分量評論“張竹坡的小說美學”，第一次從中國小說批評史的角度，對張竹坡的小說理論，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和全面的剖析，“就像《金瓶梅》這部小說要比《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更接近于近代小說的概念一樣，張竹坡的小說美學也要比金圣嘆、毛宗崗等人的小說美學更接近于近代美學的概念”，“確有不少真知灼見，在理論上作出了新的貢獻”。
戴不凡《金瓶梅零札六題》說張竹坡的評點“誠可謂洋洋大觀，小說批點本附錄之繁復，無過于此者。……張竹坡評語有其酸腐、穿鑿處，如苦孝說之類，然藝術上不無見地?！都t樓夢》脂批除仿圣嘆筆法外，受張氏此書之影響亦甚明顯”。
劉輝《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王汝梅《評張竹坡的金瓶梅評論》、陳昌恒《張竹坡的文學典型理論概述》、吳敢《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概論》、黃霖《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蔡國梁《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輯評》、俞為民《張竹坡的金瓶梅結構論》等，作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早期探索者，更是見仁見智，對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作出各得要領、各成系統(tǒng)的歸納與闡釋。
關于張竹坡的家世生平，雖然多方搜羅扒梳，卻是舉步維艱。
吳敢《張竹坡生平述略》：“迄今（按指1983年）為止，據(jù)筆者所知，經過國內外學人的努力，關于張竹坡的生平，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幾點；
其一，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一些有關張竹坡生平的資料，譬如《在園雜志》、《幽夢影》、《東游記》、《尺牘偶存》、《友聲集》、《徐州詩征》、民國《銅山縣志》、《徐州續(xù)詩征》、《馬隅卿雜抄》等。
其二，基本公認張竹坡是徐州人。
其三，有人提出了張竹坡生年為康熙九年的推測，并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其四，知道張竹坡名道深，著有《十一草》詩集，并查到他的兩首詩。
其五，充分認識到張竹坡《金瓶梅》評點的美學價值，肯定他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杰出評論家。
其六，注意到張竹坡的行蹤，知道他曾旅居揚州、蘇州，與張潮等人有較為密切的交往。
其七，留心到除《金瓶梅》外張竹坡所批的其他書籍。
凡此數(shù)點，都為張竹坡生平的繼續(xù)探討與徹底揭曉，提供了線索。
但是，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張竹坡的字、號是什么?能否確知他的出生年月?他活了多大歲數(shù)?
他評點《金瓶梅》究在何時何地?他為什么要評點《金瓶梅》?他在《金瓶梅》評點中的夫子自道是否可信?劉廷璣的話準確不準確?
他什么時間到的揚州、蘇州，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他一生另外還有哪些經歷?他的喜怒哀樂是什么，從這些喜怒哀樂中能否判斷他的思想傾向?民國《銅山縣志》與《徐州續(xù)詩征》中所說的張氏家譜還存不存世?等等。
這些重要問題，隨著《金瓶梅》研究的深入，愈來愈增添著人們求解的興趣”。
1984年夏，吳敢先后訪得4部《張氏族譜》，發(fā)表20多篇論文，結集成2部專著，張竹坡家世生平于是全面揭曉，張竹坡與《金瓶梅》的研究，因而有了一個較大的突破。
許建平《新時期金瓶梅研究述評》：“劉輝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對此作了如此評價：'如果說國內學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問題正處于探索階段，只是取得了一些進展的話，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評家張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則有了明顯的突破，完全處于領先地位。’這個評價是客觀而恰當?shù)??！?/span>
另外，繡像本評點研究，文龍研究，《金瓶梅》評點系統(tǒng)研究等皆是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課題，象張竹坡研究一樣，均有待深入開展。
葉朗 教授
九、關于《金瓶梅》源流的懸案與論爭
“長篇小說的作者，在致力創(chuàng)作的時候，常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把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種種動態(tài)巧妙而忠實地織在他們的云錦里。……《金瓶梅詞話》所供給的文學史料實比其他各書為多”(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
最先注意到這一點的是三行《金瓶梅》、鄭振鐸《〈金史·后妃傳〉與〈金主亮荒淫〉》以及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專文研究此題的是澀齋《〈金瓶梅詞話〉里的戲劇史料》，文分5節(jié)，分敘院本、散出、堂會、衣箱、十番。
專著研究此題的是姚靈犀《瓶外卮言》。
傅惜華《明代小說與子弟書》亦有此意。
趙景深《〈金瓶梅詞話〉與曲子》則分別指出吳晗與澀齋的失誤或不足，并重加厘訂，統(tǒng)計為小曲27支、小令59支、詞8首、聯(lián)套20套。
吳曉鈴在其重刊《古今小說》評論中指出《金瓶梅》抄錄有3種白話短篇小說(見下文韓南指出的第三、五、七種)。
截止20世紀40年代，最為空前啟后的是馮沅君《〈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及其跋語：
其中第一節(jié)“俗講的推測”指出小說有4處是描寫講說佛曲的；
第二節(jié)“小說蛻變的遺跡”歸納為兩點，“一、書中人每以韻語代替普通語言。二、每回的回目常不整飭”：
第四節(jié)“笑樂院本的一個實例”指出小說有4處提到院本，其中3處明言為笑樂院本，并舉《王勃院本》為例；
第五節(jié)“演劇描寫的啟示”認為小說提到10種劇曲，其中2種為雜劇(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小天香半夜朝元)、6種為傳奇(韓湘子升仙記、韋皋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huán)記、劉知遠紅袍記、裴晉公還帶記、四節(jié)記、雙忠記)、2種存疑(西廂記、留鞋記)；
第六節(jié)“清唱的曲辭與唱法”指出小說講到清唱的有百余處，可考的曲子有88條，其中見于《雍熙樂府》者60條，見于《詞林摘艷》者46條，其中由劇曲(抱妝盒、香囊記、玉環(huán)記、西廂記、流紅葉等)摘唱的凡十余條。
《瓶外卮言》
50年代涉及這一領域的有澤田瑞穗《關于〈金瓶梅詞話〉所引的寶卷》、畢曉普《金瓶梅中的白話短篇小說》、小野忍《金瓶梅日譯本》、周貽白《中國戲劇史》、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
60年代有韓南《金瓶梅探源》，分門別類指出小說有關內容的出處，可謂空前絕后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第一節(jié)“長篇小說《水滸傳》”認為“《金瓶梅》所用的《水滸傳》版本現(xiàn)已失傳，同它最接近的現(xiàn)存版本是……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
第二節(jié)“白話短篇小說”指出有7種為話本或擬話本(刎頸鴛鴦會、志誠張主管、戒指兒記、西山一窟鬼、五威禪師私紅蓮記、楊溫攔路虎傳、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有1種為《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港口漁翁》；
第三節(jié)為“文言色情短篇小說《如意君傳》，認為“《金瓶梅》曾以《如意君傳》作為創(chuàng)作來源”；
第四節(jié)“宋史”指出“《金瓶梅》的歷史背景，作者多半依據(jù)史書，而很少取材于《水滸》”；
第五節(jié)“戲曲”指出“小說寫到14本戲曲的上演”，認為“有兩本戲曲同小說有著與眾不同的關系，它們是《玉環(huán)記》和《寶劍記》”，尤其《寶劍記》“比所有別的戲曲更為重要……《金瓶梅》4處采用此劇5個片斷”；
第六節(jié)“清曲”指出“不包括只引曲牌名或首句的曲子，全文引錄的曲文多達20組套曲、120支散曲”，套曲中有14組分別見于《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吳欲萃雅》，散曲中有45支分別見于《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新編南九宮譜》、《蕩氣回腸曲》；
第七節(jié)“說唱文學”指出小說引用了三種寶卷(五祖黃梅寶卷、金剛科儀、黃氏女寶卷)。
韓南在前文中有一個著名的觀點：“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質和目的”，他正是從小說修辭學與創(chuàng)作心理學的角度，為了有助于對《金瓶梅》成書的理解，才下大功夫“探究它們怎樣和為什么這樣被運用”的。
此后魏子云《金瓶梅編年說》、戴不凡《明清小說中的戲曲史料》、吳曉鈴《〈金瓶梅詞話〉引用宋元平話的探索》、王利器《〈金瓶梅詞話〉與寶卷》以及《〈金瓶梅〉之藍本為〈水滸傳〉》、徐朔方《金瓶梅成書新探》、劉輝《從詞話本到說散本》、蔡國梁《金瓶梅抄引他書瑣述》徐扶明《金瓶梅寫作時代初探》、陳詔《金瓶梅小考》等，或對馮沅君文，或對韓南文，因文用例，各取所需，又分別有所申揚。
而蔡敦勇《金瓶梅劇曲品探》、周鈞韜《金瓶梅素材來源》可為新時期繼往開來的代表作。
前者分為三大部分：
一是“《金瓶梅詞話》中戲曲研究”，又分成五部分：
一、演唱劇目本事源流考述，馮沅君所列10劇以外，又新輯錄15個劇目(彩樓記、琵琶記、陳琳抱妝盒、度金童玉女、寶劍記、韓文公雪擁蘭關、香囊記、子母冤家、倩女離魂、月下老定世間配偶、南西廂、殺狗勸夫、唐伯亨因禍致福、林招得)；
二、步戲摭談，從古代的踏歌，至宋元的轉踏、踏爨，作了全面的考查；
三、西廂記，馮沅君當年以存疑的態(tài)度，估計《金瓶梅詞話》中劇曲與清曲《西廂記》是南西廂，本書則考定為北西廂：
四、第65回“十節(jié)目”淺探，除“天王降地水風火”待查外，余均非戲曲而為“百戲”；
五、曲藝資料輯釋，對門詞、平話、道情、貨郎兒等均有所輯錄闡釋。
二是“《金瓶梅詞話》中詞曲箋?！保謇沓鰡吻?/span>140首、套曲50套，并對128首詞曲作出箋校。
三是“《金瓶梅詞話》中部分韻文箋?！?，韓南當時列出《金瓶梅詞話》與《水滸傳》相同的詩詞23條22首，黃霖后來列舉出54條，本書則統(tǒng)計出70余首，加上與其他話本小說相同的詩和韻文，約有八、九十條，并對其中83條作出箋校。
正如劉輝為該書作序所說：“考核精細，嚴謹不茍”，“作了一次有意義的集大成工作”。
周鈞韜則用30萬字，考證了250個問題，分為宋明史實、《水滸傳》、話本擬話本、戲劇劇本、民間散曲小調等5類，對韓南《金瓶梅探源》作了全面的發(fā)揮，其考錄全面，論析獨到，與蔡著以及孟昭連《金瓶梅詩詞解析》可同為《金瓶梅》溯源的壓臺之作。
《金瓶梅》對明末清初人情小說的影響，特別是對《紅樓夢》的影響；
《金瓶梅》作為近代小說的先聲，對有清一代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
《金瓶梅》的續(xù)書；
《金瓶梅》的翻譯、改編與傳播等問題自然也是源流問題，即如《金瓶梅》與《紅樓夢》的關系，研究專著近10部，另有蔡國梁、盧興基、祁和暉、王平、梅新林、葛永海等人的《金》、《紅》比較論文多篇，雖多有創(chuàng)見，缺略之處，所在甚多，均有待來者。
《金瓶梅詩詞解析》
十、關于《金瓶梅》文化的懸案與論爭
文化問題是近十年“金學”園林的一道新的景觀，是《金瓶梅》研究傳統(tǒng)方法的突破與擴大。
陳東有《金瓶梅——中國文化發(fā)展的一個斷面》一馬當先，正如其出版說明所言：“本書是'金學’的新成果。
作者力圖跳出傳統(tǒng)的道德評價的樊籬，把《金瓶梅》這部名著放到大文化的背景里去掂一掂份量，把它放回到文學的園地里去品評其價值，從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科技、民俗和性等方面對它進行了交叉式的研究……可說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
如果說“瓶內學”、“瓶外學”都是“瓶體學’，那末“金瓶文化”便是“瓶上學”。
瓶體學的研究對象是文本的具象，這是感性的積淀；
瓶上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化的抽象，這是理性的升華。
其后，僅專著就有二、三十部之眾，可說是構建出一座金學的“世界奇觀”。
這些著述一般都能脫離評點式或印象式或考據(jù)式或單一式的傳統(tǒng)，而從宏觀的背景，采用多側面、全方位的研究視角，造成多角度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往往觀點新穎，令人喜出望外。
王啟忠《金瓶梅價值論》與霍現(xiàn)俊《金瓶梅新解》前后呼應，鍛造扣接成這一發(fā)人深思的金瓶文化的鏈條。
王啟忠認為“《金瓶梅》是一個特殊存在，一種難以比擬的特殊的文學現(xiàn)象，……應是一部真正的政治小說、經濟小說、文化小說，一部全面描寫人的生命現(xiàn)象的小說，也是一部蘊含著豐富厚實的變革形態(tài)、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小說”，所以他從價值的角度入手，側重分析《金瓶梅》“地位的特殊、存在的特殊、流傳狀況與接受方式的特殊”，以及由“上述諸種特殊形態(tài)綜合之力構成”的“特殊的'金瓶梅現(xiàn)象’”。
霍現(xiàn)俊認為“西門慶是一個整合形象，……是16世紀晚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官僚資本家的典型”，而不是商人。
陳東有 教授
寧宗一 教授 （肖像畫）
《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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