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特點。孟子,名軻,是戰(zhàn)國時期影響甚大的儒者?!睹献印芬粫m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卻也能夠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風格。
孟子的生平事跡,見于《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這篇列傳,包括十幾個人,始于孟子,終于墨子,是一篇戰(zhàn)國學者的合傳。重點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馬遷對孟子尤其尊重,開頭便說:“余讀孟 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在這篇包括十幾個人的列傳中,司馬遷獨對孟子如此贊嘆,可見他對孟子的重視,不同一般。
據(jù)這篇列傳,孟子的生平事跡大致是:孟子,魯國鄒(現(xiàn)在山東省鄒縣)人,為子思(孔子孫孔)的弟子(一說是再傳弟子)。他曾經(jīng)去游說齊宣王、梁惠王,都沒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萬章等著《孟子》七篇,記錄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論。
孟子繼承了孔門這一派的學術,到了戰(zhàn)國時期,就不太符合社會實際了。當時最合時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縱橫家。孟子對這幾家是深惡痛絕的。盡管如此,孟子卻無法轉移當時的社會風氣。退而著書,實不得已。
孟子“言必稱堯舜”者,是以堯 舜時代的仁政為標準的。但堯舜時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樣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虛構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這也是孟子所謂仁政理想的一個輪廓。
這一套理想雖多屬虛構的,但也有一定的現(xiàn)實依據(jù)。當時的現(xiàn)實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社會,孟子才構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來。
孟子希望當時的統(tǒng)治者具有“不 忍人”之心,能夠“憂民之憂”,“與民同樂”。這是春秋以來重民思想的繼續(xù)和發(fā)展。這樣的思想是從孔子那里承襲下來的。不過,到了孟子,更為強烈?!侗M心 下》甚至有這樣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闭J為民貴君輕,社稷也 可變置。這是新的觀念,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社會發(fā)生了新的變革,這比《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又進一步。說“民為貴”,“君為輕”,這是前人所不曾說,后人也不敢說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張君權至上,縱橫家宣傳貴士,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在當時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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