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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計4690字）

一、引言

20世紀的《金瓶梅》海外研究大概形成了兩個中心，一是以日本為中心，一是以歐美為中心。日本的代表學者有小野忍、日下翠、鈴木陽一等人，他們在成書年代、版本、影印過程等基礎文獻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歐美的代表學者則有夏志清、韓南、浦安迪、柯麗德等人。這些歐美學者有的重視不同版本之間的區(qū)別，例如韓南的《韓南中國小說論集》曾特別關注過《金瓶梅》的手抄本，而浦安迪則比較注重萬歷本和崇禎本的各自特征。另有一部分歐美學者比較注重對小說意蘊的探究。其中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對《金瓶梅》的解讀更接近于傳統(tǒng)的對故事情節(jié)和故事含義的介紹;而其他歐美學者則采用西方文論的一些視角方法進行文本分析，例如浦安迪和柯麗德，他們以古代評注去探究文本內(nèi)涵，并且采用語言學的某些方法對《金瓶梅》文本語言的隱藏意義進行探究。總之，日本學者和歐美學者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長，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他們的研究方法進行反思，也可幫助我們在新的視角下對《金瓶梅》進行研究。

二、收藏與考證——以多位日本學者的研究為例

在《金瓶梅》的海外研究中，日本學者比較重視《金瓶梅》作者、成書年代、版本等基礎層面的研究，在文獻方面有重要價值。日本學者經(jīng)常會在論文當中提到一些流落海外的《金瓶梅》文獻，這就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野。比如小野忍在他的文章《<金瓶梅> 解說》當中就提到日本的日光輪王寺“天海藏”藏有題名《金瓶梅詞話》的本子，此外京都大學和其他一些日本大學也藏有一些殘頁。學者長澤規(guī)矩也從“日光輪王慈眼堂藏書目錄抄出”發(fā)現(xiàn)了有關“金瓶梅詩話十六卷”（他指出此版本與東京毛利氏家藏本一致）的記載。我國學者王古魯也正是在輪王寺影印了大量古書，由此傳播到中國。（長澤規(guī)矩也有篇文章就叫《<金瓶梅> 影印的經(jīng)過》，詳細介紹了王古魯影印的過程，但是其中難免帶有對中國人的偏見和狹隘的民族色彩，比如他稱王古魯?shù)挠坝∵@種“死乞白賴和厚臉皮的行為實在令人為難”。）此外鳥居久晴的文章《<金瓶梅> 版本考》等論文則對“詞話本”和“小說本”等版本的源流系統(tǒng)進行了細致的整理考辨，堪稱經(jīng)典。鳥居久晴關于《金瓶梅》的版本接連寫了四篇專門論文，分別是《<金瓶梅> 版本考》、《關于< 繡像金瓶梅>》、《<金瓶梅> 版本考再補》、《<金瓶梅詞話> 版本考補說》。這幾篇論文介紹了詞話本最早的源頭是萬歷丁已序的北方刻本，而且指出這個本子是1933年北京的一個書店在山西省發(fā)現(xiàn)的，后被北京圖書館收藏。另外，鳥居久晴對當時翻印這個原始版本的影印書目也進行了梳理。鳥居久晴又指出慈眼堂藏書也有一個萬歷丁巳本，雖然這套書秘藏不對外人開放，但是鳥居久晴還是點明這套書應該是崇禎年間出版，與北京圖書館的藏本是異版。日本學者對于文獻版本考證的樸實學風和注意細節(jié)的精神令人敬佩，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學者經(jīng)常相互之間進行信息交流，比勘版本，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補充。例如在長澤規(guī)矩也發(fā)現(xiàn)《金瓶梅》慈眼堂藏本和毛利本一致之后，又有人把這兩個版本和鳥居久晴提到的北京圖書館藏本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毛利本居然又與其他兩個版本有細小差別。接著日本學者上村幸次便又對毛利本的流傳進行了一番梳理，題名為《關于毛利本< 金瓶梅詞話>》。

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日本學者對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是拼圖式的，他們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補充，從而使這一領域的研究更加完善。

在日本學者中，日下翠的論文《<金瓶梅> 成書年代考——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批判>》頗有特色。對比吳晗和日下翠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學者研究思路的相似，也能看出中日兩國學者在類似的研究思路下，征用文獻材料的差異性。吳晗根據(jù)《金瓶梅》當中“馬價銀”內(nèi)容，對照《明史·兵志馬政》的相關記載，推斷《金瓶梅》成書年代大約在萬歷年間。而日下翠則采用《明實錄·世宗實錄》當中關于“馬價銀”的記載，推斷出《金瓶梅》大約在嘉靖時期出現(xiàn)，他指出“，《金瓶梅》中的馬價銀問題，與其說是反映了借用已經(jīng)慢化了的萬歷時期的事情，還不如說是反映了具有臨時剛增加的嘉靖年間的事情比較自然”。①那么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在推斷《金瓶梅》成書時間時，我們究竟主要依據(jù)《明史》記載為主，還是依據(jù)《明實錄》？兩者似乎都可靠，但實質(zhì)上又都不可靠。因為日下翠和吳晗雖然對歷史材料的選擇不同，但考證思路是一樣的，即都是根據(jù)小說中反映的歷史現(xiàn)象去比對歷史記載，由此推論出成書時間。但是小說文本卻不是精確的當時的歷史材料匯編，小說反映的歷史現(xiàn)象是廣闊的、模糊的，與歷史記載的精確性相悖，這是用歷史材料對比小說敘述的基本矛盾。事實上，日下翠的論文中也點到“馬價銀”在嘉靖之前的成化、弘治年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那么他斷定《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代情況似也有不妥。與此類似的考證還有對書中“宦官”和“佛教”現(xiàn)象的考辨。吳晗和日下翠都在根據(jù)《金瓶梅》當中宦官和佛教問題表現(xiàn)的嚴重程度來對應一定的歷史時期，但是宦官當政、佛教的流行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存在，我們很難界定哪些階段是問題的“嚴重時期”，哪些階段是問題的“緩和時期”，由此推斷出小說出現(xiàn)的歷史時間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日本學者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為我們提供不同的文獻視角，讓我們能看到《金瓶梅》成書年代的多種可能性，并且進行更精確的斷代。例如吳晗根據(jù)《萬歷野獲編》，把《金瓶梅》的成書時間下限斷在萬歷三十四年。但是日下翠則根據(jù)袁宏道給董其昌的信將斷限遠遠提前，這就顯現(xiàn)出日本學者運用文獻的靈活性，值得我們借鑒。

三、結(jié)構(gòu)與語言——以浦安迪、柯麗德等人對《金瓶梅》的研究為例

與相較于日本學者，歐美學者對《金瓶梅》的研究呈現(xiàn)出多點開花的面貌。其中韓南注重版本與素材來源研究，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有重合之處。法國漢學家雷威安和美國漢學家芮效衛(wèi)則致力于《金瓶梅》的譯介。而浦安迪和柯麗德則立足于結(jié)構(gòu)、意象等西方文論概念對小說展開解讀，給人比較大的啟發(fā)性。浦安迪的創(chuàng)見在于對《金瓶梅》結(jié)構(gòu)的分析，他看到了小說的篇章結(jié)構(gòu)和意象結(jié)構(gòu)。浦安迪敏銳地注意到《金瓶梅》“定型的100回長度問題以及這'百字所暗示的各種潛在對稱和數(shù)字圖形意義”，“小說敘述的連續(xù)統(tǒng)一性也常被劃分成很有節(jié)奏的10回一單元”。②“節(jié)奏”“、對稱”“、連續(xù)”顯然是帶有形式主義和結(jié)構(gòu)主義的描述，這種闡述使《金瓶梅》披上了后現(xiàn)代小說的色彩，讓人聯(lián)想到西方種種結(jié)構(gòu)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小說。浦安迪一直熱衷于探求這些章回數(shù)字背后的密碼，因為他看到了張竹坡在《金瓶梅讀法》中所提到的“100回是1回”這種說法。事實上，浦安迪在解讀《金瓶梅》的過程中借助了很多張竹坡評點的幫助。相對于小說的篇章結(jié)構(gòu)，在更深層次上，浦安迪提出了《金瓶梅》中的“意象結(jié)構(gòu)”這一概念，這同樣收到了張竹坡評點的影響。張竹坡有《金瓶梅》是“炎涼書”的說法，浦安迪則注意到了《金瓶梅》冷熱意象與瑣屑的生活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與冷熱意象的變化與人物活動相始終，不斷循環(huán)，由此形成一種意象的“迭代結(jié)構(gòu)”，也暗示著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走向（比如浦安迪注意到西門慶要去獅子街李瓶兒的住處過節(jié)，而獅子街恰巧是潘金蓮謀害武大的地方）。而且浦安迪熱情地為張竹坡的評注方式進行辯護，盡管張的評注方式為中國傳統(tǒng)保守的評注所不容。

但同時我們不僅要反問：浦安迪承認中國小說評注的偉大，同時又在張竹坡的啟發(fā)下進行現(xiàn)代視角的觀察，那么這是否反證了中國小說評注作為文學評論的獨立性及其與小說本身水乳交融的關系？那么我們真的還需要用現(xiàn)代西方文論的方式去解讀中國傳統(tǒng)小說嗎？

與浦安迪的研究類似，柯麗德也注意到了《金瓶梅》意象、語言表述所帶有的豐富意蘊。但是她并不像浦安迪從語詞引申出意象結(jié)構(gòu)的概念，而是把這種現(xiàn)象處理成一種語言的隱喻，由此她把《金瓶梅》中的一些語詞、句子稱之為“Puns”（雙關語）、“Puzzles”（謎語）（從語言視角入手，把《金瓶梅》的意蘊問題處理成語言隱喻，這是柯麗德的新穎之處，不過她的研究思路與浦安迪的“意象結(jié)構(gòu)”基本一樣，而且浦安迪的“意象”表述似乎也比柯麗德的“語言游戲”表述更接近中國文學的本真）。

柯麗德有一篇代表論文，在論文開頭她就旗幟鮮明地表現(xiàn)出對《金瓶梅》語言藝術的關注：“The verbal games in the Chin p'ing mei make the text a delight to read，and they engage us whether or not we accept the book'straditional remedies for social ills.”（英文引文均引自后文的參考文獻中對應的論文，下同）這種對“語言游戲”的關注已經(jīng)超越了讀者對小說本身社會意義的重視?？蔓惖乱蔡岬綍腥粘Ｉ畛霈F(xiàn)的瑣屑意象。與浦安迪一樣，她在張竹坡的引導下注意到了小說當中對“冷”和“熱”的描述，他們都看出來冷熱不僅代表自然的更替（這似乎代表著外國學者對《金瓶梅》文本的直觀感受），更代表人類家庭的興亡。除了“冷熱”意象，柯麗德把書中人物進行的日常活動本身就看成是一個巨大的隱喻，即腐壞墮落的家庭象征著日漸衰落的國家?？蔓惖?/span>在其論文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在此不再贅述。她指出，西門慶在效仿國家上層貴族的所為，西門慶的仆人又在效仿西門慶，每一個下層階級都是上層階級的象征，所有階級又都在破壞著儒家價值觀。她甚至認為西門慶不同出身的六位妻子象征著明代政府六部，這就有點牽強，明顯是在使小說材料符合自己的理論預設，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四、結(jié)語

總而言之，2000年之前的《金瓶梅》海外研究流派清晰，思路明確，呈現(xiàn)出異彩紛呈的樣式，許多觀點對我們的研究是有啟發(fā)性和指導性的。不過我們也需要發(fā)現(xiàn)其局限性，并且參照我國傳統(tǒng)的古代小說批評，這樣才能有助于我們研究《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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