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頻
清廷能夠優(yōu)容左宗棠的囂張，不過是為了應付太平天國的巨大威脅，一旦威脅終止，清廷就不再具有這等雅量。與左宗棠脾氣相似、軍政才華同樣卓越、被左宗棠視為接班人的蔣益澧，后太平天國時代就沒能做出太大成績，郁郁之下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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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翻版
劉典“武功”，楊昌浚“文治”，劉錦棠“先鋒”之外，蔣益澧是左宗棠按照自己的模式，一手培養(yǎng)起來的巡撫。
蔣益澧與劉典有幾分相似，不同之處在于劉典憨直、蔣益澧靈活。左宗棠比較二人，各有優(yōu)長：劉典氣急善謀而不能耐久，蔣益澧攻堅耐久而少奇謀。
蔣益澧少年時代便個性彰顯，不喜約束。他的游俠風格，與漢朝將軍韓信有幾分接近，湘鄉(xiāng)鄉(xiāng)里難容，于是云游四方。
1852年，羅澤南在湘鄉(xiāng)辦團練，19歲的蔣益澧加入，做了個小頭目。曾國藩出山后，蔣益澧被調(diào)配過去，幫辦親兵營。1854年改隸于羅澤南部，他跟隨到江西、湖北鎮(zhèn)壓太平軍，因戰(zhàn)功升任知府。
1856年，羅澤南在回援武昌時中炮死于戰(zhàn)陣，李續(xù)賓接任。蔣益澧與李續(xù)賓性格合不來，遂告假回鄉(xiāng)。
處身亂世，有才氣的人像家藏黃金，總會被人惦記。
1857年，廣西興安、靈川農(nóng)民再次起義，占領柳州、平樂、慶遠。廣西巡撫勞崇光向湖南巡撫駱秉章緊急求援。
左宗棠代表駱秉章出面，邀正居家中的蔣益澧從鄉(xiāng)下新募1500人，并帶永州駐防綠營3700人前去支援。蔣益澧能征善戰(zhàn)，迅速收復各大失城，朝廷嘉獎，提拔做道員，加按察使銜，留廣西補用。
1859年夏，永明農(nóng)民軍北走灌陽，與石國宗農(nóng)民軍會合，攻占興安，直逼桂林。蔣益澧聞報即回兵。
但他沒想到，出省作戰(zhàn)不但戰(zhàn)事復雜，人事關系更加復雜。處理關系非蔣益澧所長，廣西學政李載熙彈劾他“貽誤戰(zhàn)機，冒餉妒功”。朝廷采信，下旨降為道員。
蔣益澧本來就不是沖著官銜才跑出來帶兵打仗的，對降級也沒在意，仍與湘勇偏師將領劉長佑、蕭啟江配合，終于解了桂林之圍。
稍后，又奉命前去鎮(zhèn)壓賀縣農(nóng)民起義，攻下昭平、平樂、潯州。戰(zhàn)功顯著，朝廷收回處罰，再授廣西按察使。
左宗棠極為欣賞的蔣益澧
楚軍創(chuàng)辦后，左宗棠向駱秉章申請挖來蔣益澧，駱秉章自然樂得成全。
左宗棠對蔣益澧格外欣賞。他認為蔣雖然性格不與時合，但個人能力超強，能出色完成任務。能干的人，要看他的優(yōu)點，不要揪住缺點不放。經(jīng)過三年的戰(zhàn)場檢驗，印證左宗棠最初的眼光沒錯。
蔣益澧文武全才
蔣益澧也許確實太自由桀驁了點，連向來寬容大度、幽默風趣的胡林翼對他都不怎么感冒。
要知道，湘軍體系中，真正最具容人雅量的是胡林翼。左宗棠能容忍，倒不是他比胡林翼還有雅量，而是自己身上缺點鮮明的人，不會在意別人的缺點。
《清史稿》對這一點有直言不諱的記述：
“益澧年少戇急，曾國藩、胡林翼素不滿之，而左宗棠特器重?！?/em>
1862年，浙江巡撫左宗棠舉薦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命令他回湖南征集8000兵，招滿后帶到廣東，由兩廣總督勞崇光免費配發(fā)武器、軍餉，再從廣東繞道來浙江，開赴前線打仗。
蔣益澧進軍浙江后出手不俗，第一戰(zhàn)與劉典聯(lián)手，在裘家堰大破李世賢營壘。
蔣益澧在浙江立功經(jīng)過，《清史稿》對此有著十分詳細的記述。
蔣益澧攻打浙江戰(zhàn)功顯赫，奠定了左宗棠對他信任的基礎。
1864年10月，閩浙總督左宗棠去福建追剿太平軍，提拔蔣益澧做“護理巡撫”，直接代表自己，信任至于極點。
這段時間，蔣益澧發(fā)揮了出色的治事安民才能。
浙江經(jīng)太平軍戰(zhàn)亂，社會秩序混亂，經(jīng)濟凋敝，財政拮據(jù)。蔣益澧從省情出發(fā)，核減漕糧，酌減關稅，興修水利，使農(nóng)、工、商業(yè)都有一定恢復。
同時，增加書院經(jīng)費，修復名勝古跡，興辦慈善事業(yè)。生產(chǎn)建設恢復搞得風生水起，東南幾省的戰(zhàn)后重建工作，浙江走在最前面。
正史對蔣益澧這段事跡的記述是：
“疏陳善后事宜，籌閩餉，濬湖汊，筑海塘，捕槍匪，又覈減漕糧，酌裁關稅，商農(nóng)相率來歸。增書院膏火，建經(jīng)生講舍，設義學，興善堂，百廢具舉。東南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為最?！?/em>
憑著守土盡責的建設成績，1866年，左宗棠再次傾力舉薦，蔣益澧取代郭嵩燾，擔任廣東巡撫。
蔣益澧與前任郭嵩燾“和氣為尚”主政思路截然不同，他以軍人的氣魄，一上任就拿廣東財政開刀，裁減太平關關稅4萬兩，撤銷收稅丁胥，改由巡撫直接派人征收，以杜絕辦事官吏截流貪污。
廣東不同于內(nèi)陸，商業(yè)活躍，洋人眾多。廣州城內(nèi)設有專為外商買辦的機構“歐洲人公所”，與中國人經(jīng)常扯麻紗，蔣益澧遇公事則與洋人論理，寸步不讓。他干得熱火朝天，一心撲在工作上面。
熟悉省情后，他主張在廣東造船購炮，寫信與左宗棠商議，計劃在沿海一帶建鐵廠，制造輪船，雇洋人工匠做教授，選聰明子弟入廠學習。
這些主張因任期過短，最終都沒有實現(xiàn)，但可以見出福州船政局的影子。
蔣益澧也是洋務運動的先驅(qū)之一
蔣益澧不會想到，他想辦事的大主張，觸動了廣東官場十分敏感的利益分配與權力資源。他一心只想辦事，政治智慧與為官權術卻都不夠，各方利益沒有平衡就匆促上馬，不知覺中犯了與前任郭嵩燾同樣的失誤。
守舊官僚利益被觸動，頗為不快。在派系嚴重的帝國官場，左宗棠安插過來的人，打破廣東官場生態(tài)，引起一批官員不安。
1868年，兩廣總督瑞麟與閩浙總督吳棠找個理由，聯(lián)手彈劾他，罪名是“任性不依例案”。用今天話說，蔣某人“有權就任性”。
這樣的指責，本就莫須有，因為“法治觀念”在大清帝國是零，有的也只是“律治”。而“王法”本是最大的“任性”。但朝廷居然予以采納，蔣益澧不幸又被降二級，以按察使留用。
左宗棠其時已調(diào)任陜甘總督，無法蔭護。蔣益澧孤身居粵，官勢一落不可收拾。不久，瑞麟找個借口，干脆將他調(diào)往廣西赴任。
人家是官越做越大，自己這官越做越小，政治前途每況愈下，蔣益澧深感難有作為。辦事無權，他無意戀棧，一氣之下，請病假回湘鄉(xiāng)鄉(xiāng)居，一隱就是好幾年。
對于有個性、辦事能力強的官員，朝廷在危機時總會惦記。
1874年5月，日本侵犯臺灣，蔣益澧奉詔復起，朝廷“屬以邊事”。但才走到北京，卻病發(fā)猝死，生平事業(yè)驟然止步。
蔣益澧是一個實干型官員，一生才干稍展，卻被彈劾站邊稍息。雖不盡己意，但官方評價頗高：
“蔣益澧經(jīng)挫折而奮起，平浙、治浙，并著顯績，信乎能自樹立。”
蔣益澧死后，社會對他個性的非議、指責，突然都不見了，響起一片贊揚與同情聲。這是傳統(tǒng)中庸文化平衡的必然。
他主政期間的主張，許多人本就如蔣益澧這么想的，只是不敢學他這么說，這么做而已。生前反對，死后哀榮，也是平衡的功效。
朝廷在蔣益澧身后也格外關照，將他詔復原官，依巡撫例賜恤，詔允建祠紀念，賜謚號“果敏”。
左宗棠選材與湘軍不同
以上四人，代表四種類型，從正面與背面基本可以看出左宗棠的用人策略與風格?？梢钥闯觯笞谔木褪且揽窟@樣一些性格有不同缺點的個性人才，給予充分信任，點石成金，一群人聯(lián)手，最終成就歷史大事業(yè)。
但左宗棠哪里料到，他放手起用個性有缺點的武人做將，“得罪”了文化人。
清朝崇文抑武，武人并沒地位；有個性的人喜打破潛規(guī)則，讓人難堪。這兩點都讓文人無法釋懷。因此，左宗棠起用人才，不單曾國藩皺眉頭，在純粹的文化人眼里，似乎也多不以為然。
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是欣賞并支持左宗棠的學者，他多次在日記中提到左宗棠，對他的絕世才氣、深刻洞見，欣賞欽佩。但他只認可左宗棠本人，對左宗棠欣賞的人才，并不感冒。
1875年12月22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疆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兼署伊犁將軍李云麟受左宗棠委托，拜訪翁同龢，匆匆聊過數(shù)語，翁同龢在當天日記寫下并不太友好的第一印象：“察其詞氣，近俗。”
文人與武人確實存在沖突，武人擁有軍事實力，文人掌握了話語權。文人按自己的氣場標準，習慣虛擬一個“文人王國”，對不合自己味道的人，一概排斥。其實這也是一種性格弊病。
左宗棠用武人帶兵，以文化節(jié)制武人，這種打造職業(yè)化軍人的方法，是成就事功的根本。
曾國藩的湘勇之所以戰(zhàn)斗力偏弱，就因多用“才堪治民”的文人所致。湘勇吉字營例外，戰(zhàn)斗力超強，是因為統(tǒng)領曾國荃就是一個自稱“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人。
如果楚軍按照文人的眼光選將才，將領詞氣雖雅，戰(zhàn)績卻俗，兩者實在難以調(diào)和。
根據(jù)左宗棠標準選拔與培養(yǎng)出來的將才，全是能獨當一面的獅虎。獅虎善于搏擊，要他們優(yōu)雅，則不及仙鶴。既勢大力沉，又飄然翩躚，只有想象中的“飛虎”。
左宗棠因才施用，本是矮子里面拔將軍，自然難得完美。他并不追求將才完美，反倒主張“藏拙”，將不同缺點的人才巧妙融匯，造就完美團隊，不得不相信，這是一種高明的用人之道。
因為歷史上之前還很少有這樣一位統(tǒng)帥，用了這么多有著各種性格缺點，為社會所難容的人，而最終卻成就了左宗棠這么多的歷史大事業(yè)。
性格不好的左宗棠
不介意用性格不好的人
成在創(chuàng)新，毀譽也在創(chuàng)新。左宗棠獨特的“人才觀”，不但當時遭文人指斥，即便后世，也頗存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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