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大清王朝的金融中心，不是作為首善之區(qū)的北京，也不在商業(yè)繁華的江南，而是躲藏于一個不露山不顯水的北方小城——山西平遙縣。
當時晉商控制的票號與錢莊，遍布大江南北，幾乎每個大城市與大商埠都可以找到山西票號、錢莊，甚至在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倫的華僑聚居的城市，也設有山西票號的分號。票號業(yè)極盛之時，全國有51家，分號多達600余個。這51家票號中，山西票號占了43家，經山西票號匯兌的銀子，據(jù)稱差不多達到5億兩。說山西商人掌控著大清國的金融命脈，半點也不算夸張。
而在43家山西票號之中，有22家票號的總部就設在平遙縣。遙想一百多年前，在平遙城的一條青石板大街上，商號林立，其中便有“日升昌”、“蔚泰厚”、“蔚豐厚”、“蔚長厚”等聲名顯赫的票號總號。每一天，從各大商埠票號分號發(fā)來的大量金融信息匯集在這里；同時，一道道決定著數(shù)以萬兩計的資本流向的指令也從這里發(fā)出?！耙患堉欧b傳，百萬之巨款立集”，這一百多年前的平遙城，有點像今日美國的華爾街吧。
“日升昌”是有史可查的第一家山西票號，成立于道光初年，投資人（財東）為平遙商人李大全，創(chuàng)始人兼總經理（大掌柜）為雷履泰。日升昌成立之初，“資本僅三十二萬兩，不數(shù)年間獲利巨萬”，其他經營綢緞、布匹、茶葉、雜貨等業(yè)的山西商人，見票號有利可圖，也紛紛投資金融業(yè)。在后來的一百年間，山西票號一直維持著“執(zhí)中國金融之牛耳”的地位。
山西票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信”。
（一）票號對客戶的信譽
山西票號重信義，特別在乎信譽、信用。當過山西“大德恒”票號經理的頡尊三曾自述說：“票號較優(yōu)于普通商業(yè)之點，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jù)，大有儒學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無、濟公私，顯宦信足，行州里，旋蠻貊，近悅遠來，開銀行之先河，創(chuàng)久遠之盛譽耳?！边@并非“王婆賣瓜，自賣自夸”，而是平實之論，作為旁觀者的梁啟超也評價說：“晉商篤守信用。”
有一樁在平遙縣流傳甚廣的軼事，可以說明山西票號的信用。大約光緒年間，平遙的“日升昌”票號來了一名衣衫襤褸的老婦人，要求兌現(xiàn)一筆匯款?；镉嫿舆^匯票一看，大吃一驚：這是一張?zhí)畎l(fā)于同治七年、由“日升昌”張家口分號開出的巨額匯票，匯款數(shù)額為12000兩白銀。而這名前來提款的老婦人，大家也認識，是一個在平遙城街邊行乞多年的老寡婦。她怎么可能有12000兩銀的匯款？而且這匯票也是一張三十年前填發(fā)的舊票，一時間莫辨真?zhèn)巍?/p>
當時“日升昌”票號的大掌柜叫張興幫，他不敢怠慢，連忙調出票號的往年賬簿，仔細核對，最后確認匯票是真的。原來，老婦人的丈夫以前在張家口做皮貨生意，同治七年準備回平遙，便將做生意攢下來的12000兩銀子通過“日升昌”張家口分號匯回老家，不想半途暴病身亡，連遺囑都未能留下。老婦人一直都不知道丈夫有一筆巨額匯款存于票號，家道從此衰落，最后淪為乞丐。直到日前，她在整理丈夫遺物時，才在一件破棉襖中找到這張三十年前的匯票，便來“日升昌”碰碰運氣。票號核實了匯票為真之后，怎么做？立即連本帶利將銀子兌現(xiàn)給老婦人。
如果說這個故事有些像民間傳說，難以較真，那我們還可以來看一段確鑿無疑的記載：晚清庚子事變期間，北京的山西票號遭受亂民洗劫，連賬簿都被付之一炬。沒有賬簿，票號便無法核算存款數(shù)目，也難以核對儲戶資料。但山西票號還是決定：只要儲戶持存折到票號，便可立即兌現(xiàn)存款，不用核實賬目余欠，也不管銀兩數(shù)目多少。
山西票號雖然因此損失慘重，卻借此樹立起響當當?shù)墓帕?。經歷過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號掌柜李宏齡后來回憶說，“至是之后，（票號）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足可信，分莊遍于全國，名譽著于全球”；“不獨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場大員無不敬服。甚至深宮之中亦知西號（山西票號）之誠信相符，不欺不昧”。
信用，這是票號業(yè)的生命線。人們前往票號匯款或存款，將白花花的銀子換成沒有任何擔保的一紙票據(jù)，而當時的清政府并沒有制訂一部“金融法”來保護客戶利益，如果票號無法以自身的信用取信于人，怎么可能吸納存款與匯款？
事實上，山西票號正是憑著過硬的信用，在晚清的金融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當時在上海、漢口等繁華商埠，中外商人發(fā)往內陸的匯票，以及海外貿易中簽發(fā)的票據(jù)，多通過山西票號。上海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說：二十五年來，與山西商人做了幾億兩的巨額交易，從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二）票號對客戶的信任
山西票號極重自身信譽，對從票號貸款的客戶，也給予完全之信任?！肚灏揞愨n》總結了山西票號的經營特色：“向重信用，不重契據(jù)，不做押款?！币簿褪钦f，山西票號向他的客戶發(fā)放一筆貨款，通常情況下，并不要求客戶提供抵押與擔保，只要票號認為他這個人值得信賴便可以了。山西票號界中流傳一個說法：“萬兩銀子一句話?！闭f的便是山西票號的“信用貸”模式。
這樣的放貸方式，跟現(xiàn)代銀行業(yè)的借貸制度很不一樣，跟中國的借貸傳統(tǒng)也有區(qū)別。我們舉個例子：宋代的大宗交易，往往不需要現(xiàn)金，而是采取信用支付的方式，但每一筆交易之前，雙方通常必須訂立合約，有中間人擔保，以避免發(fā)生商業(yè)糾紛，或者發(fā)生糾紛后有訴訟的證據(jù)；宋代的官私營貸款機構，每放出一筆貸款，也會要求借款方提供抵押。而山西票號的做法簡直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被時人視為是“固執(zhí)不通之處”。但晚清人同時又不得不承認，山西票號“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者，亦未始非‘固執(zhí)不通’四字之效也”。
毫無疑問，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風險非常大。為控制風險，山西票號一般只給商號、錢莊、官府等大客戶放貸，并不接受尋常小客戶的借貸要求。票號又將大客戶分為若干個信用等級，不同的信用等級有著不同的貸款額度，如“大德通”票號規(guī)定：“上上招牌，貸款不得過三萬元；上招牌不得過二萬元；上中招牌不得過一萬元；中招牌必須審慎?！边@種信用等級劃分，跟現(xiàn)代銀行的做法也有差異，現(xiàn)代銀行會精確評估客戶的資產、債負、還貸能力，而山西票號只是籠統(tǒng)地把握客戶的信譽度。
應該說，在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中，山西票號“信用貸”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不需要什么繁瑣的手續(xù)，“萬兩銀子一句話”嘛。相比之下，宋代商人的信用交易要麻煩得多，既要先簽合同，又要找保人，還要時刻準備著訴訟。然而，山西票號的“信用貸”也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信用半徑有限，很難擴展至陌生人社會、復雜社會，一旦借款方違約，不還貸款，票號便可能血本無歸。而宋代模式盡管手續(xù)繁瑣，卻可以適用于陌生人之間的交易。
清末民國之時，時局動蕩，世道人心飄搖不定，埋伏在貸款制度中的隱患終于給山西票號帶來了滅頂之災。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大商號“東盛和”五聯(lián)號突然倒閉，負債500萬兩銀，其中200萬兩銀借自票號，其余的300萬是拖欠外國銀行與政府銀行的債務。銀行貸款均有抵押，所以損失不大；票號借給“東盛和”的錢，由于沒有抵押，全打了水漂。作為債權人之一的“源豐潤”、“義善源”票號因此而元氣大損，最終在隨后發(fā)生的上海金融風暴中破產。
“源豐潤”與“義善源”非山西商人所開，不過它們的命運，其實就是山西票號乃至中國整個票號業(yè)的縮影。時逢亂世，又迎面碰上近代銀行的競爭，守舊的山西票號終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1911年10月以前，全國尚有26家票號存世，次年減為24家，1913年減為20家，1915年再減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號還在垂死掙扎，那就是山西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與祁縣的“三晉源”。
又過了幾年，票號完全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只給后人留下無盡喟嘆，以及若干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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