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租庸調制與兩稅法的異同：唐朝繼續(xù)實行均田制。公元624年，頒布均田令，并將前代的租調制發(fā)展為租庸調制。唐朝租庸調制與兩稅法的異同
規(guī)定丁男(21—60歲)、中男(18—20歲)受田一頃(百畝)。疾病殘廢者受田40畝。寡婦30畝，如為戶主則為50畝。所授民田2/10為永業(yè)田，子孫可以繼承。三年之內每畝種桑50棵，榆、棗各10棵，不適合上述品種地區(qū)，可以其他果木代替。8/10為口分田，身死則歸還國家，授與他人。在地廣人稀的寬鄉(xiāng)，工商業(yè)者也受田，比農(nóng)民減半；在地少人多的狹鄉(xiāng)，工商業(yè)者不受田。唐代均田制有以下幾個特點：授田對象為男丁，婦女不再受田；限制土地買賣的規(guī)定放松，不僅永業(yè)田可以買賣，口分田有時(如遷往寬鄉(xiāng)時)也可以出賣。另外，奴婢不再受田，只給園宅地(五口一畝，一般人三口一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頒行租庸調制：每丁每年繳納租粟二石，戶調隨鄉(xiāng)土所產(chǎn)，綾、絹、絁〔shi詩〕各二丈，綿三兩。如果繳布，則加1/5，即二丈五尺，麻三斤。規(guī)定每丁每年服役20天，閏年22天。如果不服徭役，可納絹或布代役，一天折合絹三尺，稱為庸。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加役15天免調，加役30天，租調全免。額外加役，不得超過30天。唐代的庸，正式把部分力役稅轉變?yōu)閷嵨锒悺?/p>
唐朝還在租庸調之外，規(guī)定了兩種資產(chǎn)稅：一是戶稅。戶稅“以錢輸稅而不以谷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文獻通考·田賦考三》)自王公以下分天下民戶為九等，大歷四年(公元769年)規(guī)定，上上戶每年出錢4000文，上中戶3500文，上下戶3000文；中上戶2500文，中中戶2000文，中下戶1500文；下上戶1000文，下中戶700文，下下戶500文。一品官按上上戶納戶稅，九品按下下戶納戶稅，余品依此類推。
二是地稅。開始按田畝征收，后來改為按戶征收，以后又改為按田畝征收。按戶等征收時，上上戶五石，其次依等遞減。按田畝征收的標準是“畝稅二升”。無田或少田的商賈戶則依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各等依次遞減的制度征收。唐朝的戶稅和地稅，對租庸調制貧富無差的缺點起了一定的彌補作用。
均田制從北魏到唐中葉前后共實行了250余年。如果從占田制算起，則按丁夫授田的制度斷續(xù)實行了460多年之久。從公元204年曹操實行租調制到公元780年租庸調制完全廢止，租調制前后有將近600年的發(fā)展史。這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賦稅制度主要有兩個特征：
第一，從限制土地兼并，保證農(nóng)民對小塊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方面來保證國家賦稅的基礎。
第二，注意按負擔能力平均賦稅。曹魏按田畝征田租，西晉按戶等征戶調，以及均田制下按丁夫征租調，都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
以人丁為計征對象的租調制和租庸調制的基礎是均田制。勞動者都能占有一小塊土地，從事生產(chǎn)勞動，所以按丁計征才有實現(xiàn)的可能。一旦均田制遭到破壞，農(nóng)民重新喪失土地，這種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制就不可能維持。
均田制是國家把它占有的部分無主荒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nóng)民耕種。國家對這些土地擁有所有權，而受田農(nóng)民則獲得對這些土地的使用權。在對無主荒地實行國有的同時，依舊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于是出現(xiàn)了封建土地國有制與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存的局面。二者雖然本質上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但這兩種土地占有形式之間畢竟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和矛盾。一方面，封建國家企圖通過土地國有制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惡性膨脹；另一方面，大地主階級則千方百計要吞噬國有土地，以擴大自己的地產(chǎn)。二者的并存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均田制所實行的土地國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發(fā)展。但均田制并不侵害現(xiàn)存的土地私有制，不僅如此，它還在很多方面照顧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唐代均田制對有爵位的貴族和從五品以上官吏，規(guī)定可以按品級授給永業(yè)田5—100頃，對有戰(zhàn)功勛位的，可以受勛田60畝至30頃。這些土地授予以后，即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chǎn)。對官僚地主的優(yōu)待，使他們的經(jīng)濟勢力得以繼續(xù)擴大，使他們有可能大量兼并農(nóng)民的土地。唐代的均田制比以往的均田制對土地買賣的限制進一步放寬，不僅永業(yè)田可以出賣，口分田在百姓遷往寬鄉(xiāng)時，也可以出賣，這就為大地主通過買賣而合法兼并農(nóng)民的土地開了方便之門。另外，封建國家不過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它之所以要實行均田制，主要是因為土地兼并的發(fā)展已經(jīng)危及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危及了封建政權的鞏固。一旦社會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階級矛盾有所緩和，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作為地主階級總代表的封建國家，就不僅會放任土地兼并的發(fā)展，它的當權分子自己就會把國有土地攫為己有，成為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如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田園遍于京郊的膏腴之地；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圍占有的土地也都是上等好田；宦官高力士等則霸占了京師良田的6/10。到唐中葉，均田制名存實亡。土地兼并重新發(fā)展起來。大批均田農(nóng)民又喪失了土地，成為流民，有的則成為地主的佃農(nóng)；不是已經(jīng)喪失了輸納租庸調的能力，就是不再為國家所控制，不再為國家輸稅。而大官僚大地主雖然兼占大量土地，剝削很多佃農(nóng)，卻逃避賦稅，或僅納一丁一戶的租庸調。安史之亂(公元755—763年)后，造成大量人口流散、死亡，更加促進了土地的集中，均田制徹底瓦解，租庸調制已經(jīng)無法維持，國家財政陷入嚴重危機。公元780年，唐德宗任用楊炎為相，開始實行兩稅法改革。
兩稅法開始了中國賦稅發(fā)展史的又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田賦制度主要表現(xiàn)出以下兩個基本特點：第一，資產(chǎn)稅開始取代人丁稅；第二，貨幣稅逐漸取代實物稅。這一取代過程雖然經(jīng)過多次反復，但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卻一直貫徹著，是田賦制度發(fā)展的一個趨勢。從唐中葉兩稅法開始，中間經(jīng)過北宋中葉王安石變法，明中葉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到清中葉攤丁入地改革，這種取代終于最后完成了。
兩稅法最先體現(xiàn)了上述的發(fā)展趨勢或變化。兩稅法的具體內容有以下一些方面：量出制入，根據(jù)國家原來各項財政支出額，確定國家的稅收總額，再把這個總額分配到各地，按戶稅和地稅兩個稅種向百姓征收。戶稅的具體征收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舊唐書·楊炎傳》)即不論主戶、客戶，一律編入現(xiàn)在所居州、縣的戶籍，在所居地納稅。征稅標準，不再按丁，而是按資產(chǎn)征稅，不論丁男、中男，一律按貧富即按其擁有的資產(chǎn)的多少來納稅。資產(chǎn)多的多納，少的少納。變過去按丁(戶)征稅為按資征稅。商人要在經(jīng)商所在州縣納稅，稅率為1/30，大致要和當?shù)鼐用穸愗撓嗤?。地稅則依兩稅法實施前一年耕墾的田畝數(shù)征收。兩稅一年分夏、秋兩次交納，夏稅納稅時間不超過六月，秋稅不超過十一月。
兩稅法簡化了稅制，把租庸調及各種雜稅合并，統(tǒng)一征收，稅目減少，繳納時間集中，納稅手續(xù)簡便。還取消了“不課戶”，不僅官吏要納稅，浮寄客戶及商賈都要承擔兩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國家賦稅收入。兩稅法按資產(chǎn)課稅，更適合均田制瓦解后百姓的負擔能力，在土地已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階級手中，而廣大農(nóng)民多已失去土地的情況下，如再按丁、戶征收租庸調，是極不公平的，而且越來越難于保證國庫有充足的收入。而按資產(chǎn)征稅，占有大量田產(chǎn)的大地主多納稅，而資產(chǎn)極少的農(nóng)民則少納稅，納稅數(shù)量和負擔能力更為相符，稅收也可增加。
兩稅法還有一個重要規(guī)定，即田畝之稅(包括租粟二石及按每畝交粟二升的地稅)仍納谷米，而租庸調中應納布帛絹綿等實物的部分均改為折錢計征。一般商戶占有的不在墾田數(shù)內部分的土地的地稅，也另折現(xiàn)金交納。此外，原來的庸并入兩稅后，改為賦稅代替勞役，百姓可以錢代役，勞役租稅部分也變?yōu)樨泿抛舛惲?。這樣，兩稅法就把很大一部分實物稅改為貨幣稅了。
兩稅法改賦稅征實為征錢，是唐代社會經(jīng)濟繁榮、商品貨幣經(jīng)濟顯著發(fā)展的結果。這一改革順應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同時又必然會反過來促進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貨幣納稅，在楊炎提出兩稅法之前，只在局部地區(qū)實行過。兩稅法把它推向全國，加速了實物稅向貨幣稅轉變的過程，擴大了貨幣稅作用的范圍。農(nóng)民為了納稅，必須賣出他們的農(nóng)產(chǎn)品，換回貨幣；一向自給自足的農(nóng)村自然經(jīng)濟必須和市場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擴大商品生產(chǎn)的范圍。這必然會加速封建自然經(jīng)濟基礎的瓦解。所以，這是一項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稅制改革。
但是，唐代商品貨幣經(jīng)濟雖有相當發(fā)展，封建自然經(jīng)濟仍占主導地位。商品經(jīng)濟尚未發(fā)展到應有的程度，以貨幣稅最終取代實物稅的條件還未完全成熟。正因為如此，兩稅法雖然以錢定稅，但征收時，又往往配繳實物。由于后來物價下跌，農(nóng)民往往需要數(shù)倍絹帛才能繳足兩稅錢額，加重了百姓負擔。到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采納戶部尚書楊于陵的建議，規(guī)定兩稅“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新唐書·食貨志》)。結果又恢復了實物稅。
兩稅法的不徹底，還表現(xiàn)在雜征并未取消上。兩稅法頒布時規(guī)定，兩稅之外，不得多征一錢。但不久就命各州于兩稅錢上每千文增收200文。到五代十國時期(公元907—960年)這種隨意加征情況更為嚴重。五代十國仍行兩稅法。但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的附加稅。如從后梁開始到后周，百姓于兩稅外還要交省耗錢，名義是為了補償糧食征納過程中的損耗。從后唐開始，又征所謂雀鼠耗，借口備倉儲糧食的損耗。后漢時，規(guī)定百姓向官府納錢時以80文為100文，官府付錢時則以77文為100文，稱省陌。此外，隨田賦帶征的附加稅還有對農(nóng)民自制農(nóng)具所征的農(nóng)器錢，對百姓造曲釀酒所征的曲錢以及牛皮稅等。
隋唐時中央仍設三省六部，管理財政稅收的為度支部(唐稱戶部)。下設度支、倉部、戶部、金部，分別管理賦稅征收事務。唐代州、郡有司戶曹參軍事與司倉曹參軍事，縣則有司戶佐、司倉佐負責稅收工作。鄉(xiāng)則百戶設里，里有里正擔當賦稅催納事務。唐自安史之亂后，地方所征賦稅劃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留地方使用，一部分交諸道節(jié)度使在本道支用，余下部分上交中央，這就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刑部中的比部專門負責賦稅收支監(jiān)督和審核，國庫管理制度也更為完備。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它的主要內容是：
（1）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的征收，保留戶稅和地稅。
（2）量出制入，政府先預算開支以確定賦稅總額。實際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歷十四年）各項稅收所得錢谷數(shù)，作為戶稅、地稅的總額分攤各州；各州則以大歷年間收入錢谷最多的一年，作為兩稅總額分攤于各地。因此，戶稅、地稅全國無統(tǒng)一的定額。
（3）戶稅是按戶等高低征錢，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jù)財產(chǎn)的多寡。戶稅在征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征錢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稅按畝征收谷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歷十四年的墾田數(shù)為準。
（5）無論戶稅和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因為夏秋兩征，所以新稅制稱為兩稅法。
（6）對不定居的商賈征稅三十分之一（后改為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 兩稅法的重要意義 兩稅法是一項有著重要意義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國家對租調徭役的征斂，主要依據(jù)是丁身；兩稅法則主要是依據(jù)土地多少征稅。兩稅中的地稅是履畝征粟，戶稅雖說依據(jù)資產(chǎn)，但土地是資產(chǎn)中的重要內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據(jù)土地征稅。
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均田制破壞后，土地占有情況愈來愈不均，于是舍人稅地就成為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舍人稅地也意味著封建官府對農(nóng)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制下，不管是地主、貧民，他們向國家納稅的數(shù)量卻完全一樣，這當然極不合理。兩稅法推行后，沒有土地而租種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戶稅，不交地稅。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xiàn)象。
再次，租庸調是以均田制為基礎，流亡客戶因為不在當?shù)厥芴?，所以既不編入戶籍，也不納稅。兩稅法“唯以資產(chǎn)為宗”，不管土戶、客戶，只要略有資產(chǎn)，就一律得納稅。又因為貴族官僚原來就得負擔戶稅和地稅，所以也得交納兩稅。這樣，兩稅法的推行就極大地擴大了納稅面，即使國家不增稅，也會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兩稅法時，由于租庸調及各項雜稅都已并入了戶稅和地稅，所以唐政府規(guī)定取消各種雜稅。但這種局面只維持了極短的時期。不久，腐朽的統(tǒng)治者又想盡辦法搜刮，增添了許多苛捐雜稅，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負擔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起屠維協(xié)洽（己未）八月，盡重光作噩（辛酉）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大歷十四年（己未，七七九年）
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用人不拘等次），卜相（征求選相的意見）于崔佑甫，佑甫薦炎器業(yè)（有才干，能辦事），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代宗之世，吐蕃數(shù)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協(xié)律郎沈旣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與當今德能勤績類似）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zhí)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鄉(xiāng)閭；鑒不獨明，不可專于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于吏部，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jié)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于今，但未及于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向令諸使僚佐盡受于選曹，則安能鎮(zhèn)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旣濟（此名，源于雕龍），吳人也。（和當世一樣，或出身，或來頭，或文憑，或資歷，全由組織人事部門定）
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后跪謝告實。皋，明之玄孫也。（表現(xiàn)了曹王皋的德與才。倘若無楊炎，豈不被誣陷了，現(xiàn)在還能天真嗎？）
朔方、邠寧節(jié)度使李懷光旣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懷光發(fā)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jiān)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wèi)，旣離營，使人追捕，誣以他罪，且曰：“黃萯之敗，職爾之由！”盡殺之。（陰謀加越權）
九月，甲戌，改淮西為淮寧。
西川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余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南詔王合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贝迣幵诰?，所留諸將不能御，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zhèn)。寧已辭，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jù)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后，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fā)朱泚所領范陽兵數(shù)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后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鄙显唬骸吧啤！彼炝魧帯?br>
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wèi)，為右神策都將。上發(fā)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fā)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huán)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谞奏之?；蛑^谞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谞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勛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吾故發(fā)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廟號代宗。將發(fā)引，上送之，見辒辌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沖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嶼、黎干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fā)，不復擇日。
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
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疏闊。壬午，以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
楊炎旣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托以北邊須大臣鎮(zhèn)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zhèn)北大都護、朔方節(jié)度使，鎮(zhèn)坊州。以荊南節(jié)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jié)度使。又以靈鹽節(jié)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留后；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后。時寧旣出鎮(zhèn)，不當更置留后，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shù)，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jié)，琦不能制，乃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鹿兕I其事者三百余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jù)，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shù)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為政?！鄙蠀u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于數(shù)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毖滓云砸迫酥饕?，議者稱之。（財政管理制度）
丙寅晦，日有食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鄙显唬骸半薇纫韵略t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崔佑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年）
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估量）百姓丁產(chǎn)（人丁財產(chǎn)），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征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shù)而莫相統(tǒng)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yōu)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shù)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其租、庸、調雜傜悉省，皆總統(tǒng)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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