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宋代士大夫?qū)Ψㄖ挝拿鞯奶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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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初皇帝務(wù)實求實，作為治國之具的法律自然進入皇帝的視野，他們非常重視運用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統(tǒng)治者提倡明習法律，不僅對參加科舉的士人有所影響，即使對以論道著稱的理學家，也同樣有著現(xiàn)實的影響。
主張讀書讀律的蘇軾，在他應(yīng)科舉策論而撰成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中，表達了年輕時代的蘇軾對于如何用刑的一系列觀點。如他認為刑法之所以產(chǎn)生，是對“罪戾”的懲罰，目的不僅在于懲惡，也在于勸善，以使吾民不要“入于其中（罪戾）”。所以，他主張“罪疑者從輕”，“舍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就是使其產(chǎn)生知恥之心，而遠離犯罪。
蘇軾在《策別一》中借古喻今，抨擊了刑不上大夫及于今世的消極影響，強調(diào)大夫庶民違法犯罪皆當一體同科、罰當其罪。他提出用法當使人心服，否則遺患無窮，他說：“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于木索、笞棰哉！”他以嚴峻的文字抨擊當時朝廷高官有罪不罰的弊政：“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圣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p>
王安石作為一位銳意改革的思想家，他在文中充分論證了國家立法的重要性，以及法與吏的關(guān)系。他將國家比喻為“大器”，為了治理國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他以五代時期晉、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賢才，遭致“災(zāi)稔禍變”為例，建議皇帝“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王安石雖然主張治天下以法，但他明確區(qū)分善法與惡法之別，強調(diào)只有行善法才能發(fā)揮以法治國的作用。他說：“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曰亦不足矣?！睗h唐以來，法制與盛世的關(guān)系不斷證明了“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但此法必須是善法，否則惡法肆虐，則國將危矣。
王安石重法，但不拘泥于法，他主張法律是可變的，“祖宗之法，不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為了發(fā)揮善法的治世功能，他更重視賢吏執(zhí)法，在《上時政書》中提出了“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持法制的狀態(tài)。他還在《翰林學士除三司使》中提出“聚天下之眾者莫如財，治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的觀點。
治法與治吏結(jié)合并重，漢唐以來論者多矣。如唐白居易所說：“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王安石從變法改革的實踐中，更切身感覺到良吏的重要性。而王安石變法最終的失敗，雖有各種原因，但吏不良未嘗不是原因之一。
宋朝著名清官包拯既闡述了發(fā)揮法律治世功能的論點，也強調(diào)賢吏執(zhí)法的重要性。他在《論取士》中提出“治亂之原，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他還在《晏殊罷相后（上）》中提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他在《請選用提轉(zhuǎn)長吏官》中，不僅再次論證了選官的重要，而且以剛正無私的原則立場揭露了一些不稱職的地方官，表現(xiàn)了“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性格。他說：“竊見近日除授轉(zhuǎn)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如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知識庸昧，眾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狐挺、京西張士安、河東席平，皆素非干敏之才，又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并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后應(yīng)除轉(zhuǎn)運使，先望實而后資考，則所得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xié)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p>
站在王安石對立面的舊黨代表人物司馬光反對變法。但是，司馬光從治理國家的實踐經(jīng)驗中也體驗到“任官”、“信賞”、“必罰”三者為“致治之道”。他在主張重禮的同時，也建議禮法結(jié)合并用，他說：“禮與刑，先王所以治群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彼貏e強調(diào)司法官必須了解“法意”才能準確斷刑，他說：“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斷獄?！贝苏摪l(fā)前人之未發(fā)。由漢迄宋，注釋律學的出發(fā)點，歸根結(jié)底就在于剖解法意，以便于司法官準確斷案。
宋朝是理學盛行的時代，故又稱宋學，代表人物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所謂“天理”即儒家所說的三綱，朱熹將其推崇至“天理”的高度，深受統(tǒng)治者的肯定和宣揚。至清朝康熙時，將朱熹列于孔子十哲之次，說明天理人欲之說對于專制國家統(tǒng)治所起的政治功用。值得說明的是，理學家并非終日論道，無視法律之學，朱熹就曾發(fā)表了《堯典象刑說》《論治道》，表達了他的法觀點?！跋笠缘湫獭背鲎浴渡袝に吹洹?，歷代解釋者頗多，《唐律疏議》解釋說：“（象刑）畫象以愧其心。”朱熹的解釋仿此，他認為賞與刑都發(fā)自圣人之心，他說：“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后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使民畏刑?！庇终f：“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贖、為撲，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敝祆鋵τ诰判蹋?、劓、剕、宮、大辟、鞭、撲、流、贖）的詮釋，對后世律學的發(fā)展很有影響。
總之，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故而在其詩文中追求性靈閑適的成分少，經(jīng)世致用的成分多，正所謂“詩以道志”，“文以載道”。而法作為“治世之具”，是企圖“得君行道”并關(guān)心民瘼的士大夫不可回避的話題，是以其詩文中每每出現(xiàn)關(guān)于法的討論和評判，其中又有不少言論直指現(xiàn)實，切中時弊，發(fā)出耀眼的思想光芒。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編輯：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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