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祖（1163年～1220年？），字邦卿，號梅溪，汴（河南開封）人，南宋婉約派重要詞人，風格工巧，推動宋詞走向基本定型。一生未中第，早年任過幕僚。韓侂胄當國時，他是最親信的堂吏，負責撰擬文書。韓北伐失敗后，受黥刑，死于困頓。史達祖的詞以詠物為長，其中不乏身世之感。他還在寧宗朝北行使金，這一部分的北行詞，充滿了沉痛的家國之感。今傳有《梅溪詞》。存詞112首。代表作《雙雙燕·詠燕》，風格工巧綺麗，讓人看出在一個飽受折磨的外表之下是一個靈動輕盈的靈魂。
史達祖自韓侂胄柄權，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議于蘇師旦，后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韓侂胄為平章，事無決，專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開禧三年，韓侂胄被殺，雷孝友上言乞將史達祖、耿檉、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貶死。
張镃《題梅溪詞》，署嘉泰元年（1201年）。張镃時已近五旬，他稱史達祖為“生”，又說：“余老矣，生須發(fā)未白。”顯然其行輩要比張镃為晚。嘉泰元年正當南宋主戰(zhàn)派韓侂胄、京鏜執(zhí)政五年，史達祖在韓的府中任“省吏”，頗得韓的倚重。宋人筆記說韓的“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可見他的文章也寫得很好。過去的歷史家，根據(jù)元人所編的《宋史》的觀點，多把主張抗敵而失敗的韓侂胄定為“奸臣”，因此也貶損了史達祖及其作品。他的文字可能因此在敵對政治勢力執(zhí)政（1202）以后就沒有收集起來，或雖有集子而失傳了。
史達祖的詞，過去常常與周（邦彥）、姜（夔）相提并論。姜夔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李賀)之韻”。張镃的《題梅溪詞》則說“辭情俱到?？椊嬋?，去塵眼中。妥帖輕圓，特其余事，至于奪苕艷于春景，起悲音于商素，有瓌奇警邁清新閑婉之長，而無（佚）蕩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鑣清真（周邦彥）、平睨方回（賀鑄）。而紛紛三變（柳永）行輩，幾不足比數(shù)”。張镃也是南宋的填詞名家，與辛棄疾、項安世、洪邁等名流時相唱和。他對于史達祖的評贊，可以代表南宋詞壇的標準。
北宋晚期詞壇大家有的并未盡脫《花間》的舊傳統(tǒng)。盡管他們致力于長調的創(chuàng)制和提倡，但都未放棄小令，而一觸及小令，《花間》的作風自然而然會復活起來。柳永致力于寫景，但比較籠統(tǒng)，周邦彥就比較具體，而史達祖則更深入細致地摹寫物象，出神入化。如他創(chuàng)作的詠春雨詞〔綺羅香〕“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全不及春雨一字，完全從物象來寫詩人意中的春雨，其中也無一字涉及個人的感情，而物象中自有此感情。他又把人也作物象來描寫：“恰是怨深腮赤，愁重聲遲。悵東風巷陌，草迷春恨，軟塵庭戶，花誤幽期。”（〔風流子〕）“遣人怨，亂云天一角，弱水路三千”。“還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隨輕夢，身墮愁邊。”（〔風流子〕）他用小令來寫平常今昔對比的主題，也與別人不同：“倦客如今老矣，舊時不奈春何。幾曾湖上不經(jīng)過？……向來蕭鼓地，猶見柳婆娑。”（〔臨江仙〕）至于他那首著名的〔雙雙燕〕，還不是第一流的作品。詠物詩雖然在周邦彥集中已有，但精雕細琢，刻意研煉，分析入微的，要算姜夔與史達祖。史達祖因為善于用修辭學中的“擬人格”，仿佛把作者的感情注入所詠之物，善于用工筆寫金碧山水，所以比起《花間》的寫意的或象征性的寫法，更易吸引人的注意。有《梅溪詞》 1卷，收入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四印齋所刻詞》中。
史達祖屢次科舉不中，后得韓侂胄賞識，負責機要文書。韓侂胄死后，對其牽連影響很深。終究其因是源于其不知進退、驕傲蠻橫的個性所致。當時人彈劾他得到韓侂胄的重用后，在言聽計從、權炙縉紳的同時，也“公受賄賂，共為奸利”。當時韓侂胄手下向他進程書禮，都要畢恭畢敬地用上“申”、“呈”的字樣，可見史達祖借著相國的威風，也曾橫行一時。他有個李姓朋友，看見這種情況想要告誡他，于是在他的幾案上寫下幾行大字：“危哉邦卿！侍從申呈。”當時其并沒有吸取好友之建，任意妄為，使得落得一敗涂地之地步。
史達祖是個念舊情的人。這一點從他對亡妻的恩情上可以看出來。他的個人愛情與婚姻無考，但從詞中知道他曾喪偶，其《壽樓春》是史達祖為亡妻所做?！端卧~選》稱：“此詞因尋春服悼逝而作，情與文一氣旋轉，忘其為聲調所拘，轉覺助妻韻，自是名手。”當時他還是韓侂胄重用時期，依然無法磨滅他的悲傷之情，可見其對于妻子的情意非同一般，惹人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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