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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道”與政治寬容

    葉匡政

    《論語》有一段近似白話的對答,非常有名。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爾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稱為“人類的法典”。這句話不僅被寫入了1793年的法國憲法,也被寫進了1993年的《全球倫理宣言》。

    這便是儒家的“恕道”,“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寬容精神。對個人它是一種修養(yǎng),而落實在政治上,強調的便是一種政治寬容。他要求執(zhí)政者要有對“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對他人的要求,期望實現(xiàn)的也是執(zhí)政者對自身的限制,不能隨意把己方的想法強加于人。儒家認為,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實現(xiàn)的溝通,才真正體現(xiàn)了平等和自由的精神。

    在儒家看來,當“恕道”體現(xiàn)為政治寬容,才能實現(xiàn)對野蠻、暴力、高壓的政治權力的超越,會讓越來越多的人把協(xié)商、平等、合作,當作構建社會秩序的目標。儒家的恕道,是中國人應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創(chuàng)造,更是一門藝術。它意味著政治不再是明爭暗斗、貌合神離,而是肝膽相照、精誠合作;它意味著社會能容忍各種反對的聲音,而不用擔心迫害和壓制;它意味著政府對異己者不再極端對待,民眾從此不用生活在驚恐和擔憂中;它意味著政府行為不再喜怒無常、變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溫情,與民眾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它意味著民眾與執(zhí)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謀國事的舞臺,每個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務中體會到個人的尊嚴。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政治境界。

    子貢問過孔子,“如果有人能對民眾大方地施與和救濟,應該算是仁了吧?”孔子認為根本算不上,他對仁的回答有12個字:“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仁者,只要自己想立的,便也幫助人能立;自己想達的,便也幫助人能達。這里說的仍然是推己及人的思想。對于恕道,儒家有過反復強調。比如《論語》中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里的“加”是強加之意,意思就是:我不想別人強加給我的,我也不會強加于別人。《中庸》也強調:“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其實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

    可以說,“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學基礎?!巴酢弊值谋疽鉃椤疤煜職w往”,也即如今講的民意認同?!渡袝穼ν醯烙羞^一段精彩論述,翻譯過來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則;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營私不結黨,才能使王道寬廣;不結黨不營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復不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這段話今天讀來,仍然有警醒世人之意。在孟子看來,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從“恕道”。一個多元社會,再正確的觀點也不可能獲得所有人的贊成,何況是不同階層、不同價值取向的人群,政治見解肯定有巨大差異。如果對思想采用武力強求統(tǒng)一,反而可能引致暴力反彈。秦始皇就有巷議之罪和坑儒之舉,但高壓并未帶來長治。

    到上個世紀初,章士釗提出“為政有本”,強調的仍是“恕道”。章士釗認為政治的:“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边@里的有容,指的是執(zhí)政者要有包容和寬容之心,不要好同惡異,要主動培養(yǎng)一種和而不同、和而共進的社會狀態(tài)。在章士釗看來,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寬容,它是指執(zhí)政者對少數(shù)派與反對派的寬容,不僅要允許他們合法存在,更得鼓勵他們發(fā)出反對或批評的聲音。只有執(zhí)政者寬容地對待了這些聲音,而不是一味地壓制,社會沖突才能可控,才不至于引起沖突各方的暴力欲望和行動,使矛盾激化。儒家很早就把“恕道”看作是政治權力向本源的回歸,它不僅是社會從野蠻到文明、從仇視到理性、從強權到說服、從斗爭到和諧的回歸,它更是政治權力向民眾的回歸。

    在儒家看來,“恕道”體現(xiàn)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則,就是要有尊重不同政治主張的胸懷。有了這個胸懷,執(zhí)政者在民眾心目中才有合法性,社會安全系數(shù)也會提高。合法性不是指執(zhí)政者的強制權威,而是政府威信受到民眾發(fā)自內心的尊重、信任與支持。儒家很早就主張王道與“仁政”,反對那種標榜仁義,但實際靠武力實行的強權政治。期望恢復的是自堯舜到周公,所遵循的這種公正無偏、法于天地的王道政治。

    用今天的觀點看,儒家“恕道”所說的政治寬容,還能激發(fā)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使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從無序到有序、從消極到積極。公共決策的成敗,往往決定著無數(shù)民眾的利益和權利。民眾有了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能主動放言議政,執(zhí)政者才能聽到對于自己施政行為的真實反應,可以適時修訂施政方針,減少決策失誤的機率。政治本來便是眾人的事,這種共同勞作的神圣感,不僅能激發(fā)社會與民眾的潛在活力,更能成為民眾對國家認同最堅實的基礎。如果民眾對待政治事務,寧愿三緘其口,社會的創(chuàng)造力也會面臨衰竭,國家整體智商只會越來越低,這是所有被精神奴役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

    “恕道”所說的政治寬容,一直是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常識,也希望它在未來能引領每一個人前行。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從內心真正理解和信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說的精神,中國才能更美好。

    (作者為文化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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