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不是歷史，但小說反映時代，其中不免有作家的某些經(jīng)歷或歷史事件的滲入。我國古代小說中這類情況尤多，因此常常能給研究某些問題提供信息。
梅節(jié)先生據(jù)《金瓶梅詞話》第六十八回寫安忱治河的一段文字推斷《詞話》的成書年代①，予人以啟發(fā)。
《金瓶梅》一書寫西門慶勾結(jié)官府，經(jīng)商到致富，奢靡作樂。整個社會也是一片繁華富足，很少寫到民生疾苦。
實際上明代的山東河患頻仍，天災(zāi)人禍不斷。安忱以水司郎中的身份銜命前來山東治河，是當時歷史的反映。
小說中西門慶恭維這位新科進士“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這時，安忱有這樣一段回答: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北(圯)，南河南徒，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發(fā)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②
梅文據(jù)以判斷《詞話》的成書“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萬歷五年八月，可作定論”，甚至“還可推遲五年，定在在萬歷十年”。在目前《金瓶梅》成書的嘉靖說、隆慶(包括嘉隆、隆萬)說、萬歷說的三種主張中，可知是贊成萬歷說的。
成書時間的確定，可以幫助作者問題的解決。但梅文的上述論斷不無問題，，原因在于歷史考察的失實。今愿承其余緒，作一點探討。
《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
一、請注意“八府”的地域概念
《金瓶梅》里的安忱并非歷史實有的人物，但明廷為了治河，歷朝都委派過大小官員主持此事卻是事實。
《金瓶梅》的題材是從《水滸》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中敷演出來的，所以常常把情節(jié)牽掛到宋朝的歷史上去。“載運花石”是宋徽宗時的歷史，是樁遭后代唾罵的事。
《金瓶梅》說由于載運花石而“毀閘折壩”，借安忱之口作了譴責。在明代“毀閘折壩”，卻主要是黃河肆虐的天災(zāi)帶來的惡果，翻一翻《明史》即明了。
如《明史·河渠志》所載的一位河道官員所說，“黃河……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沖廣河身，為害亦大。”③可以為證。
在明代的河工中亦有“公私困弊”的問題，這里暫不作探討。值得注意的是，安忱所述的社會情況，確實是以某段歷史為其背景的。
梅文注意了“南河南徙”的問題，但卻把此處所說的“南河”定為“從泗州至清口這一段淮河”。
而“南徙”則“是指淮河原出清口東北經(jīng)云梯關(guān)入海，改變?yōu)闁|南從運口到高堰倒灌運河和山陽及高寶諸湖”。這樣一來，“南河南徙”造成的水患，就成為蘇北淮河地區(qū)的問題了。細按安忱的話卻并非如此。
安忱話中提到了“八府”?！鞍烁彼福?詞話)本身已有交代，見于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結(jié)豪請六黃”。
黃太尉駕臨清河，“八府官”前來迎候。書中列出的“八府”是東昌府、東平府、兗州府、徐州府、濟南府、青州府、登州府、萊州府。其中除徐州在洪武十四年已改為直隸州以外，包括了山東全部地方建制④。
徐州毗鄰山東，在河患的問題上與山東息息相關(guān)，“八府”的范圍實即整個山東。安忱所說的“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意在說山東地區(qū)所受河患之苦。
梅文“南河南徙”定在“淮安地區(qū)”，因此大大南移，出了山東地界，結(jié)果就成為南方鄰省的淮河改道，倒灌更南面的里運河，而北方的山東人卻遭了殃，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安忱明說“南河南徙”的結(jié)是“淤沙無水”，不是大水倒灌運河或浸漫陸地。由于史實的弄錯，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亂。
《明史》
二．“南河”與“ 南河南徙”的真象
“南河”指哪一條河，梅文列了三種解釋:一指北運河的南段，即“由瓜(州)、儀(征)達淮安”的一段運河。
這雖然也是見諸史書的一種提法，但一條南北走向的大運河，不可能存在這里所說的“南徙”的問題，顯然不會是指運河。
梅文的第二種解義為“指南河郎署所管轄地區(qū)”，這本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解釋，但又被當作運河而否定了。
作者著重于第三種解義，即把“南河”確定在從泗州到清口這一段淮河”的位置，這就產(chǎn)生了一系列的混亂。
“河”字一義，是從特指黃河的古義發(fā)展而來的。歷朝史書涉及全國范圍，每仍用此古義，所以我們應(yīng)首先注意黃河的問題。
這里的“南河”也是指改道以后的一條黃河水道。據(jù)《大清一統(tǒng)志》:“元時河(按此即指黃河)經(jīng)徐州與泗水合，至宿遷縣南(按屬古泗州)，又東經(jīng)桃源縣北，又經(jīng)清河縣南與淮水合。入淮處謂之清口(按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黃河)所奪也”⑤，所以這一段水流不屬于淮河，而是黃河“奪泗入準”的一條水道。
在明代，它是黃河的一段，明代下游的黃河主干，是經(jīng)過豐、沛、徐州至蘇北的邳縣、泗州而入淮再出海的一條水道。
《明史·河渠志》稱:“黃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寧中始分趨東南。一合泗入準，一合濟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絕、全河皆入淮”。這是歷史上黃河的一次大南徙。
此次南徙，開始于北宋熙寧年間。蘇軾貶官徐州時有《河復》詩一首，前面的小序即記載了熙寧時黃河南侵的情況。小序說：
熙寧十年(1077)秋，河決澶淵，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濟楚大被其害，彭城門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
這是一次大改道的開始。十二世紀末，金明昌時改道完成。此后，“合泗入淮”的一條，就成了黃河的主流，和我們今天在地圖上所看到的流經(jīng)濟南，從渤海出海的一條黃河下游干道不同。黃河重所從北方出海的河道，已是晚清咸豐間再一次大改道的結(jié)果，此后，流經(jīng)淮泗的一條河道，在近代地圖上就被稱為“廢黃河”了。
此和明代的情況正好相反。在明代，流經(jīng)徐州的黃河是正河，而北流的一條叫“故道”。所以在明清的歷史上有“南河”和“北河”的對稱。但在明中葉以前，北河并未絕流，沖決的情況也時有發(fā)生?！睹魇贰ず忧尽份d:
自正統(tǒng)十三年(1448)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后經(jīng)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河從徐州出。隨浚隨塞，以是徐州以南不得飽水。
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記載:
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趨。
這里把“南河”反稱“故道”，因為對于明中葉的人來說.這條黃河干道，即從金明昌時代算起也已流了三百多年了。
大致說來，明朝從洪武開國到弘治時期，近一百二十年的時間，明朝的河患在于北決，即黃河沖入北流，河復故道，但故道實已淤阻，如此當必造成山東西北部的水災(zāi)，有時則是把運河的水帶走，直接出海，阻斷漕運。
如《明史》所說“河決而北，則大為漕憂”，令“徐州以南不得飽水”，南河“徐、呂二洪遂淺澀”。
這一時期明朝治河的重點在北部張秋、沙灣的決口地帶.直到弘治七年(1494)負責河工的副都御史劉大夏分階段大力整治。
采取了比較有效的辦法，才控制住這一北決的長期困擾明廷的問題。慶賀之余，張秋也從此奉敕改名為“安平鎮(zhèn)'。
張秋、沙灣的決口雖有了控制，但河南上游仍常有決口的河水朝山東沖來，所以到弘治中期至嘉靖末，河患的重點南移到南北二流間的屬于山東西部的三角地帶，這是明代河患的第二個時期。
這一時期雖仍有北決，但已不如前期嚴重，同時也開始了黃河的南徙。其河患的特點是三角地帶河水泛濫，浸漫河湖，泥沙淤填，如嘉靖六年的一次泛濫，造成“沛地淤填七八里，糧艘不進”，漕運受到阻滯。
這一年，朝廷派盛應(yīng)期為總督河道右都御史，開始在昭陽湖東側(cè)另開一條新河，以避黃河之害。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河重不如前期嚴重，在弘治至嘉靖初期能夠“運舟通利者數(shù)十年”。
這時明廷的治河方針是一面“障河北徙”，一面“引水南流”，但北障南引的結(jié)果是加劇了黃河本已開始的南徙的進程。
南河南徙在弘治中已開始了。
據(jù)《河渠志》記載，開始是上游“與黃河別支會流，經(jīng)宿州、睢寧，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淮河”，出現(xiàn)了“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的現(xiàn)象。
這是弘治十一年(1469)的事。此后情況愈益嚴重，“自嘉靖六年(1527)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長淮，而梁靖口、趙安寨二支各入清河，匯于新莊閘，遂灌里河……河淮既合，普之為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span>
所以才有梅文引天啟《淮安府志》所謂“北河黃源入口”處的清口淤塞，形成“南河北超之勢”。這是站在淮安的地理方位來稱呼南北的，實際上這里的“北河”即是那條經(jīng)過徐、沛的黃河干道，而這里的“南河”則指由“渦河直下長淮”、經(jīng)過“南徒”形成的黃河新道。
“南河北超”是指由渦河入淮的河水流量超過了流經(jīng)徐、沛的“正河”。
嘉靖十九年的一則記載是:“南河南徙 ，決野雞岡(在河南睢縣北)，由渦河經(jīng)亳州入淮。”
此時，河水“入徐、呂者亦僅十之二”。所以，從以上史料看，《金瓶梅》所說的“南河南徙”，是指明代弘治、嘉靖年間流經(jīng)徐呂的黃河的改道，黃河下游的干道向山東以南的安徽、蘇北轉(zhuǎn)移。
此后，明代治河的重點也開始轉(zhuǎn)向淮安地區(qū)。但已是隆慶至明末的七十余年的事，進入了明代代河患的第三個時期。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描述的黃河水患，正是明代河患第二個時期的嘉靖年間，山東地區(qū)發(fā)生的真實情況。
《大清一統(tǒng)志》
三、“新河”的開鑿和得名的時間
明代在治理黃河，溝通漕運的過程中，開掘了許多新河渠，其著于史書而較重要的，可舉出以下幾條:
《河渠一》：“（景泰四年)五月，大雷雨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運盡阻。帝復命璞(工部尚書石璞)往，開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亦筑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通舟。
《河渠一》:弘治七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劉大夏奉命治河，“即(張秋)決口西南開(越)河三里許，使糧運可濟……又浚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余里，導使南行，由中牟、穎川東入淮?！?/span>
開鑿這條新河的建議，最早是由左都御史胡世寧于嘉靖七年(1528)提出來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明中期處于北流故道(北河)和正河(南河)之間山東地區(qū)長期水患的問題。
這一建議，得到朝廷和許多河道官員的贊同。當即由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yīng)期負責此項工程。挖掘時間，“會旱災(zāi)修省，言者請罷新河之役?！?/span>
當時沒有完工，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余里運道俱淤”。
奉命治河的工部尚書兼理河漕的朱衡力主繼續(xù)開掘這條新河。經(jīng)過了兩年的努力，終于完成了這項工程。
《河渠三》記載說:“隆慶元年(1567)五月新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新河自留城西北，經(jīng)馬家橋、西柳莊、滿家橋、夏鎮(zhèn)、楊莊、硃梅，利建七閘，至南陽閘合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span>
但據(jù)《朱衡傳》的記載全長則為194里，這一測量可能比較精確。簡單地說，新舊兩河、以微山湖、昭陽湖、南陽湖為界，舊河在湖西，新河在湖東高阜地帶，可免西來水患。這條運道，一直通行到清成豐年間黃河再次大改道。
《河集一》:“三里溝新河者，督清都御史應(yīng)槚以先年(嘉靖三十年)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水以濟運。”位置在淮泗交會處。
隆慶以后，南河南徙的結(jié)果，漕運的主要障礙也南移。運河、黃河“合泗入淮”的一段，成了治理的重點河段。
史書的說法是“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即運河也”。所以常常發(fā)生河決泛濫、漕運受阻的問題。治理過程中，一種主張是高筑兩堤“防河之出”(防止河水決口)。
但這種辦法雖經(jīng)實踐而未有根本成效，于是采納了另一種“改浚一河以為漕計”的主張。經(jīng)過努力，終于挖出了這條通濟新河?！?天啟)五年四月工成。運道從新河(通行)，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全長57里。
以上排列，反映了一個時間順序，代表明代治河的重點逐漸向南推移的趨勢，《金瓶梅》時常提到有個“新河口”的地方。
“出郊五十里，到了新河口”(第49回)，在清河縣南，可以從這里乘舟入運河。西門慶接送官員，夥計們下江南采辦貨物，都是從這里起程的。
這個新河口，靠近張秋和沙灣，應(yīng)是早期開鑿的河道。它雖是文學描寫，但與現(xiàn)實基本符合。
以上還告訴我們，明代與漕運有關(guān)而開鑿的新河不止于昭陽湖東的一條，要判斷《金瓶梅》所寫的屬于哪條，需作必要的論證。
首先確定，它應(yīng)是屬于“八府”地區(qū)的三條，其中長度最長，沿河有許多城鎮(zhèn)閘壩，可以按《金瓶梅》的說法，用“新河一帶”來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應(yīng)期開鑿的一條。
此外，可以確證《金瓶梅》所說的是這一條新河，安忱的話，本身也提供了內(nèi)證。
讀者注意到他舉到運河一線的許多城鎮(zhèn)閘口，連南旺、沽頭也提及了，卻沒有一處是屬于全長一百九十余里的新河沿線的城鎮(zhèn)，如南陽、魯橋、夏鎮(zhèn)、留城等，因為它以“新河一帶”一筆帶過了。此可證“新河”指的就是這段運河。
《金瓶梅詞話》
四、安忱治河所反映的年代向題
朱衡續(xù)開新河竣工在隆慶元年(1567)。從盛應(yīng)期開鑿，到隆慶元年竣工.前后遷延了三十九年，那么，《金瓶梅》里提到這條“新河”，所反映的事件，應(yīng)屬于哪段時間呢?是不是必定要等新河竣工，即隆慶元年以后呢?
因為盛應(yīng)期于嘉靖七年開鑿新河，工程浩大，牽動了山東各州府的人力物力，當時已被稱為“新河之役”。
雖然“工未及半”而停止，但新河及閘壩等水利設(shè)施，應(yīng)已具雛形。直至三十余年后，朱衡于嘉靖四十四年前來為治河而視察的時候、發(fā)現(xiàn)“舊渠成陸”，但“故都御史盛應(yīng)期所開新河，故跡尚在”，為了省工省力，所以才決定采取繼續(xù)開鑿原來那條新河的方案。
所以，一條長達一百數(shù)十里的“新河”與“新河一帶'的地理概念，在朱衡重新動工以前必定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而且安忱對西門慶所說的那段話本身也已提供了證明。
他說“新河一帶”的闡壩，與前面所舉的瓜州、南旺、沽頭等地的水利設(shè)施一樣?！敖詺膹U圯”。
兼之“南河南徙，淤沙無水”，這是盛應(yīng)期所開新河舊有工程長期廢棄擱置以后的現(xiàn)象，而朱衡續(xù)開此項工程，又“引鲇魚、薛沙堵水入新渠，筑馬家橋堤以遏飛云橋決口”，“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span>⑥
新河鑿成，“漕運乃大通”。隆慶時的這種情況不符合《金瓶梅》描寫?！督鹌棵贰贩从车氖羌尉改觊g的事。
其次，我們還要注意安忱一番話所捕寫的是“南河南徒”以后， 山東西部地區(qū)的干早現(xiàn)象。
查《明史》山東雖然歷遵河患，但自己至嘉靖初，還是有數(shù)十年運河暢通的時期，但南河南徒的趨勢，已經(jīng)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此可以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朱裳的話為代表。
他有條陳說:“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然未有數(shù)十年不變者也。一且他徙，則徐、沛必涸。宜大浚山東諸泉以匯于汶河，則徐、沛之渠不患干涸”。
但實際上這一后果當時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來了。接朱裳之任的總河副都御史劉天和就說得更直接，他說:“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道通利者數(shù)十年，面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沖廣河身，為害亦大。今黃河即改沖，利去而害獨存，宜浚魯橋至徐州二百余里之淤塞?！?/span>
這是黃河南徙后，利去而害存的轉(zhuǎn)變。所說的“廢壞閘座”等等，幾與《金瓶梅》里安忱的話完全相同。
從此，山東的治河方針也有所調(diào)整，從防河之溢改為引水灌河。具體有三大措施:
一、首先是停止筑堤壩等防河外溢的措施。劉天和說:“魯橋至沛縣東堤，舊議筑石以御橫流，今黃河既南徙，可不必筑?！?/span>
二、引黃河上游的水流回到北部原來的河水干道(南河)。嘉靖十六年冬總河副都御史于湛建議開“諸口上流四十里……入舊黃河(南河)，截渦河水入河(也指南河)濟洪(指徐、呂二洪)?！奔尉甘四暧钟腥颂岢鰪牧硪粭l路線“且灌徐、呂”的辦法。
三、為了保證漕運暢通，有人提出了“浚山東諸泉以濟運”的辦法。
嘉靖十九年，“淤沙無水”的情況更為嚴重?！包S河南徒，決野雞岡，由渦河經(jīng)毫州入淮，舊河口俱塞……入徐、呂者亦僅十之二”，二洪干涸。當時督理河漕的王以旗還說昭陽湖(按應(yīng)即為《金瓶梅)所說的“新河一帶”）竟也“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shè)湖之意”。
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黃河南徙，舊閘口俱塞，惟孫繼一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之大者?！?/span>
黃河南徙在山東造成的上述災(zāi)害，一直延續(xù)到嘉靖二十一年，此后二十二至二十五年缺乏記載。大約屬平年，無重大水旱災(zāi)害。二十六年以后大變，重又發(fā)生“河決曹縣”，“河決徐州”，以至四十四年發(fā)生沛縣大決口，“散漫湖坡，達于徐州，浩渺無際”的現(xiàn)象。大河由干涸重新出現(xiàn)決口和泛濫，不符合《金瓶梅》所說的情況，所以可以排除嘉靖二十一年以后的一段時期。
“河變極矣”，固然是黃河本身的特點，但也與這幾年治河時著重引河北流不無關(guān)系。
從山東已有一條未竣工的“新河”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至二十一年(1542)，這正是《金瓶梅》六十八回安忱治河所反映的一段歷史真實。九年中山東的情況和黃河的特點，與小說的描寫完全吻合。
明代大臣 朱衡
五、對《金瓶梅》的成書與作者的推斷
安忱治河反映的歷史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由成書的上限，則應(yīng)在盛應(yīng)期開考新河，山東有了“新河”這一地理概念，也即嘉靖七年(1528)以后，其成書的下限，我們也可以推定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新河重新動工以前。
《金瓶梅》寫安忱治河對山東河患的描述很真切，不是親歷其境難有如此感受，而且感慨萬端，這是河患久治無效的反映。但安忱這個人物寫得很特別，細心的讀者必定發(fā)現(xiàn)，這個人不僅虎頭蛇尾，而且紅臉變成了白臉。
他奉朝廷圣命前來治河，向西門慶慷慨陳辭，說到“公私困弊之極”時頗帶憤激。
說到“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似乎很同情百姓，后面發(fā)出“大覃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的感慨，流露了他對積弊之深的不滿。
聯(lián)系到前面，寫他身中鼎甲，只因無辜受讒，使他丟了到手的狀元，感到此人胸有才識，尚存正義。
他仕途受挫，又令人同情。此次奉命來山東，正如西門慶所說:“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
他本應(yīng)不辱使命，從小說來說，作者對他此任的結(jié)果，也應(yīng)有個具體交代才合乎情理.遺憾的是沒有，遍尋此后的章節(jié)，只是在第七十回“西門慶工完升級”一節(jié)，皇帝下的“奉迎神運”的詔書中敷行了幾句，但也只是提到對于受“公私困弊”之擾的百姓要加以撫慰，“所毀閘壩”，著令“修理”之類，實際等于什么都還沒有做。
讀者期待了解的問題:安忱是怎樣解決“南河南徙”以后，山東大面積千涸缺水的問題的?又，漕運是否通暢?
這些，小說卻都未作交代。本來應(yīng)慶祝河工告成，卻變作一紙“奉迎神運”的獎勵。
安忱的名字列在太師太尉等一大串官員之后，略附驥尾，著升一級。而這位升了一級的朝廷命官，卻一為西門慶的座上?？?，類似清客幫閑，無所事事，情節(jié)有頭無屬，物性格的發(fā)展缺乏內(nèi)在的邏輯的合理性，這簡直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問題。
《詞話》本確實存在許多語言和藝術(shù)上的缺憾，但像這樣大的粗疏，似乎還有另一層原因。筆者懷疑，這一情節(jié)上的紙漏，似乎與成書的時間不無關(guān)系。
前面，筆者給《金瓶梅》的創(chuàng)作推定在嘉靖七年至嘉靖四十四年間的三十七年內(nèi)，但一部小說的寫作其實不會遷延如許時日。以其最合適的時間，當為嘉靖二十年(1542)至三十年(1551)，即安忱所說山東的那種全面的河患行將結(jié)束時開始動筆。
約十年后輟筆。以“嘉靖說”中最受關(guān)注的兩個人物李開先(1502-1568)和王世貞 (1528- 1590)二人來說，自然是李開先更為怡當。
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王世貞尚處于14歲至23歲的青少年，而李開先則已年近不惑，進而知命，以其山東的鄉(xiāng)情，仕宦閱歷，都是非他莫屬的。
嘉靖二十年，李開先恰好罷職回鄉(xiāng)，在山東章丘閑居。此后的一段時間，是 他創(chuàng)作的旺盛時期，傳奇《寶劍記》等都撰作于這一時期內(nèi)。
他在這一時期籌劃和創(chuàng)作《金瓶梅》自有極大的可能。但也可能有人要問，他逝世于隆慶二年(1568)，身居山東，耳聞目睹家鄉(xiāng)發(fā)生的事，身受山東發(fā)生的干旱缺水之苦，寫到了安忱奉命前來治河，為什么不給他一個結(jié)局?為何不把作者自己逝世前完成的新河工程(他完全知道這項大工程，見后)，這一項百姓們額手稱慶的事反映到里面去呢？
原因就在于此前他已完稿或輟筆，至少安忱的故事，他已寫出來了。其間存在著一個時間差。
因新河工程重新開工于嘉四十四年，按工于隆慶元年，這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卜鍵《李開先年表》說他“是年秋，脾病大作，臥床不起”⑦，自然已無力動筆。
即使他不染此沉疴，《金瓶梅詞話》地也已成稿，改動非易。但他身居山東，關(guān)心家鄉(xiāng)頻年的河患和天災(zāi)，有他的《閑居集》首卷第一首四言古詩為證。
詩題《大河久旱而雨，志喜也……》就表達了他的這種感情，茲錄首二章于下，
大河涓涓，高山童童，道多渴死，民乃困窮。誰知離亂，即于我躬。
大江之南，太行這東。久遭金革，旱當蘊隆。三年于茲，千里其同。
“三年于茲，千里其同”，是說干旱時間之長，范圍之廣，確實是令人震驚的。早則由于缺雨，但詩題作“大河久旱”，久旱，干涸缺水也。
作為下游的黃河，達到這樣的程度，必定還需具備另一個條件，即上流斷源的問題，不然滔滔黃河必不致于變?yōu)椤颁镐浮奔毩鞯?，這正是李開先罷職回鄉(xiāng)以后，“南河南徙”，山東河水干涸的實際情況。
加上詩中說的，“道多渴死，民乃困窮”，可知災(zāi)情的嚴重。這些，都使我們聯(lián)想到《金瓶梅》里安忱說的“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一類話。
李開先關(guān)心家鄉(xiāng)的河漕問題，也注意到了朱衡的新河工程.他的《閑居集》所收.他晚年寫的《賀長山尹馮通山榮膺河道獎勵序》 文，就是有關(guān)這一工程的。文章開始即說:
漕運猶人身之血脈，必血脈貫通，而后五官六府、各宣其能，元氣可保無虞。歲在乙丑，沛縣以南數(shù)百里，俱為巨浸。漕運阻塞，血脈停凝，識者咸有元氣之慮。
朝議推擇一二大臣上請，乃以鎮(zhèn)山朱尚書總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士人皆謂“通里河可以濟運”。兩公上下相度……舊河似難開浚，而白洋淺一帶尚可施工。⑧
這是一篇應(yīng)人之請寫的賀文，祝賀長山縣尹馮通山在河工中榮膺褒獎。他借此發(fā)表了對漕運問題的看法。乙丑為嘉靖四十四年，文中的朱鎮(zhèn)山就是當時任工部尚書兼理河漕的朱衡。
可知李開先晚年，備悉當年發(fā)生的山東西部的黃河決口和朱衡續(xù)開新河的事。
但《金瓶梅》如果是他寫的，而他竟未能反映到小說中，也并不奇怪，因為小說可能此前已經(jīng)完稿，或者因為年事已高而輟⑨，無法或無力再對一部已完成的大著作改筆，這一情況，在《閑居集》里也可以找到證明。
《閑居集》
涉及朱衡其人，李開先還有《巡撫朱鎮(zhèn)山祠堂記》一文。
這是應(yīng)鄉(xiāng)人之約，為朱衡建立生祠寫的應(yīng)酬文章。文中備列他為官業(yè)績，但對他完成“新河”的壯舉卻只字未提。
原來朱衡“今方五十四”，他享年七十三，人還健在，寫在續(xù)開新河工程的前一年，此和《金瓶梅》寫安忱治河虎頭蛇尾沒有結(jié)局的情況類似。
《金瓶梅》同樣寫在朱衡完成新河工程以前，如果換一位晚于李開先的作者來寫，一項堪稱壯舉的新河工程已經(jīng)完成，《河渠志》所說新河一帶的馬家橋，西柳莊等七座閘口已不是處在“毀壞廢圯”之中，而是漕運暢通，那么，安忱治河就必然會有個不辱使命的交代，這個人物也可能就不致于如此無聊了，這應(yīng)是順理成章的事。
注釋：
①《<金瓶梅>成書的上限》《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下同。
②據(jù)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萬歷丁巳東吳弄珠客序本《金瓶梅詞話》，事見68回。梅文注云用日本大安株式會社1963年版本，事在第66回，應(yīng)為68回之誤。
③見《明史·河渠一》。以下不注明出處的引文俱見《明史·河渠志》。
④見《明史·地理志》其中的東平原為府，后降為州，隸于濟南府。
⑤《大清一統(tǒng)志》六十四“淮安府”。
⑥見《明史》河渠志和朱衡傳。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皆同。
⑦卜健《<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路工輯?！独铋_先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
⑨卜健《<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提出《金瓶梅》可能是李開先的一部未完成稿，有年高輟筆或無力修改初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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