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東路熱鬧喧囂，南京西路高冷精致，一條路東西兩端的差異也恰恰代表了上海的海納百川。
一年前因為工作單位搬遷之故，每日通勤上班地點從南京東路變成了南京西路。路名雖只有一字之差，街區(qū)氣質(zhì)卻迥然不同。然而在我心中，“南東”和“南西”難分高下，這種有趣的差異，恰恰代表著海派文化的不同面向。
南京東路是熱鬧而喧囂的。人影憧憧，旅行社的小喇叭小旗子小帽子之下，是五湖四海的游客睜大了好奇的眼。哪怕是后面幾條小馬路，也一樣有著熱烘烘往外冒的原始力。狹窄的馬路大多是單行，沒有非機動車道和隔離欄，汽車助動車腳踏車和搖著鈴鐺收舊貨的黃魚車擠做一堆，并頭前行，大多數(shù)情況下倒也相安無事。
相比之下，南京西路要顯得精巧很多。且不說恒隆和中信泰富里的國際一線大牌冒著生人勿近的冷光，滬上最老牌的日式百貨梅龍鎮(zhèn)，盡管硬件設(shè)施日顯陳舊，也依然能提供“適適意意”的購物體驗——在一樓中庭購物花車里買點日式小雜貨，再到底下一層的簡餐區(qū)吃一碗拉面或咖喱飯。就餐區(qū)附帶洗手池，單身食客之間，都識趣地彼此隔開一兩個空位就坐。整潔、衛(wèi)生、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正是上海人待人接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絕佳體現(xiàn)。
但若就此判斷說，南京西路要比南京東路“高級”，不免顯得淺薄而武斷。南京東路雖然略顯雜亂，但它是上海開埠歷史的見證者，也是近代以來海派精神逐漸成型、沉淀的參與者，是某種類似“上海之根”的存在。而原初、原始的東西，往往具有粗放、蓬勃的特征。這種深植于骨子里的基因，也造就了今日南京東路的氣質(zhì)。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zhàn)爭后，上海依《南京條約》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5年，上海英租界確定西界，即今天的河南中路。1848年，英租界再次延伸至今西藏中路。1851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韋伯等五人共同組織上海跑馬總會，在今南京東路以北河南中路以西處租土地80畝新建花園，花園內(nèi)側(cè)筑成一條跑馬道，以供賽馬，即上海第一跑馬場。不久以后，因為場地狹小，跑馬總會在花園南側(cè)外增筑馬道一條。因為這條道路是專供賽馬使用而筑，就被上海居民稱之為“馬路”，城市道路稱為馬路即源于此。為方便會員前往賽馬場，上海租界當局又修筑了一條與南側(cè)馬道平行的道路，從外灘直抵跑馬場。這條馬路就是今日的南京東路。
南京東路不僅尊為“馬路界”老大，還見證了上海近代史上公共事業(yè)、商業(yè)、文化等領(lǐng)域諸多新事物的誕生。1865年12月18日，第一次出現(xiàn)在公共路段的煤氣燈，點亮了南京東路自外灘至河南中路段。上海老百姓為了一睹神奇的“自來火”，圍著燈管看個不停。150多年前的那個冬天，上海成為全亞洲第一個使用煤氣的城市。
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人們耳熟能詳，每一家百貨公司的發(fā)家史，幾乎都是庶民依靠精準商業(yè)眼光和勤勉機警，“走上人生巔峰”的勵志故事。而這其中，南京東路，及其所代表的上海，作為一方開放而包容的舞臺，也發(fā)揮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這恐怕也是“海納百川”城市精神的最早淵藪。
甚至連南京東路周邊的若干小馬路，包括三馬路、四馬路，也是藏龍臥虎。由三馬路（漢口路）、望平街、五馬路（廣東路）和閘路（福建路）圈起的文化街區(qū)域，曾一度云集了《申報》《新聞報》、墨海書館等文化出版機構(gòu)，中文印刷業(yè)、出版業(yè)、報業(yè)、鑄字業(yè)，乃至革命，皆起源于此，并由此推動近代中國文化走向新頁。
南京西路的“精致”基因，似乎也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注定。南京西路原名靜安寺路，始建于1860年代，初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條道路。從20世紀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以前的十余年間，在上海經(jīng)商致富的洋行大班們紛紛選擇靜安寺路興建大型獨立式花園別墅，此后又出現(xiàn)大量公寓和新式里弄。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沿路陸續(xù)開設(shè)眾多商店，漸漸形成商業(yè)中心，以高級舞廳、電影院、咖啡館和時裝店聞名。
你看，南京西路在一百年前就是一條為講究實惠和考究的上海人衣食住行而生的馬路啊。
近年來，講到海派文化和上海文脈，似乎總離不了“西區(qū)洋房”、“梧桐樹影”和“旗袍名媛”這些意象，崇尚精致、擯棄粗放，成為一種文化上的不自覺。可我始終認為，只有“南東”和“南西”相結(jié)合，才能體現(xiàn)城市歷史風云與精神內(nèi)核的全貌。特別是那種生猛的力量感、于喧鬧中抓住機會奮力向上的頑強毅力、對新事物新文化的好奇心和接納度，是今日上海人不應(yīng)擯棄的精神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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