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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光:二十八宿研究
二十八宿體系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重大創(chuàng)造。它是把全天連續(xù)通過南中天的恒星分為二十八群,各以一個字來命名。這就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自古以來,人們就根據(jù)它們的出沒和中天時刻以定四時,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
對于二十八宿,爭論非常多。近代不少中國和外國的研究者曾經(jīng)過這個恒星分群體系發(fā)表了大量文章,涉及到二十八宿的特征、分群依據(jù)、起源地點、產(chǎn)生時代等諸多方面。我國科學史界老前輩竺可楨曾寫過《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其中綜述了各派研究者的觀點。近年來,夏鼐的《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也提供了討論二十八宿的大量資料。
研究二十八宿的大量文章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材料是豐富的,但是還未做到有系統(tǒng)地依據(jù)材料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走進理論的領域。二十八宿體系,是隨同我國早期天文學一起誕生和發(fā)展的,它反映了先秦甚至直溯奴隸社會的我國早期天文學的若干重要思想的形成。從二十八宿的來龍去脈,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天文學是如何一步一個腳印地形成自己獨特的體系的。這是一個與西方、中近東和南亞天文學迥然不相同的體系。因此,我們嘗試從整個古代天文學歷史的廣闊背景上,重新探索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
一、有關(guān)二十八宿的幾個問題
有關(guān)二十八宿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這里略作歸納,使得爭論的焦點突出,眉目清晰,便于研究。
第一個問題是:二十八宿劃分的依據(jù)是什么?
我們知道,古代巴比倫天文學把黃道劃分為十二宮,這是因為每個回歸年有十二年月,太陽沿黃道周年視運動,每月進入一宮。這個黃道十二宮體系為希臘天文學承傳下來,一直使用至今。我國二十八宿體系與歐洲迥然不同,自古以來,不少人就認為是月躔(chán)所系,即月亮視運動的標志點。由于月亮在恒星背景上移行一周天(叫作月亮的恒星周期或恒星月)為27.32日,取其整數(shù),劃分為二十八宿,宿者,月亮每天住處也,也有稱為二十八舍的?!秴问洗呵铩A道》說:“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睎|漢王充在《論衡·談天》中也說:“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div style="height:15px;">
二十八宿是月躔所系或“日、月舍”的觀點在的(當)代有了進一步的發(fā)揮。日本新城新藏說:“蓋由間接參酌月在天空之位置而得以推定太陽之位置,是上古天文學一大進步?!睘槭裁词且淮筮M步呢?新城新藏自己解釋道:“夫于黃道附近之天空,以顯著之星為目標,自西向東畫設二十七或二十作個標制點者,乃全為研究月對恒星的運動,即為逆推日月在朔的位置而已?!笔智宄鲁切虏氐闹鲝埵?,二十八宿的劃分,是定朔日用的。因朔日月看不見,只能從“朏[fěi]”日(陰歷初三)。
英國李約瑟卻認為,二十八宿是標定望月的位置用的。因為望月和太陽正處于“沖”的關(guān)系,即黃經(jīng)相差180,由望月所在也可推知太陽的位置。因此,月躔法其實是間接的日躔法,二十八宿的作用和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是一樣的。李約瑟還主張,二十八宿這個數(shù)字,是取朔望月(29.53日)和恒星月(27.32日)的平均數(shù),是“量度月球運動的旋度標尺”。
我國的研究者也大都認為二十八宿是月躔所系。這似乎沒有太大爭議。但是,這一來馬上就帶來如下的問題。即:
第二個問題,二十八宿到底是沿在天球赤道還是沿黃道劃分的?
按目前在地球上的人布來說,二十八宿的“距星”——也就是各“宿”的一號星,在黃道上+10度以內(nèi)的,只有女、虛、危、觜、參、柳、星等七宿。不過我們要考慮到,由歲差的關(guān)系,在歷史上某個時候,二十八宿的距星必然有更多一部分靠近赤道兩側(cè)。竺可楨曾作過計算,認為公元前2300-4300年間,二十八宿中有18-20宿在赤道+10度附近。因此,大多數(shù)研究者都認為二十八宿沿赤道劃分天區(qū)的。支持這種說法的,還可以從古籍中得到旁證。較早的古書,如漢代的《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歷志》和雖成書于唐代,但據(jù)信包含有戰(zhàn)國時代天文學家石申的觀測材料的《天元占經(jīng)》,在標明二十八宿距度時,也是用的赤道度數(shù)。
但是,這又是和二十八宿是月躔所系相矛盾的。月亮視運動軌道——白道,與黃道密近,與赤道交角卻很大。如果二十八宿是標示月亮的視運動的,則應該沿黃道劃分而不應沿赤道劃分。在歷史上,沈括對這點也是持異議的。他在《夢溪筆談》卷七第129條中說:“循黃道,日近之所行一期,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今所謂距度星是也?!边@段話指明二十八宿是“循黃道?!庇腥苏J為黃道乃赤道之誤。因為沈括在同書(卷八第147條)說:“凡二十八宿度數(shù),皆以赤道為法?!钡钦J為,這并不是筆誤或沈括自相矛盾,因為這里只是講“度數(shù)”以赤道為法,恰好符合上述《準南子》、《漢書·律歷志》等書所記的赤道度數(shù),這里牽涉到一個我國自古以來首先采用的赤道坐標系的問題;而按沈括的意見,二十八宿的劃分,實際上還是沿黃道的。
關(guān)于二十作宿是沿黃道還是沿赤道劃分,近代也不是毫無爭論的。前面所引新藏一段話明指是“黃道附近之天空”,而李約瑟卻毫不猶豫地認為是“赤道上的標準點”。錢寶琮則認為我國古代有黃道二十八宿和赤道二十八舍兩種體系。問題并不象初看那么簡單,因為它又牽涉到:
第三個問題,二十八宿體系是什么時候形成的?
二十八宿全部名稱首見于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約公元前170年)。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準南子·天文為來自阿拉伯)。印度稱為“納沙特拉”(Nakshatra)、阿拉伯稱為“月站”(Nl-manazil)。這三種體系都是沿黃道或赤道把天空劃分為二十八個部分。甚至有人認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倫,然后分別傳阿拉伯、印度和中國。但是在巴比倫古代資料沒有找到任何有關(guān)二十八宿的痕跡,因此這種論點可置之勿論。李約瑟已指出過,阿拉伯“月站”體系不是對手,剩下只有印度的“納沙特拉”和中國的二十八宿體系孰先孰后,還需要討論一下。
印度的“納沙特拉”和中國的二十八宿,據(jù)竺可楨研究,距星相同者有九宿,距星雖不同而在同一星座者有十一宿,因此他認為同出一源。我國學者如郭沫若、竺可楨、夏鼐等,都認為二十八宿是自我國傳入印度。我們在《前言》中引用了新藏的話,他甚至認定是春秋中葉后,從中國經(jīng)中亞細亞而傳入印度、伊伯、阿拉伯。1997年中國天文學中整理研究小組和西南民族學院的同志在涼山彝族自治州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彝族當中也有二十八宿,他們初步認定,二十八宿傳入印度的路徑是經(jīng)由西南邊陲的。
無論說二十八宿體系源自中國,或源自印度,這兩個觀點在一個問題上卻是一致的,即都認為兩者同源。關(guān)于這問題是我想提聘個新的看法。盡管印度的“納沙特拉”和中國的二十八宿體系有不少相同之點,但是,如果較為客觀地看,相異之點更多,夏鼐已指出,印度有二十八宿和二十七宿兩種體系,更更多的是二十七宿體系,拿印度二十七宿體系與我國的相比,差別更大。印度二十七宿的廣度是相同的,而我國二十信宿寬狹卻極為懸珠。竺可楨也指出,印度“納沙特拉”的主星采用了很多亮星,一等星以上者竟達十顆之多,四等星以下的只有三顆;而我國二十入宿的距星卻大多是暗星,只有一顆一等星,而四訓》和略是的《史記·律書》中,亦有載列,只是名字稍有參差?!妒酚洝ぢ蓵芬远窞榻?,昴為留,畢為濁,觜、參為參、罰井為狼,鬼為弧,柳為注,星與張位置互換等。在更前(戰(zhàn)國時代成書)的《禮記·月令》中,只有二十五宿。唐代《天元占經(jīng)》里的石氏星表(如前所述,據(jù)信也是戰(zhàn)國時代的資料),二十八宿卻已全部載列。因此,可以認為,至遲在戰(zhàn)國時代,二十八宿卻已經(jīng)完備了。
但是這只是一個下限。它的上限在何時?竺可楨根據(jù)歲差,算出公元前2300-2400年,沿赤道10度的達18-20宿,那末,二十八宿如果是沿赤道劃分的話,是否形成于此時?另外,竺可楨也指出過,牛、女兩宿距星本來是牽牛(河鼓,天鷹座a)和織女(天琴座a)兩星座,后來才為今牛宿一(摩羯座β)和女宿一(寶瓶座ε)替代。但目前織女在河鼓西。不符合牛、女的順序,據(jù)計算,公元前2400年,河鼓在織女西。這是否意味著,二十八宿形于公元前2400年?
但是,說二十八宿整個體系形成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原始社會或奴隸制初期,論據(jù)學略嫌不足。竺可楨本人,后來又修改他自己的觀點。他于1951年說:“大概在周朝初年已經(jīng)應用于二十八宿”;在1956年,他認為,二十八宿的形成不會早于公元前四世紀。郭沫若則認為在戰(zhàn)國初年。錢寶琮認為黃道二十八宿成立于戰(zhàn)國,而赤道二十八舍則成立于春和。新城新藏認為,二十八宿形成于周初以前。而另一個日本人飯島忠夫則認為,二十八宿的劃分,是以牽牛初度為冬至點,按歲差推算,形成于公元前396-382年間,但是因為是以牽牛初度為冬至點個主觀意想為大前提出發(fā),因此實際上是最不科學的。公元前396-382年,即經(jīng)當石申的時代。在這以前,包括西周和東周的民歌集子《詩經(jīng)》,已經(jīng)提到火(心)、箕、斗、牽、牛郎、織女、定(室、壁)、昴、畢參等宿,即二十八宿中重要的恒星都已認識了,而在《周禮》(據(jù)信成書于春秋),甚至也已有二十八星的提法。
關(guān)于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也不是孤立的,這又和下一個問題有關(guān)系。即:
第四個問題,二十八宿起源于我國,還是自外國傳入的?我們在《前言》中已涉及這問題,這是中國天文學起源的爭論中最激烈的一方面。為什么呢?因為二十八宿的劃分,不但中國有,印度、阿拉伯、伊朗也有(伊朗的二十八宿體系一般傾向于認等以下的竟達八顆,鬼宿一甚至是一顆肉眼勉強能看到的六等星。這是兩個體系的一個重大差異之點,不知為什么往往被人忽略了,計多跡象表明,二十八宿和“納沙特拉”很有可能是根本不同源的兩個體系。我們有必要詳加討論。
還有第五個問題,是以前計多研究者尚末解決的,即:二十八宿為什么寬狹不等,而且大相懸殊?最寬的井宿達33度,而觜宿只有2度。沈括的說法是:“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保ā秹粝P談》卷八第147條)又說:“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保ā秹粝P談》卷七第129條)意思是選取距星時不問亮暗,也不問寬狹不等,主要是度數(shù)湊整數(shù)。這當然是很站不住腳的。因為既然不限亮暗,又不限在黃道或赤道上,可供選擇的星很多,為了各宿距星相距度數(shù)為整數(shù),完全無需弄得各宿寬狹差別如此懸殊。
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天文學家所感興趣的是天空的幾何學分區(qū),如果亮星對于他們的目的還沒有用處,便會放棄不用。”各宿寬狹不等也從屬于這個原則。這論點是來自早期研究二十宿的比約(J.B.Biot)的觀點,他認為,二十八宿廣狹不等,是因為選各宿距星的時候,要求這些距星與經(jīng)常可見的拱極星赤經(jīng)相同,所所謂“拴在一起,這樣,即使這些距量在地平線下,也可以由拱極星而推知它們的位置”。這說法部分地是正確的。但是有更多一部分距星并不與拱極星“拴在一起”。另一個早期研究我國古代天文學的德莎素則認為,二十八宿距星一定要遷取相配成偶,即赤經(jīng)相差1800,遙遙相對的,如有配奎、亢配婁等。這說法也部分是正確的,但不正確的地方更多。如井宿33度,而相對的斗宿只有26度和2度的?宿相對的尾宿卻達18度,差別更大。,德莎素認為,二十八宿分為四陸,即四個部分,反映了四季的星象,即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為春,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夏,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秋,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冬。我國黃河流域一帶的實際氣候,春、秋短而夏、冬長,所以東方七宿、西方七宿總度數(shù)比南方七宿,北方七宿總度數(shù)狹得多。這點并且是二十八宿體系起源于我國的證據(jù)之一。不少中國研究者也同意這一說法。
但是,單就各宿而論,寬狹不等則又這么懸殊,完全是一個懸而末決的問題。
最后,第六問題,是一個過去較少注意的問題,就是:二十八宿的距星為什么大多數(shù)是暗星。
就人類的認識規(guī)律而言,既然二十八宿是黃道或赤道上的標準點,當然就應當盡中能采用亮星。新城新藏甚至說:“以顯著之星為目標。”其實卻不然。前面已提到,原來是一等得的河鼓(天鷹座α)和零等星織女(天琴座α)竟被三等星的牛宿一(摩羯座β)t和等星的女宿一(寶瓶座ε)代替了。如果說,這是因為織女距赤道和黃道都過于遙過,那末,河鼓離開赤道甚至比牛宿一還近一些哩。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好些。心宿二(天竭座α)是一顆一亮星,自古以來就以“大火”著名,但在二十八宿體系中卻不用它作距星,而改用了三等星心宿一(天蝎座σ),兩者跟黃道、赤道的距離差不多是一樣的。軒轅十四(獅子座σ)這顆一等亮星正在黃道上,離赤道也不遠,卻不用作距星,,而采用了既遠離黃道又遠離赤道的四等小星張宿一(長蛇座)。畢宿一(金牛座ε)和畢宿五(金牛座α)都在赤道和黃道附近,卻寧可舍掉一等亮星畢宿五而選取四等小星結(jié)宿一作為距星。參宿是亮亮星群集的宿,其中參宿七(獵戶座β)是零等星,參宿四(獵戶座α)是一等星,卻都沒有被選作距星,而選用了一顆二等星參宿一(獵戶座ζ)。在《史記·律書》里,二十八宿包括狼、弧,狼即天狼。是全天最亮的星,但終于被一顆三等星井宿一(雙子座μ)取代了,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從整個二十八宿體系看,我們毋寧說,選擇距星時,有躲開亮星的傾向,即使早期已經(jīng)選擇了亮星的,在發(fā)展過程中,也盡量改用暗星。這實在是一個十分奇特的現(xiàn)象,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過去有人說這是為了盡量要求距星告近黃道或赤道,但上述許多例子反駁了這一論點。
二、二十八宿劃分的依據(jù)
二十八宿是月躔所系,并從月亮位置逆推太陽位置,不管是從“朏”往前推“朔”,或如李約瑟所說那樣,從望月推算其相對處的在陽,論據(jù)是十分不足的,因為,每個朔望月中只有一夜,即一回歸年中只有十二夜(考慮到置閏總是則有些年是十三夜)可用以推算太比倫的黃道博士上二宮就行了。二十八段劃分法是用不上的。而且,要推算太陽在恒星間的位置無需借助于月亮,盡可采用李約瑟所說的偕日出或偕日沒法(即觀測恒星的晨出東方或昏入西方)。李約瑟說:“古代最有名的產(chǎn)學觀測之一,就是古埃及對天狼星偕日出(預示尼羅河大泛濫)的觀測。竺可楨對此曾加以論述:“西方側(cè)重觀測晨星,如埃及以天狼星之東升為尼羅河泛濫之始,巴比倫以廣車星之朝覿,為一年之始,而中國則著重昏星”。這看法是頗有理由的,但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在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對木星、土星視運動的描述,都是指的“晨出東方”,即偕日出。而在較古的《夏小正》一書中,有“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xiāng)(向)”,“八月,辰則伏,參中則旦”等等,可見觀測晨星與觀測昏星是并重的。但在我國,最常用的并不是偕日出和偕日沒,也不是什么借助于月亮的沖日法,而是用昏、旦中星來測定太陽的位置。《呂氏春秋》、《禮記·月令》都采用了這種方法,舉例來說:“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即觀察初昏時參宿南中天,半旦時尾宿南中天由此推知太陽在參宿與尾宿中間的室宿??梢娢覈糯扑闾栁恢玫姆椒?,絲毫也不借此于月亮,與月躔無關(guān)?;蛘哂腥苏J為,國自古采用陰陽合歷,觀測月亮的高運動以定逆望周期至關(guān)重要,但是,與月亮的朔望周期有拳是月相,即月亮與太陽的相對位置關(guān)生活費,與恒星周期無關(guān)。即使要標定月亮每夜在恒星背景上的移行路徑,則一個恒星周期是27.32日比較接近27而不接近于28。而且,月亮在恒星間移行,并不是每夜都能觀測到的,朔日前后一兩天根本看不見月亮,也就無從標定其在恒星間的位置最后,我們還有一點要充分注意的,即:月亮在白道上運行盡管有遲疾,但總是每天約略13度左右,如果二十八宿是月舍,則其寬狹應基本相等,或相去不遠,決不至于有井宿寬達33度,而觜宿只有2度的情形。
由此可見,二十八宿是月躔所系的觀點,還值得斟酌。至少可以說,二十八宿的制定,不是起源于月亮的恒星周期。只是自古以來,相沿成習,近代人也異口同聲襲用下去。不過我們這里討論的只是中國的二十八宿體系。至于阿拉伯的“月站”,印度的“納沙特拉”,那又另當別論。尤其是“納維沙特拉”,如前所述,有二十七宿與二十八宿兩種體系,而二十七宿體系中各宿廣狹相等,倒真的有可以根據(jù)月躔所系劃分的。如此說來,中、印、阿的二十八宿體系更加可以證明是不同源的了。
三、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和發(fā)展
關(guān)于這個問題,大體上可以這樣回答:二十八宿體系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經(jīng)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們又要再次提到《尚書·堯典》的四仲中星。那里提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個時令,并各有一顆標志星:鳥、火、虛、昴。這四顆星,互相間的間距雖不是精確地相等,但大致是把周天劃分為四段的標志點。因此,它是二十八宿里最關(guān)鍵的星。
這四顆星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火”——即大火,也就是心宿二。這幾乎是我國所有古籍中處處提到的一顆星。最早,在傳說中就有“火正”黎,專司觀測大火。殷族先世的閼伯,就是“火正”出身?!断男≌凡坏小拔逶鲁趸璐蠡鹬小保矣小熬旁聝?nèi)火”這樣的記述。什么叫“內(nèi)火”?《周禮·夏官·司?》:“掌行火之法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nèi)火,民亦如之”??梢姟俺龌稹北硎净鹗蓟枰姡皟?nèi)火”表示火伏下——與太陽同沒,在這兩個時令都要舉行一定的儀式?!妒印飞踔琳f:“燧人察辰心而出火”——把觀察心宿的昏見而舉行“出火”活動上推至發(fā)明用火的傳說時代的燧人氏??赡茉际献迨且源蠡鸹枰姈|方作為夜事季節(jié)之始。此時尚是“刀耕火種”的年代,春耕的第一步就是放火燒荒,這也許就是“出火”的含義吧!《禮記·郊特性》有一句話可以為證:“季春出火,為焚也”?!蹲髠鳌防镉写罅筷P(guān)于大火的記事,其中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這一條格外有意思。據(jù)《詩·幽風·七月》孔疏引服虔回:“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大火中,大暑退,是為寒暑之候也?!比绱丝磥?,古人是一年四季都觀測大火的,昏中和旦中,都標示節(jié)氣?;柚泻蟛痪?,就是大火西流,即《詩·幽風》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更晚些時候,大火與太陽同度,看不見了,就是《左傳·哀公十二年》所謂:“火伏而后蟄者畢”——深秋了,蟲蛇龜鼠這類動物要蟄伏了。又再晚些時候;大火在太陽西面,于是晨見于東方,即《國語·周語》里所謂“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氣冷了,農(nóng)事已結(jié)束,于是,“凡土功,火見而致用”(《左傳·昭公廿九年》)——早晨看見大火升起,就要準備建筑工具去修筑城郭宮室了。最后,大火又名“農(nóng)祥”。所謂“叩農(nóng)祥晨正”(《國語·周語》),也就是上面說的“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此時“土氣震發(fā)”下——即大地開始有點解凍了;要準備春耕。請看,古人是一年到頭觀測大火,并以之作為日弓生產(chǎn)活動和日常生活的日程表的!
昴宿和虛宿沒有大火那樣著名,主要是它們的出、沒、中天不能一像大火那樣指導農(nóng)時。但是《夏小正》旱也有:“四月,昴則見”。最有意思的,是《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北陸和西陸是什么?據(jù)《爾雅·釋天》:“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日在虛宿是何時?《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則日在虛宿還在其后,正是冬盡春來之際,宜乎藏冰以待來年之用。昴宿朝覿,即日在畢宿,依《禮記·月令》:“孟夏之月,日在畢”,正是將入暑季,宜乎出冰了??梢婈乃藓吞撍抟彩呛腿嗣裆钣幸欢P(guān)系的。
成問題的是“鳥”星。我們在第二章里已說過“鳥”星指哪顆星,還有張宿一與星宿一之爭,兩者赤經(jīng)差現(xiàn)在約6度,在公元前兩千二百年左右,達7.5度。這“鳥”星看來很值得重視。因為甲骨文中,能夠確鑿地證認為恒星的,只有“火”、“鳥”、“
”三字?!?div id="fbwnfa5u" class='imgcenter'>
”指哪顆星,也未能定論。有一塊甲骨片(乙6604,6672,6673)提到卯鳥星,有人認為“卯鳥”連讀,即指昴星。還有甲骨文七,B43-12:“貞,翌戊申母其星”——意思是占卜第二天戊申日將看不到星星;但是,也有人認為,應讀作:“翌戊申
其……”那末,“
”又似乎是一顆星名了,而且據(jù)說“
”就是婺女(寶瓶座ε),正在虛宿旁不遠處 [1]。這一來,《堯典》四仲中星可全見之于甲骨文,即至遲商代已有四仲中星了。
我們再看另一部古書《夏小正》,那里有六顆星名:參、昴、火、織女、南門和鞠。其中南門遠在南方地平線上,根本不屬于二十八宿;鞠,李約瑟認為是柳宿(長蛇座δ),但《夏小正經(jīng)傳集解》認為是“瓠瓜”,這是屬于海豚座的幾顆密集的五、六等星,在虛宿之北。不管怎樣吧,二十八宿至少有五宿已見了。
《堯典》和《夏小正》雖然并不就是唐堯和夏代的作品,但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殷周以前的天文知識。對此我們在前面也論述過。這里還要談一談我國古代兩種觀象授時系統(tǒng)與二十八宿的形成問題。這兩種系統(tǒng),一種觀測初昏時南中天的恒星,與二十八宿的淵源自不待說;就是以斗柄迥轉(zhuǎn)以定四時的這一系統(tǒng),斗柄所指正是角宿所在——角宿是二十八宿之音。我們認為,這兩種觀象授時系統(tǒng)的融合、影響,就是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過程?!对娊?jīng)》記載了參、畢、昴、定(室、壁)、織女、牽牛、斗、箕、火等宿,可以說,二十八宿中重要的“宿”,已經(jīng)載列了。由此可見,至遲在《詩經(jīng)》中的民歌流傳的年代,二十八宿體系應該說基本完備了。
既然二十八宿體系形成過程中融合了兩種觀象授時系統(tǒng),送也是影響到二十八宿各宿寬狹不等的因素之一。舉個例來說,觜宿和參宿很可能就是來自不同的觀象授時系統(tǒng)。參宿早見于《夏小正》,它也是古代觀象授時的主要對象,我們前面也說過,它可能就是夏民族主要觀測和祭祀的星。它是屬于與拱極星“拴在一起”(李約瑟認為它是北斗斗柄反方向所指的星)一類,而觜宿則于公元前1600年時正在當時的赤道土,應屬于用觀測恒星霄中方法的另一類。兩者的同時并存,使觜宿只剩下2度的狹小地位??傊P(guān)于各宿的寬狹不等,恐怕有著綜合的、復雜的多方面因素,還需要很好地具體分析。
但是,《詩經(jīng)》中的民歌,據(jù)信是西周至春秋年間的作品,二十八宿體系到這時才算形成嗎?
研究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過去人們往往局限于繁瑣的考證:什么時代人們認識了哪一宿。這樣做當然也是有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作為一個體系的二十八宿什么時候初步成型。這是兩個互相關(guān)聯(lián)又互相區(qū)別的問題,就如研究一棵棵樹木的生長與研究整個森林一樣。
由于年代久遠,古籍材料、甚至考古發(fā)掘中不確定的因素很多,要從不完全的不確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比較確切的知識,就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和以更全面的觀點去分析研究。比如說,我們十分需要分析一下產(chǎn)生二十八宿體系的實際需要和社會生產(chǎn)條件,即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二十八宿在什么社會狀況下和什么歷史年代里得以形成。
竺可楨研究《堯典》四仲中星,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即四季的劃分在認識天象方面起了關(guān)鍵的作用。滿天恒星,自從人們察覺到它們的運轉(zhuǎn)與四時交替有一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以后,人們就要努力去探索這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規(guī)律性。至遲在甲骨文中,也即殷代,人們對恒星的分布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認識,否則是無湊出現(xiàn)如下的新星記錄的:“七日己巳,夕
,有新大星并火?!保ê笙?.1)甲骨文中見“新星”一詞還有兩例。就是今天,我們要發(fā)現(xiàn)一顆新星,也必須對于恒星分布有一定的知識,即心中有一張“星圖”。但是,要把雜亂無章的恒星記憶住,就必須努力把它們聯(lián)想成某種圖形,如井、斗、箕、畢(捕兔用的帶柄的小網(wǎng))、參(三星并列)等等。由于天文學是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實踐過程中創(chuàng)造的,因此人們最初聯(lián)想的恒星分布圖形都是勞動工具、勞動人民形象(牽牛、織女),以及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和日常生活中習見的動物和植物。
上文我們提到過,“鳥”星很值得研究。因為二十八宿分為四象:東宮蒼龍、北宮玄武(龜、虼之象)、西宮白虎和南宮朱鳥(或朱雀)等,這雖然到《淮離子·天文訓》才算定下來,但是《堯典》四仲中星已有周天恒星分為四方的意思,《左傳·昭公四年》更有西陸、北陸的說法,可見二十八宿分為四群的忠想是很早就產(chǎn)生的。其中“鳥”的形象是古已有之?!秷虻洹酚行区B,甲骨文中不但有鳥星,還有卯鳥星,有
星,都和鳥有關(guān)。
《左傳·昭公十七年》有一段話,我以為是描述原始氏族的圖騰或自然崇拜--當然是得自傳聞的:“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div style="height:15px;">
這里獨獨對于鳥有諸多描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風鳥氏,歷正也”,讓鳳鳥來管理歷法,而且手下還有四名鳥“官”,分管分(春、秋分)、至(夏、冬至)、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可見“鳥”與天文學的密切關(guān)系。
以歲星(木星)運行為依據(jù)而劃分的十二次,其中三次的名字為鶉首、鶉火、鶉尾,這三“次”共占了全天四分之一即一個象限的位置,也正是這三“次”合起來稱為南宮朱鳥,共包括七個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赤經(jīng)廣度共達112度,構(gòu)成翱翔在天上的一只大鳥。十二次的全套命名可能到周代以后才定下來,但三"鶉"的名字是早就有了的,詳見下章。
《堯典》說:“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這不是無因的。無論中國或外國,鳥和春天的聯(lián)系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描述。遠在沒有歷法的原始社會,鳥的出現(xiàn)往往就是春天來臨的訊號,把春天初昏時南中天的恒星想象作一只大鳥的形象,不是很自然的嗎?
我們再看看四象的布列。四象同為二十八宿的組成部分,都是絡繹經(jīng)過南中天的恒星群,為什么有東宮、北宮、西宮、南宮之別?這是因為是以春天的觀測為基準的。初春的黃昏,朱烏七宿正在南中天,它的東面是蒼龍七宿,西面是白虎七宿,北面(北方地平線下)是玄武七宿,這種星群布列方式不止一次在各種古書里描述過。如《鹖冠子》:“前張后極,左角右鉞?!睆埓碇禅B七宿,正在坐北朝南的人的正前方,后面是北天極,左面(東面)是蒼龍七宿的代表角宿,右面(西面)是自虎七宿的代表參宿(參宿一名伐,也就是鉞)?!肚Y》里甚至說行軍布陣也要師法天上星宿的布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睆埡飧梦膶W的語言描述道:“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jù)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于后?!保ā鹅`憲》)
不特如此,古書里還有對于四象更具體的描述。如《說文》:“龍,鱗蟲之長也,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這是說作為動物的龍嗎?不盡然。作為天象的蒼龍七宿不正是從春分到秋分這一段時間里初昏時橫亙過南中天嗎?直到現(xiàn)代,民間傳說還有二月初二“龍?zhí)ь^”的說法。“龍頭”是什么?就是東宮蒼龍第一宿角宿,正是這段時間里“抬頭”于東方。由此可見,有關(guān)四象的布列的傳統(tǒng)習俗有著悠久的歷史。有人根據(jù)西方日躔法來附會我國另成體系的古代天文學,力圖論證“堯典的四仲中星和史記天宮書的東宮蒼龍是怎樣錯排的?”[2] 。這種研究方法我以為是不恰當?shù)摹?div style="height:15px;">
《書·傳》說:“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東方成龍形,四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卑阉南髨D形都描述出來了。近世高魯作《星象統(tǒng)箋》,就據(jù)此畫出四象圖形。這個布局仍然是春天初昏的星象布局:南中天上,自西向東,鶉首、鶉火、鶉尾,這只大鳥確是西首東尾;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首北尾,即龍、虎兩首此時都朝南,一在東南角,下在西南角。有趣的是,西方白虎的虎首為參宿,依次向西是觜、畢、昴、胃、婁、奎,后面幾宿赤緯很高少因此整個白虎七信基本可見于西方;東方蒼龍則不然,龍首角、丹、氐固可見于東南,但龍尾尤其是心、尾、箕三宿,赤緯很低,都在地平線下,看不見。恐怕這正是《國語·晉語》里所謂“龍尾伏辰”[3] 吧。
再從十二次和十二辰的關(guān)系也可以看到我國古代恒星的布局確是以春天初昏天象為觀測的基準點的。十二次自西至東,以星紀為首,依次為玄枵、般訾、降婁、大梁、實沈、鷂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十二辰則相反,自東向西,按十二地支排列。兩者對應關(guān)系如圖。
這個對應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在于午位鶉火。午位就是正南方,所以至今還把天球上從天北極到正南方的大圓,稱為子午圈(禾北極以下為子位)。這仍然是以鶉首、鶉火、鶉尾三次橫亙南中天而布列的,仍然是依據(jù)春天初昏的星象!
這恐怕已足夠證明,我國古代天文學可以稱為“春天的天文學”,即從整個天文學的起源可以看出是為了春耕生產(chǎn)服務的。二十八宿的起源也是為了春耕生產(chǎn)服務的。
由此可見,南官朱鳥七信對于標志春耕生產(chǎn)季節(jié)的到來有特殊意義。二十八宿體系以東宮蒼龍第一宿角宿為首,源于斗建,已如前述。但我們前面也說過,我國古代有兩種觀象授時系統(tǒng)。這第二種系統(tǒng),即觀測南中天星象的方法,應以南宮朱烏的第一宿井宿為首。由于土星的恒星周期除以它的會合周期,其商數(shù)不是正好28,而是28.46,這多余的0.46就給了井宿。這就無怪乎井宿要占33度之寬了;也無怪乎在《史記·律書》所依據(jù)的甘德體系里,以全天最亮的天狼星代替井宿--當然;甘德是楚人,處在南方,看天狼星的地平高度還是比較高的,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這里要進下步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鶉火一次名稱的演變。在清代周世樟的《五經(jīng)類編》里,鶉火叫作鶉心。若以鶉首、鶉火、鶉尾三次作為一只大鳥的形象,則鶉心名要比鶉火合理些。有趣的是,大火丁星,在二十八宿里卻正在心宿中。心和火有什么關(guān)系呢?
《左傳·襄公九年》提供了解決這問題的線索:“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nèi)火,是故?為鶉火,心為大火?!眴B即鳥喙。按《爾雅·釋天》:“咮謂之柳。柳,鶉火也?!钡珜嶋H上鶉火一次一般指柳、星、張三宿。從這段故事看,古代的“火正”,有的觀測心宿二,即“大火”;有的觀測柳宿或柳、星、張三宿,即鶉火。
我們在第二章里概略地談到這個問題?,F(xiàn)在再深入探討一下;商族始祖閼伯被封為“火正”,觀測“大火”昏見東方為一年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開始,是在傳說中的唐堯時代,約當公元前二十二世紀,春分點在昴六度。按黃河流域,春耕開始是在雨水節(jié)——即今驚蟄(漢以前雨水、驚蟄與今是顛倒的),約當陽歷三月初,“大火”初昏出現(xiàn)于東方地平線上。有商一代,這習俗相沿下來。但是商代可能已測定出夏至和冬至,因之,相應地也能求出春分和秋分,就是《堯典》所謂“四仲”。觀測春天的星也改在春分日進行了。這倒是正好適應了歲差現(xiàn)象引起的星象變化。因為盤庚遷殷后,即甲骨文所記年代,春分點已移至胃宿九度左右,雨水日初昏大火尚在地平線下,到春分日初昏才剛升上地平線。到了殷商末世,約當公元前十二世紀,春分點又移至胃宿六度附近,此時春分日初昏,也已看不到大火現(xiàn)于東方,而張宿正好南中天。張宿雖然沒有什么亮星,但附近星數(shù)較稀,而柳、星、張連成一片,仍是南中天顯著的星象,于是改觀測大火的昏見為觀測柳、星、張的昏中,鶉心改為鶉火,而把原來的大火易名為“心”。到周人滅殷,觀測鶉火的昏中以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季節(jié)這整套制度也保存下來了。
春秋時代興起了一套分野說,即以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配地上的國家或地區(qū)。據(jù)《周禮·春官·保章氏》鄭注“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今存真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玄枵,齊也;娵訾,衛(wèi)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為什么要這樣分配?《名義考》說:“古者封國,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或系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系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系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有土南而星北,土東而星西,反相屬者,何耶?先儒以為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吳越同次者,以同日受封也?!边@意思是說,分野主要是依據(jù)這個國受封之日,歲星在哪一次來定。但是,至少有三國,不是這樣分的。一個是宋,“大火,宋也”。春秋時代的宋,就是被周滅了的殷商的后裔,仍以大火為其分野,明為不忘先祖之意,可見殷人的族星為大火,是反映在分野中了。一個是周,“鶉火,周也”。周人沿襲了殷人后期觀測鶉火以定農(nóng)時的習尚,鶉火于是成了周的分野(一說是武王伐紂之年,歲星正在鶉火一次中)。一個是晉,“實沈,晉也”。實沈是夏族始祖,夏為商滅后,周成三封弟唐叔虞于其舊址,后來就是晉國??梢?,這三個分野實際上反映了古代不同民族觀測不同的星辰;或者說,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族星。過去有的研究天文學史的人以為分野說只是搞星占用的,是宗教迷信,不值得理會,沒有什么科學價值??磥?,遠不是這樣。
由此可見,以鶉火為觀測標志代替了以大火為觀測標志,應在殷商末世,至遲在殷周之交,即公元前十一世紀。此時春分日初昏,整個南宮朱鳥展現(xiàn)在南中天,而鶉火上次正當午位,我們上面所說的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的整個“春天的天文學”體系,此時已全部形成了。這也是二十八宿作為下個體系誕生的時代。當然,以后還會有一系列星名、距星變化和調(diào)整、發(fā)展,但二十八宿體系的主要點是完備了。
四、二十八宿與我國古代的天文學思想
我國自古以來,就十分注意日、月和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的行度。這是因為,在恒星周日視運動的背景上,只有日、月、五星還有與眾不同的各自的運動。《尚書·舜典》說:“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可能就是指日月五星這七個移動的發(fā)光體。什么叫做“以齊七政”?就是要探索這七個天體運行的規(guī)律。
研究太陽和月亮的運行,產(chǎn)生了回歸年和朔望月,這是我國陰陽合歷的基礎。我國至遲到殷商時代,已有一定水平的歷法。殷商農(nóng)業(yè)較之新石器時代,有了十分巨大的進展,這除了勞動組織和工具的改進以外,用歷法來指導,適時播種耕種,不誤農(nóng)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五大行星的運行,對于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有什么幫助呢?
從我國古代的天文學思想看,古人還想更進一步,努力去探求比回歸年更長的時間周期。這倒并不是出子統(tǒng)計學上的興趣,主要是從編制歷法的需要出發(fā),力圖把回歸年的長度定得更準確些。我們知道,最早定回歸年長度的方法之一,是用土圭測定每天午時的日影長度,由日影最長的一天到下一個日影最長的一天(就是冬至,古稱日南至),或由日影最短的一天到下一個日影最短的一天(就是夏至),正是一個回歸年。但是這樣的測日影法十分不準確,因為在冬至前后和夏至前后,日影長度變化甚微,回歸年長度的誤差可達數(shù)天之多。在沒有更精確的儀器產(chǎn)生之前,最好的辦法還是連續(xù)觀測若干年,然后加以平均,這樣可以減少誤差,提高精度。甲骨文證明,殷代已有六十干支周期。如能連續(xù)六十年測定日影長度變化,回歸年的長度可以定得相當準確了。
但是六十干支是人為的規(guī)定,而人類的思想是經(jīng)常從自然界得到啟示的。自然界中有沒有什么物體的運動可以作為長周期的時間尺度呢?
五大行星中,水、金、火三星行動飄忽,只有木星和土星移行較慢,因此測定這兩大行星的運動規(guī)律開始得很早?!按髿q”一名也已見于甲骨文,如果是指木星的話,當是已發(fā)現(xiàn)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的規(guī)律了。順便說一句,觀察五大行星的運動這一傳統(tǒng)一直在我國歷法沿革中承傳下來,除了日躔月離之外,五星行度始終是我國歷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緣由或在于此。
土星視運動可以記錄更長的周期。因此,二十八宿也和十二次一樣,最初應當是土星運動的標志點和計算歷法用的時間尺度。馬王堆漢墓帛書記錄了土星七十年間晨出東方的宿次,當是古之遺風。但是,由于土星的恒星周期只是等于二十八個土星的會合周期,而并不等于二十八個回歸年,因此二十八宿就不能作為時間尺度使用,只剩下作為天空上恒星分群的標志點了。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的周期,只比真正的恒星周期長0.14年,誤差很小,所以一直應用下去,發(fā)展成完整的歲星紀年方法。十二次既是天空區(qū)劃,又是時間周期。后來觀測年代長久了,精度提高了,發(fā)現(xiàn)了歲星超辰現(xiàn)象,歲星紀年法就廢置不用了。只有人為編定的六十干支周期還上直沿用下去。
如上所述,我國古代的兩種觀象授時系統(tǒng)--觀測拱極區(qū)斗柄迥轉(zhuǎn)以定四時和觀測恒星昏中以定四時,在融合成二十八宿體系的過程中,都承傳下來了。拱極區(qū)變?yōu)橹袑m紫微垣,和二十八宿的東、北、西、南四官相配,正好又和五行說合拍?!妒酚洝ぬ旃贂芳河小疤ⅰ?、“天市”等名,但未稱“垣”。三垣二十八宿的恒星分群體系的建立當在其后。這時黃河流域一帶可見恒星大都有了分區(qū),并陸續(xù)把二十八宿以南的恒星補充上去。根據(jù)東漢張衡的計算,已定名的恒星數(shù)達三百二十,未定名但認識了的恒星數(shù)達二千五百。應當說,我國古代對恒星的認識大大超過同時期的西方。那些認為中國古代天文學傳自巴比倫、印度甚至伊朗的人,作何解釋?
但是二十八宿體系的建立,決不僅僅是有助于對恒星分布的認識而已。二十八宿又是我國渾天說宇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呂氏春秋·圓道》論述:“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笨梢娫诙怂摅w系形成的年代,人們早就認為,天是一個包著大地在內(nèi)的大圓球,所以二十八宿才能絡繹不絕一個接一個經(jīng)過南中天,循環(huán)周迥,無休無止;所以拱極區(qū)的北斗七星才能繞天極不停迥轉(zhuǎn)。“天球”概念的確立是渾天說體系的精髓。當然關(guān)于大地是球形的概念要比這晚得多。但是以天文學的發(fā)展來說,“天球”概念的形成是決定性的一步。不是嗎?盡管我們今天早就知道無窮無盡的宇宙空間并沒有“天球”這個實體,但是天文學一入門仍然要首先引入“天球”的概念。因為沒有這個“天球”,就無法標示和計算天體的視運動,不可能產(chǎn)生什么星圖、星表,也可以說,無法產(chǎn)生真正科學的天文學。
我們過去總以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的天圓地方說產(chǎn)生于周代,因為《晉書·天文志》寫明這是“周髀家說”,而《周髀算經(jīng)》又假托為周公所作。但是這種天圓地方的“周髀家說”實際上不見載于《周髀算經(jīng)》,正不知它是何年何月的產(chǎn)物?既然二十八宿體系甚至產(chǎn)生于周代以前,而二十八宿絡繹不絕周天運行是跟一個半球形的“天”的概念相矛盾的,怎能想象到了此時還堅持天圓地方說而沒有渾天思想?李約瑟提到,《計倪子》有太陽運行“未始有極”的話,《文子》有天是“輪轉(zhuǎn)無窮”的話,認為公元前主、四世紀時我國已有渾天思想,這也是大大落后于實際了。一個很早就認識了天極,知道觀察北斗迥轉(zhuǎn)以定四時,又知道全天恒星周而復始地迥環(huán)不息的民族,會不產(chǎn)生“天球”概念嗎?實際上,天圓地方說只產(chǎn)生于原始民族當中。古代巴比倫和埃及都有大地浮于水、天象個蓋子一樣罩在上面的想法(在各個民族中細節(jié)是不同的)。在古希臘,荷馬的不朽史詩《伊里亞特》里就有類似的描述。古印度人更認為大地由四頭象馱著,四頭象立在一頭大鯨魚背上,鯨魚則遨游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諸如此類最直觀、最樸素的宇宙論的產(chǎn)生,在我國至遲應推至新石器時代。
我國對天極的認識,以及由于觀察到天體的循環(huán)運轉(zhuǎn)而產(chǎn)生天球的概念,不但導致了渾天說宇宙體系的形成,同時又是赤道坐標系統(tǒng)產(chǎn)生的基礎。赤道是什么?是天球上一個與天極處處垂直的大圓。有了天極和赤道這兩個概念,然后可以量度天體離天極的角距離和沿赤道的角距離,即所謂“去極度”和“距度”,赤道坐標系就誕生了。赤道坐標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可說是奠定了與西方、中近東、南亞等地迥不相同的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獨立體系。那些地方的天文學是采用黃道坐標系的。當然,這兩種坐標系各有短長。但是赤道坐標系的誕生,使得我國赤道式裝置的渾儀的出現(xiàn)遠早于世界各國。
渾儀的基本結(jié)構(gòu)是一個與天球赤道相一致的圓環(huán)上一赤道環(huán)和一個通過天極、與赤道環(huán)垂直而可以轉(zhuǎn)動的圓環(huán)——時圈環(huán),再加上一根可以在時圈環(huán)內(nèi)迥轉(zhuǎn)的窺管(當然實際的渾儀裝置還要復雜些)。這種裝置使得觀測者只要轉(zhuǎn)動時圈環(huán)和其中的窺管,便可以通過窺管觀測任何一部分天空上的天體,并且可以在時圈環(huán)上讀出這天體的“去極度”,在赤道環(huán)上讀出這天體與另一天體的“距度”。“去極度”就是赤緯的余弧,“距度”就是兩天體的“赤經(jīng)差”。如果天體之一換為春分點,距度也就是赤經(jīng)了。因此,渾儀結(jié)構(gòu)的基本原理,就是使它對應于天體繞天極的圓周運動。這種赤道式裝置十分便于跟蹤觀測天體的周日視運動,因而一直到今天還在現(xiàn)代化的天文望遠鏡中采用著。渾儀的應用,大大增加了觀測天體的精確度,從而大大增加了測定回歸年、朔望月的精確度,整個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大廈就這么一磚一瓦地建立起來了。
有理由相信,這整個過程完成于殷代至戰(zhàn)國前期,也就是由奴隸社會中世到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歷史年代里。因為到了甘德和石申時,二十八宿的去極度和距度已經(jīng)測出來了,許多其他恒星的入宿度(與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經(jīng)差)也測出來了。沒有渾天說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沒有赤道坐標系統(tǒng)以及按照這個系統(tǒng)裝置的渾儀,是不可能有甘氏、石氏星表的誕生的,也不可能有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比較精確的五星行度表的誕生的[4] 。
這里我們已經(jīng)可以概略地看到我國早期天文學發(fā)展的道路。它無可辯駁地證明,我國天文學的萌芽,確是源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具體地說,源于預報春耕時刻的需要。通過大量的、多年的天象觀測,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在這基礎上,概括出天體視運動的規(guī)律性,形成在“天球”上群星繞北天極迥環(huán)不息運轉(zhuǎn)的思想,導致了渾天說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的誕生。理論反過來又指導實踐,“天球”和北天極的概念的廣延,就形成了赤道坐標系統(tǒng),并在這系統(tǒng)的基礎土產(chǎn)生渾儀。這兩者又進一步促進了天象觀測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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