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學生也不時詢問老師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總不能令他們滿意。少年時讀魯迅的書，印象很深的是他認為寫作的本領不能從“文章作法”一類的書籍中得來。自己當了大學老師后，也常將魯迅的意思向學生說起。這首先因為我本贊成史無定法——我確實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方法”，學會了即可在治史方面“點石成金”。
中國的傳統(tǒng)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來的“方法”，謙遜一點的說“文無定法”。其實要說方法也有，從補鍋做家具到練武學寫字，大致都是從臨摹入手，作文作詩亦然。不過一般的手藝人以謀生為念，很少有武俠小說中人欲“光大門派”之想；而作文作詩作畫的，就總思在臨摹的基礎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謂“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便是這一學習方法的最好總結。多數(shù)人雖然很難越過前一階段，但后一境界總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時將這一“方法”告訴學生，勸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選一高手，先熟讀其論著，自己研究時試著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覺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類高遠的問題不遲。不過，以今日本科生課程安排的飽滿程度，學生看“課外”讀物的時間已不多，恐怕到畢業(yè)時還不一定找到臨摹對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學習期限不長，要廣讀當世論著而擇定摹仿目標，似亦非短期可成。
話說回來，我真是沒有感覺到運用了什么“新方法”。如果要說有什么特點，或許是研究視野較寬，近代中國政治和中外關系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實在思想、社會和學術層面的文化史為主。這使我研究的題目寬泛而不成章法，但好處是也能從他人不注意的方面發(fā)現(xiàn)很有價值的史料。我也曾略微嘗試過外國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國研究外國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個共同點，即資料不算豐富，故治學者自然會細心斟酌能夠獲得的每一條史料。這或者幫助我形成讀書較仔細的習慣，在進入資料相對豐富的近代史領域后，在希望發(fā)掘稀見史料的同時，更注重開發(fā)雖常見但為人視而不見的材料。
近代中國變化頻繁而且劇烈。我自己過去的研究一向注重變的一面，而較忽視歷史的延續(xù)性。其實只有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變與不變的兩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認識近代中國。我以為歷史研究首先應注重史實的考訂，在史實準確的基礎上尋求對時代人物事件的理解。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的成長發(fā)展時，始終將其置于時空環(huán)境中進行考察。必先讀具體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然后才能立論，趨近于章太炎所說的“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這一境界。
研究生的主要任務是學會研究，對史學而言即學會從原始資料中發(fā)現(xiàn)問題并寫成專業(yè)論文。我以為要會寫先要會看，除了專業(yè)參考書外，要把過去十年的《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的論文通看一遍，在熟悉近十年研究現(xiàn)狀的同時，注意觀摩他們是否搜集和運用了較多的第一手資料？怎樣安排材料及怎樣論證？作者如何利用、修正、和發(fā)展了既存研究成果？是否基本解決了其所討論的問題？是否提示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在對何為歷史研究有了清楚的了解后，我希望學生能養(yǎng)成據(jù)資料以言事的表述習慣。我認為把事情本身說清楚應是史學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司馬遷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F(xiàn)在有人鼓勵學生發(fā)掘人與事的歷史意義，意非不美，然若事情尚不清，又有多少意義可發(fā)掘呢？治史者如果忘記自己的學科特點，而去做本屬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的事情，結果恐怕是理論未必成立，而距歷史真相也更遠。倘能習慣于據(jù)資料以言事，則用力既久，未必無“一旦豁然貫通”之日，則“歷史意義”不求而自得，最為理想。即使不能達此境界，事不分大小，弄清一事便是一得，仍有實在的貢獻。
現(xiàn)在不少學校要求給給本科學生開列“必讀書目”，其實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不認為有誰能決定哪些書是“必讀”。歷史專業(yè)本科生的讀書范圍，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學方面不可。我同意一個流傳很久的看法：開卷有益。本科期間，讀書或可以泛覽為主，盡可能多讀。尤其是中外小說，多讀只有好處。
所謂專業(yè)書籍，很難確定何者當讀，何者不當讀。對研究歷史未入門者，也許以讀一些離我們時代較近的名家著作比較好一些。管見所及，下列諸人都是通人，他們的書至少翻閱一下為好：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王國維、呂思勉、魯迅、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錢穆、錢基博、陳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這些人的著作凡涉及史學時，多屬古代史，而近現(xiàn)代史的著作稍難確定何者當讀。因為對近現(xiàn)代史有意識地進行研究是本世紀的事，不過幾十年；積累太淺，又恰處于傳統(tǒng)斷裂的時代，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
海外華裔學者的著作甚可參看，因其多受西學訓練，而又具有中國傳統(tǒng)的成分?？勺⒁鈪⒖雌渥⑨屩兴魅说氖穼W及非史學著作，既可了解其接近何流派，也常常能得知哪些書籍曾經或正在影響外面史學的發(fā)展。
外國史家的著述，也是能多讀最好。讀西方史家著作，最好先了解西方當時或稍前流行的思潮，因為史學必然在大學術語境的影響之下。近幾十年如社會學、結構主義、系統(tǒng)論、人類學等對史學都有非常明顯的影響。讀外國史學著作最好是讀其研究本國史的著作，那才是主流。至于其研究中國的論著，則在他們的學統(tǒng)內只是支流。讀外國史家關于中國的論著，除了解國外的學術大語境外，還要先了解其史學的主流，然后才知道其論著之所欲言。
新世紀的史學必須是開放性的，史學研究者應以開放的心態(tài)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方式研究歷史，當然也包括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各種史學或非史學的理論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觀察、認識和分析問題；多接觸、了解和借鑒各類理論顯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具體題目的研究上，則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論不可。因為任何具體的理論都自成“體系”，有其附帶的框框，未必全適用于異時異地異學科的研究。若把“理論”定義為切入角度、認識立場和研究取向等，史學研究顯然離不開理論。就具體的個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會科學那樣先明確所運用的理論，然后按圖索驥式地循理而論，當然不失為一種可以嘗試的方式；但是否必須如此，我也還有些存疑。
從治學的具體層面看，引進新方法其實不一定非落實在成體系的“理論”之上不可；很多時候，只要換個新的視角，就會拓寬我們的史學視野。歷史上的人與事本來就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特點，視角的轉換可使人耳目一新，不僅可以觀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歷史面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導致研究者對許多早已重視的面相產生新的理解，從而豐富人們對歷史的“立體性”認知。因題材和眼光的轉移，不僅史家“處理”史料的能力會增強，實際上會有大量本來常見但過去視而不見的史料“涌現(xiàn)”在史家眼前。
史學區(qū)別于其他學科的主要特色是時間性，而其研究的對象為已逝的往昔這一點決定了史料永遠是基礎。中國近代史的特點是資料極其豐富，即使落實到很小的題目，史料的窮盡也幾乎不可能，這就更要求治史者盡量廣泛地占有史料，然后可減少立論的偏差。對中國近代史而言，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仍極為不足，這是造成我們史學言說中鄉(xiāng)、鎮(zhèn)、縣層次的論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應更加注重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史料的運用，尤其應重視社會中下層那些“無名之輩”的個人記述。
由于中國近代史資料的異常豐富繁雜，其中頗有真?zhèn)坞y辨者。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重史料辨?zhèn)?，這一風氣在近代史領域尚不夠流行，似應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更有力的提倡。在史料考辨之后仍需進一步考察的是：歷史資料如何留存下來，留存下來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認識到歷史事物的“真實”。
不論 “歷史真相”如何，當其被經由某種程序記錄下來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確可能帶有“偏見”。有些后現(xiàn)代史家以為凡史料皆帶有偏見，說雖過苛，也未必不通。然推廣言之，史料既然可以皆有偏見，則無不具有某種特定之含義，因而也就無不具有研究之價值?！奥浠ㄓ幸狻笔且痪洳粩嘀貜偷睦显挘瑢κ穼W而言卻有非常實際的意義。落花既各有其意，則史料不論常見罕見，其中俱有“意”在，讀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既知其可能有“偏見”，則或盡量去其偏見而用之，或順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過去、認識往昔。要平等對待史料，予以發(fā)言權，便能激活之而使其“說話”。
史學最忌主觀，而近來學者又多已承認史學實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但不能客觀未必就意味著主觀，似乎還可以有一種順乎當時當?shù)禺斚律鐣幕L俗思想的“他觀”。今人不能疏離于今世，故史家需要用后起概念作為詮釋歷史的工具，但怎樣兼顧歷史當事人的時代關懷和當年的概念工具，仍是值得史家認真思考的問題。所以陳寅恪提出，“解釋古書，其謹嚴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愈近真諦。并須旁采史實人情，以為參證”。
所謂“旁采史實人情”，正是前后左右治史的具體表述。特定的歷史事件不一定都有明確的因果，不少事件或人物很可能是偶然成為“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但即使是偶發(fā)事件，其能達到引起時人及后之史家注意的程度，也必有其前后左右時勢的作用，受其周圍社會、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史實考訂的基礎上兼顧人與事前后左右的時空語境，甚至更寬廣的社會文化深層結構，應能獲得一個更接近原狀也更全面的動態(tài)歷史形象。
而“不改原有之字”這一點尤其應當引起今日學者的重視。傅斯年在論證中國古代嚴格說“沒有哲學”而只有“方術”時強調，“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名詞是當時有的，不是洋貨”，乃“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古代“方術論者”所討論的問題“多是當年的問題”；若“把后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他，不是割離，便是添加”，皆不能用。當我們將“現(xiàn)代化”或類似的“歷史任務”加諸近代人物并據(jù)此觀察他們之時，可能已經疏離于當時“習見之義”所反映的“當年的問題”了。
今日國內學術評估的主要標準一是課題的有無及是否重點，一是發(fā)表論著的刊物等級和數(shù)量。各大學應盡可能爭取國家級的一般和重點課題，同時大力提倡教師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但從長遠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不宜過分提倡的，至少應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提倡之。在相對長的時段里，一個學術團隊的實力，仍是以高品質的學術成果來確立的。
對史學來說，尤其是對初入這一領域的年輕學人來說，任何時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千萬不要只看到西方學者善于分析的長處，應注意別人寫一篇論文的時間通常比我們要長許多許多。
前瞻性的學術眼光不僅要看得遠，同時也意味著把握時代的脈搏，具有觀察“世變”的能力。今日西方學界，史學家是否應主動介入“歷史的制造”，已成為每一個史家面臨的困惑。當然，任何門類的“學術”的社會價值之一，正在其與所處社會的距離感，史學如果走向社會，怎樣保持其相對的“學術獨立”? 怎樣做到不隨社會之波而逐社會之流? 把握這一分寸恐怕是史學界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但史學與世變的關系將會比過去更密切，學者也不得不考慮如何應對這方面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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