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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中的管理智慧之一
表面是武力火拼，真正較量的卻是智慧。這智慧又來自于對人力資源的“整合”。
從公元前771年周平王東遷，春秋時代開始；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戰(zhàn)國時代開始；再到公元前221年秦帝國統(tǒng)一，在長達450年的時間里，天子式微、諸侯爭霸、大夫擅政、陪臣執(zhí)國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數(shù)十個國家之間、各國不同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集團之間，此起彼伏而千百次地征戰(zhàn)不休……“春秋無義戰(zhàn)”，說的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交戰(zhàn)國之間的戰(zhàn)爭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就看誰具有真正的競爭實力！
表面是武力火拼，背后比的卻是綜合實力。這其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智慧”。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真正較量的是智慧，是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的智慧，是領(lǐng)導(dǎo)團隊之間的智慧。這智慧又來自于哪里？來自于“人才”，靠的是人力資源的“整合”。
“德”“才”辨
《資治通鑒》第一大案例“三家分晉”里，司馬光在細述趙、魏、韓三家實力增長的具體過程中，就看到了“智慧”——“人才”是關(guān)鍵。既然競爭取決于人才，什么是“人才”就需要有明確的定義，用什么樣的“才”也必定有尺度與標準。因此他說了一段非常著名而又常常讓后人不斷拿來琢磨的話：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span style="color: rgb(0, 112, 192);">司馬光確定“才”與“德”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把這二者混淆，統(tǒng)稱為“賢人”，那你用人就必定出現(xiàn)失誤。他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辈挪贿^是德可倚仗的資源，而德是統(tǒng)帥。他進一步說明“才”指這樣的人：聰明、洞察、強勢、執(zhí)著；“德”指這樣的人：正直、公道、包容、平和。一個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而用人之術(shù)即“標準”，那就是：“茍不得圣人，君子而取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找不到圣人，那就用君子吧；與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為君子會把才干用在正道，小人會憑才干無惡不作；愚人即使想作惡，但智慧不濟且氣力不勝。
可在這個世界上，難就難在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并非頭上刺字，界限分明，人們往往一時或相當一段時期，甚至一輩子都很難把他們截然區(qū)分與辨明。司馬光也特別分析了這種情況，那是因為“德”這個東西對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而“才”這個東西讓人一看就喜歡。于是有“德”的人往往令人尊敬，但也容易讓人敬而遠之；有“才”的人招人喜歡，對喜愛的人自然就易于寵信專任。可是自古以來，待到或國破，或家敗，人們才發(fā)現(xiàn)，國之亂臣，家之敗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之人。所以司馬光加重語氣說了這段話的最后一句：如果治國治家者能審慎考察“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那么就不必擔心會失去人才了！
“三家分晉”事件，暫不闊論那個時代的大背景，就從直接緣起的發(fā)生，到后果顯現(xiàn)出結(jié)果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件事在歷史上最少也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和二三代人。由此可知，現(xiàn)實中一個領(lǐng)導(dǎo)者的眼睛里要能夠真正識“才”，實非易事！《資治通鑒》就把這個案例的精華都濃縮地展現(xiàn)給我們了。
不一樣的“接班人”
春秋后期，晉國有智、趙、韓、魏四大實力派家族。智家的智宣子和趙家的趙簡子前后都進入考慮接班人的時候了。
智宣子想在諸子中確定智瑤為繼承人。但是族人智果說：他不如智霄。智瑤有超越他人的五項長處，卻有一項短處。長處是：第一儀表堂堂，第二精于騎射，第三才藝雙全，第四能言善辯，第五堅毅果敢。唯一的短處就是居心不仁。如果他拿自己的五項長處來制服別人而做不仁義的事情，誰能與他相處呢？“若立瑤也，智宗必滅！”如果立智瑤，宗族必滅。這樣的話是很難聽的，因而智宣子根本聽不進去。智果于是把姓都改了，脫離宗族，以避后禍。
趙簡子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魯伯，小的叫無恤。趙簡子想確立繼承人。立誰呢？那就考察一下吧。一天，他把日常家族訓(xùn)誡的言詞分別寫在兩塊竹簡上，交給兩個兒子，囑咐說：“好好記住??！”過了三年，他突然問起兩個兒子，魯伯完全想不起來了，連竹簡也不知丟哪兒去了；無恤卻滾瓜爛熟地背誦了出來，還從袖中即刻取出竹簡獻上。沒說的，趙簡子認為無恤這小兒“賢”！就立他為繼承人了。
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即智瑤主政了。在他眼里，根本看不起韓、趙、魏各家卿大夫，一塊宴飲時，席間便隨意戲弄侮辱別人，還對提醒他的家臣說：“誰敢對我興風(fēng)作浪！”家臣趕緊告訴他：“您這話可不妥。古書上說，一個人三番屢次地犯錯誤，結(jié)下的怨恨可不在明處啊，所以要防微杜漸。君子就是因為能謹慎地處理小事，才不會招致大患的。”智瑤跟死去的父親一樣，諫言是半句也聽不進去，此后更是肆無忌憚。他向韓康子索要領(lǐng)地，韓家考慮后，以退為進，給了；他又向魏桓子索要領(lǐng)地，魏家以退為進，也給了；最后他向趙襄子，就是此時已主政的趙無恤索要領(lǐng)地，即刻遭到了趙襄子的斷然拒絕！智瑤勃然大怒，他集合起韓、魏兩家來攻打趙家。于是趙襄子準備出逃，就問屬下：“我到哪里去呢？”屬下建議他去長子城，或去邯鄲城。趙襄子想了想說：“不行。前者，百姓剛剛修完城池，精疲力盡；后者，剛剛征集了百姓的糧食充盈倉庫，現(xiàn)在又要他們?yōu)閼?zhàn)爭去拼殺，誰會和我同心對敵呢！”最終，無恤想到了父親生前曾告訴他：遇到危難時，一定不要嫌棄尹鐸這個人地位不高，一定不要嫌棄晉陽那個地方路途遙遠，就去投奔那里，以為歸宿。因為當年趙簡子派尹鐸去治理晉陽時，尹鐸曾問簡子：“您是讓我去抽絲剝繭地搜刮財富呢，還是讓我安撫人心作為他日退路？”簡子說當然是后者。于是尹鐸到了晉陽，便以少算居民戶數(shù)的辦法來減輕老百姓的賦稅。無恤非常有信心地對屬下說：“我們投奔晉陽吧。那是先主的老地盤，尹鐸又待百姓寬厚，他們一定能和我們同甘共苦的?！庇谑乔巴藭x陽。
盡管智瑤追殺到晉陽，并引水灌城，城中百姓的鍋灶都被泡塌了，人民對趙襄子仍然是忠心耿耿，誓死不降。而當智瑤得意地說：“這下我可知道水是怎樣亡國的了”，魏桓子和韓康子立刻互相碰了碰對方。智瑤的家臣告訴主子魏、韓那兩家靠不住，肯定會反叛。智瑤竟把這話隨便就透露給了魏桓子和韓康子，魏、韓反駁說：“講這話的人一定是離間小人，我們哪能放著快到手的土地不要呢？”這就敷衍了過去。而趙襄子后來正是派人來勸說魏、韓，告之以“唇亡齒寒”的道理，于是，三家反倒聯(lián)合起來殺死了智瑤，盡滅其族。只有智果因早已改姓而得以幸免。
司馬光說：智瑤的滅亡，就在于他“多才少德”。真是空有了一身本事！而趙襄子因為當年父親沒有立哥哥魯伯為繼承人，自己雖有五個兒子，卻不肯立為繼承人，而是先后立魯伯的兒子、孫子為趙家的繼承人。趙襄子無恤死后，趙國曾發(fā)生內(nèi)亂，但是族人還是合力平亂，并迎立了趙襄子指定的繼承人。這位繼承人所生兒子趙籍，后來就與魏桓子的孫子魏斯、韓康子的孫子韓虔同受周威烈王的分封，升為諸侯。
品牌要靠靈魂去維護
顯然，借選拔什么樣的人才為“接班人”這個話題，司馬光表明了自己的傾向性。那就是：在上者，一定要“寬厚”、“愛民”。這可能會與一時的利益發(fā)生矛盾，但“寬厚”、“愛民”仍然是最高領(lǐng)導(dǎo)者“德”之“本”。趙簡子當年派尹鐸去晉陽，如果僅從提高趙家的“收益”和“利潤”來認定競爭實力是否增強，那么，尹鐸必然要加大賦稅，以此為“經(jīng)營業(yè)績”，而使趙簡子也自認為已坐擁實力。但是這君臣二人都沒有那樣做。多年后，趙無恤身陷危難，正是趙簡子、尹鐸“寬厚”的老地盤，給了他轉(zhuǎn)危為安的回旋之地。而趙無恤從言傳身教的父親那里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安分”的品行，最終把繼承人的位置又想方設(shè)法地還到了哥哥魯伯的名下，讓魯伯的后代繼續(xù)主政。趙無恤到死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會有怎樣的后果，但是，旁人已經(jīng)把他的行為一點點地看在了眼里。一旦國家有難，這些族人便站出來繼承他的遺志，滅掉亂政者，回歸他的價值取向。因為他們相信：趙無恤“寬厚”，他的選擇也不會有錯。反觀智瑤，一身所謂的才氣，其實并不聰明，做人實不“厚道”，驕橫狂妄，算計別人，卻遭別人算計。用今天的話說：這種人，缺！
重慶當代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副研究員向虹說：自己也是做企業(yè)出身，但是沒做成功。不過，他把自己實踐中的感悟和求索匯集成了一本管理格言。其中勸導(dǎo)管理者：切不可存“假之圖謀、惡之邪念、丑之行徑”。因為，企業(yè)就是企業(yè)家人格的縮影。而企業(yè)品牌不僅要靠企業(yè)家去創(chuàng)造，還要靠企業(yè)家用靈魂去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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