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2日，《北京晚報》發(fā)表了李燕先生的一篇短文《該理一理“里”字了》，主要講了人們把“里”誤用為“裏”或“裡”的情況，如把“鄰里”誤寫為“鄰裏”，把“鵬程萬里”誤寫為“鵬程萬裡”，把名人故里的“故里”誤寫為“故裡”等。這一問題，早在2009年8月24日，楊志良先生就在《北京晚報o文化時評》談到過，文章名為：《使用繁體字請掂掇著點》。文中列舉了人們使用繁體字的常見的錯誤。
董樹人
鬆：當成了“松樹”的“松”。
裏：當成了“幾里地”的“里”。
雲：當成了當“說”講的“云”。
穀：當成了“河谷”、“山谷”的“谷”。
禦：當成了“與皇帝有關”的“御”。
餘：當成了文言中當“我”講的“余”。
範：當成了姓“范”的“范”。
瀋：當成了姓“沈”的“沈”。
可見這個問題是個老問題，也不是人們使用漢字時“掂掇著點”就能解決的問題，如此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漢字簡化的問題，由于歷史原因，存在不少缺點和問題，我們不得不正視，同音替代簡化法存在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楊文、李文所指出的問題，就是同音替代簡化法惹的禍。
當初簡化漢字的初衷，是消滅漢字實行“拉丁化”的第一步，繁體字已經作為被廢棄的字體不能再應用，基本不存在繁簡轉化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后，因與海外、港澳臺地區(qū)交往的需要（這些地區(qū)依然多使用繁體字），人們在一些場合又重新使用繁體字，出現了比較多需要繁簡轉換的機會，也就暴露了同音替代法簡化出來的字很不方便轉換的問題，而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道理很簡單，人們的頭腦中想到一個簡化字，馬上就會想到一定有一個繁體字跟它對應，不會先考慮這個簡化字在原先的繁體字系統(tǒng)中是不是有它的位置。事實是，用同音替代法簡化出來的字，原來都是有自己的獨立用法的，如“松”，它既代替了原來“稀鬆”的“鬆”，也保留了自己原來的用法，它原來就是“松樹”的“松”。在繁簡字的轉化上，一對一（如簡化字“動”對繁體字“動”）比較容易，一對二（如“松”既對原來“稀鬆”的“鬆”，又對 “松樹”的“松”）、一對多（如“干”既對原來“若干”的“干”，又對“乾濕”的“乾”，又對“幹活兒”的“幹”）就比較麻煩。這就是“松樹”被轉換成“鬆樹”，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漢字寫法被某著名傳媒機構轉換成“塔什幹”的原因。前些年，語文學界的人們經常拿“西太后”被轉換為“西太後”作為笑談，出現這種轉換的錯誤，也是簡化字一對二造成的?！棒Y”簡化為“斗”，“髪”簡化為“發(fā)”以后，筆者在閱讀時經常需要返讀，想一想，這個“斗”念dǒu，還是念dòu？這個“發(fā)”念fā，還是念fà？這也是一對二造成的。筆者的工作單位在北京市海淀區(qū)，早些年接到廣州朋友用繁體字寫的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就曾工工整整地寫為“海澱區(qū)”。這是由于寫信人覺得，“淀粉”既然原來的寫法是“澱粉”，那么“海淀”的繁體肯定應該寫為“海澱”了。因為他不知道“淀”字本就在漢字系統(tǒng)中占有一席之地，詞義為“淺水湖泊”。它代替“澱”，只是新添的另一個功能而已。
只要漢字繁簡字并存，且存在轉化的需要，這種漢字使用上的混亂情形就很難避免。而且隨著人們對繁體字越來越生疏，這種轉換上的錯誤會越來越多。同音替代簡化法屢屢在繁簡轉化上出現問題，早被人們所詬病，國家有關部門沒有人重視，致使問題遷延至今。前幾年，國家文字管理部門請有關專家制訂了《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對“通用漢字”作了“微調”，也沒有顧及繁簡轉換存在的問題。不知道以后作“微調”時，是不是有機會解決這一問題？真到了解決這一漢字使用上的混亂狀況的時候了！
簡化漢字在減少漢字字數上采取措施，首先應該從研究、整理龐大數量的異體字開始，不應該隨意否定一些同音字在漢語表達上的作用，輕率地把它們合并，這樣做只有害處沒有好處。因為在漢字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根據社會發(fā)展的表達需要，新漢字是不斷產生的，分化與孳乳是漢字產生的一種重要方式。今天我們?yōu)榱藴p少漢字字數和筆畫，人為地將各有分工的同音字合并，舍棄一些筆畫多的字，實在沒有必要，那樣只能會影響到相關漢字意義的充分、精密的表達，給漢字使用上造成麻煩或困難。只從繁簡轉換多年來出現的問題來看，漢字的這種簡化法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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