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的仁學及禮學的構建可知，孔子的思想無處不充滿一種中庸的智慧，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思想就是一種中庸思想，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最重要方法論，中庸也是孔子思想體系中最重的范疇之一，孔子曾稱：“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保ā墩撜Z·雍也》）何謂“至德”呢？《論語·泰伯》載：“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庇终f：“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服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逼渲校┎侵芪耐醯拈L子，本可以繼承王位，但卻多次將王位讓給弟弟；而周文王雖然三分天下有其二，卻仍以臣子的身份事服殷王朝。對于泰伯和文王所為，且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傳說中的歷史事件在孔子看來一種“至德”的證明。因為，泰伯和文王作為道德主體在面對王權與天下這樣最大的外在誘惑時，仍然能夠做出讓渡的選擇，這表明有更高的價值目標在吸引著他們去追求，而且，很顯然，這種更高的價值目標不會是外在性的，而是內在性的，故孔子所謂“至德”是指一種“內得”而非“外得”，或者說是一種與“外得”相比較而存在的德。既然“至德”是指“內得”，則中庸作為“至德”也就是一種能夠使主體的精神境界達到最高層次的“德”。而這種“德”，又包含著達成這一境界的方法論即“道”，故《周禮》曰：“至德”“以道為本”，王夫之也說：“道之至者，人不可違也，則中庸而已?！保ā端臅柫x》卷二）孔子和儒家把中庸提得這么高，但為什么“民鮮久矣”呢？關于這一問題，涉及到中庸之道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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