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從小被教導要識別是非，長大以后，也永遠不能擺脫是非的糾葛。
究竟“是非”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倘若是非的標準是客觀的，是清楚而明白的，為什么人類永遠在各種是非的判斷上爭執(zhí)不下？這顯然不是一個知識性問題。
以莊子的觀點來看，一切對立都是人把事物放到特定的關系中以后才形成的，你若不把兩件東西加以比較，哪有什么大小、長短、高下？至于美丑、善惡，錯誤與正確這一類對立，更不能離開對立關系中認識主體的判斷?！洱R物論》中說：人寢于濕地，會得病而死，泥鰍卻是快樂得很，哪里有什么“正處”？毛嬙、麗姬這些傳說中的美女，人見了歡喜莫名，魚見了趕快潛逃于深水，鳥見了飛遁高空，麋鹿見了驚慌狂奔，四者之中，誰知道什么是“天下之正色”？
所以，所謂“是非”的判斷，首先與認識主體的經驗和需要有關，尤其和與各人不同的利益出發(fā)點有關。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異說紛出，各執(zhí)一端，莫不自認為掌握了最高的、絕對的真理。莊子則尖銳地指出，這一切爭端，都是“各為其所欲”，是為了維護各人所主張的利益立場。在我們自身的生活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同一事實，窮人有窮人的是非，富人有富人的是非；老板有老板的是非，工人有工人的是非。在發(fā)生利益沖突的雙方，彼此的是非判斷總是大相徑庭的。這種由于各人的經驗、需要、利益的對立而引起的是非對立，用《莊子》書中一句名言來概括，叫作：“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從根本上說，原來并不存在純粹的是與非。
莊子所采取的方法，是“不遣是非”，也就是超越人為的對立。我們可以假設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小孩看到兩群螞蟻在打仗，螞蟻之間的對立當然是激烈而真實的，但小孩對此“不遣是非”，因而他有超越于這一對立的自由。這小孩站起身來，與另一小孩為了糖果之類而爭吵、打斗，又陷落到對立中，于是不自由。再有個成人走過來，通常的辦法也是“不遣是非”，拉開算數。他在小孩的對立關系中享有超越的自由。但成人與成人又有對立。
推而廣之，不同的人群、民族、國家都有對立現(xiàn)象存在。假定大到地球上的人類分成幾個集團作殊死之斗，而如果有所謂“外星人”駕著飛碟在云空外遙望，也不過如小孩觀看螞蟻打仗，覺得熱鬧好玩而已，它哪里弄得明白誰的“主義”是“正義”？
我們當然可以認為莊子的理論存在很大問題。即便說認識上的是非對立本質上是人們現(xiàn)實關系的對立，但人不是“外星人”，不能夠不在一定的現(xiàn)實關系中生活，也就不可能最終地超越對立，又豈能永遠“不遣是非”？所以人類終究要建立一定的價值標準，才能共同生存下去；人類互相依存的范圍有多廣，其價值的普適性就有多大。在遠古時代，以任何方式殺死異族人都無可非議，在現(xiàn)代世界，即使戰(zhàn)爭不可避免，但殘害平民、虐待俘虜卻被指責為“反人類”。
但莊子仍然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其一，當我們處在某種是非對立中時，我們能否看到這對立背后的真實原因？利益的問題只有還原到利益關系上才能真正解決，沒有必要總是在是與非、正義或非正義上糾纏不清。所有用狼和羊作主角的寓言故事都習慣把狼描寫成兇惡貪婪的“壞人”，其背后的心理根源不過是人要吃羊。其二，當我們處于一種對立關系中時，有沒有可能擺脫作為對立的一方的立場，從更高的視角來看待這種對立，乃至超越于它？如果能夠，我們就有了更高更健全的判斷，也就是有了更大的（雖然不是終極的）自由。
莊子指出，人的一生，從“受形”到“化盡”，總是“與物相刃相靡”，即不斷與外物相對立、相沖突，而這一切并不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人所爭執(zhí)的是非愈瑣碎，其生命的狀態(tài)愈可笑，所以在可能的程度上“不遣是非”，仍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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