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代閨秀詞人的疾病敘寫
汪 超
（見刊《2012詞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金元明清卷）》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2012年8月）
疾病的經(jīng)歷并不愉快，但文學家們卻通過自身的視角將其采入作品，形諸吟唱，而不同書寫者的疾病敘寫也具有不同的意趣。明朝女詞人的疾病敘寫就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特點。研究者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明代女詞人共380余人，作品合計2千余首。排除傳統(tǒng)意義的相思病、季節(jié)病等心理問題的吟詠，明代女詞人涉筆生理疾病的詞作有50余首。這50余首詞的作者多為閨秀詞人，又以閨秀的自我書寫居多，記述旁觀他人之病者相對較少。這些敘寫疾病的詞作絕對數(shù)量不多，卻體現(xiàn)出女作者對自身社會身份的確證、自我意識的蘇醒，其敘寫也體現(xiàn)出與前代詞家（或男性詞人）不同的特點。
本文無意純粹套用西方性別研究者的女性主義觀點，但也不忽視“身體文學是近年的熱點”，“家庭、婚姻、婦女是國際漢學關(guān)注的熱點，有關(guān)文學作品太多了，可惜研究還跟不上”的現(xiàn)狀。[①]筆者欲借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考察明代女性詞作的相關(guān)特點。
閨閫：疾病空間敘寫中的自我約束
閨門之內(nèi)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間，病人則以室內(nèi)靜養(yǎng)為主，其活動空間或許較之從前更加局促。有學者注意到女作家的疾病書寫常將“閨中的香艷氛圍轉(zhuǎn)向窗外更廣闊的空間”。[②]筆者贊成其說，并認為明代閨秀詞人疾病敘寫的空間視點嚴格遵循內(nèi)闈法則，她們書寫的空間幾乎不出閨門。即便筆底江山萬里，也多是憑欄望中、或是想象中的外部空間，而不曾邁出閨閣的門檻。
女詞人疾病敘寫的空間視點體現(xiàn)了她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高彥頤教授曾針對婦女活動的空間特別討論了深閨的空間構(gòu)造及婦女踏出閨門的出游活動等，并引明末日用類書《三臺萬用正宗》的《買屋契》證明“閨閫”的空間具有普遍性。[③]明代大多數(shù)閨秀詞人的作品展示的疾病空間局限于深閨，鮮見將踏出閨門的出游活動與疾病敘寫相互組合的閨秀詞作。王朗“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為怯游人如蟻擁，故揀陰天”（《浪淘沙·游臥云堂》）[④]所寫是罕見的例子。她以出游遣病中之愁，而不愿雜處如蟻的游人間，也是病中好靜的反映。
從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來說，室內(nèi)空間的描寫并未脫離傳統(tǒng)言說方式，她們對疾病時室外空間的敘寫，主要是倚闌望中之山水，闌干成為女性疾病敘寫中的空間標志。它們溝通了閨閫內(nèi)外，滿足了深閨婦人們對外部世界的接觸欲，卻又不違背“三步不出閨門”的禮法。而倚欄眺望的場景也是婦女們對空間界限的強烈感受，對日?；顒拥淖晕壹s束，對自身身份的認同。
女性疾病中室內(nèi)生活無疑是常態(tài)，因而其敘述室內(nèi)空間的作品也在在不少。但這種書寫與傳統(tǒng)的閨怨詩詞之室內(nèi)空間書寫并無明顯差異。女詞人敘寫的室內(nèi)環(huán)境如“珊瑚枕畔寒光小”（吳琪《玉樓春·夜病》）；“無奈窗戶蕭條，閑情冷落，篆縷消金鴨”（葉紈紈《百字令·秋懷》）；“水仙愁絕翠圍寒，珠簾方卷來雙燕”（沙宛在《踏沙行·病起》），她們都借用陳設(shè)來反映身處室內(nèi)空間。且其敘寫并不排斥傳統(tǒng)詞作的裝飾性雕琢，如“珊瑚枕”、“金鴨”、“珠簾”等，也不排斥閨怨詩詞常用的“寒”、“冷”、“愁”之類的詞匯修飾，體現(xiàn)疾病帶來的孤獨感。
那些反復出現(xiàn)在詞作中的“怯對菱花”情節(jié)，雖不說是在室內(nèi)，但晨起梳妝，又如何會是室外的行為呢？病中的女詞人也常借窗外啼鳥、風雨等來體現(xiàn)敘寫其室內(nèi)的生活。如“枕上朦朧聽曉禽。病里不知春又半”（董如蘭《搗練子·四時詞》其一）；“一片雞聲和夜雨。病況愁衷，總是傷心味”（楊徹《蝶戀花·憶女》）；“點點霜飛，簷風吹透紗窗冷”（商彩《如夢令·冬夜病中》）。聽禽鳥、聽風雨與室內(nèi)之陳設(shè)所起到的作用一樣，它們都點明作者是在室內(nèi)活動。
室外的庭院與園林也是女詞人疾病敘寫涉筆的空間，如張學雅《拂霓裳·病起》就提到“一番風雨過，落盡滿園香”。盡管從理論上說，“閨喻示婦女在天地人和諧、上下內(nèi)外秩序分明的理想社會中的重要性”[⑤]，女詞人作品中的疾病空間也依舊以閨閫為重點，但詞人們對閨房以外的空間是有著諸多向往的。如薛瓊《南歌子·慰閨人病起》就有“乍晴門巷賣餳天。檢點精神、同步看秋千”的句子，閨門之外賣餳的市井生活和庭院秋千的場景是詞人安慰閨友放寬愁懷的道具。
內(nèi)闈實際上也有開放的空間。萬歷年間所刊《三才圖會》，繪有一幅閨閣圖，“閨中一婦治妝，一婢相候，卻因窗門洞開，顯而易見”[⑥]。窗門洞開，大約是繪圖者的想象，閨閣簾幕無重數(shù)，想必不容易為外人窺探。女子“當閣理晨工”（劉淑《一落索·絡(luò)娘緯》），高出閨閣的樓閣，卻讓的閨中人有了一個更高的視點，可以遠望閨門之外的世界。因此，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憑欄的場景：
草草妝臺梳裹了，曲欄桿外凝眸。（沈樹榮《臨江仙·病起》）
強起悄登妝閣……憑欄望、淚眼將穿。春郊外，馬嘶芳草。（吳森扎《鳳凰臺上憶吹簫》）
病后東陽消瘦。憑高幾度空回首。籬邊疏菊，天際孤鴻，年光依舊。（張學雅《燭影搖紅·秋思》）
愀睷黯無言。強自憑闌。（翁與淑《浪淘沙·新夏雨窗病懷》）
病中草草梳妝，強支撐病體登樓憑欄，她們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其中特地強調(diào)憑欄遠望，就說明她們本身對閨門空間的認同。龔靜照病中收到友人送的香丁，寫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詞句，她道：“煙融圍斗帳，花氣繞闌干”（《臨江仙·病中閨友見遺香丁賦謝》）。闌干與斗帳并舉，就說明闌干在閨閫之中，與斗帳一樣，都是私密空間與外部空間的隔斷標志物。
閨門限定了女詞人的出行，但她們書寫的疾病空間依舊將自身綁定在閨門之內(nèi)，只是通過憑欄完成對閨門之外的目游。即便在病中，她們也依然有走出閨門的愿望，并且也有類似的書寫，可是最終她們多不走出這個閨門，體現(xiàn)對自身身份有所認同。
親眷：疾病敘寫中的家庭歸屬感
“身份是對一個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確認或自我確認，自傳中的身份意識即作者對自己身份的確定?！?a title="" >[⑦]社會為女詞人分配了女兒、母親、妻子等社會身份，但青樓詞人的這些身份存在缺失。因而疾病敘寫中，涉及親眷的創(chuàng)作主要以閨閣詞人作品為主。對于年輕女性而言，疾病敘寫中最常提及的是她們娘家的親人；隨著社會角色的改變，她們提到自己其他社會身份的作品多了起來。
有意思的是，年輕的才女們在疾病中展示給讀者的親人以高堂雙親最多。張引元答母親王鳳嫻說：“病起南樓，愁睹將雛燕。無由見。白云天遠。十二闌干遍?！保ā?a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0000F0; display:inline; position:static; background:none;" >點絳唇·答母》）詞中借“將雛燕”喻自家母女，倚遍闌干正透出一種有所憑借的力量。正是有精神慰藉，張引元詞中盡管有疾病的淡淡憂傷，整體上卻并不黯淡。該詞起拍，她描寫春光云：“細雨初晴，暖風早入芭蕉院”，此景有初春的明麗色彩，而其敘寫疾病帶來的身體變化，也只是用“松盡黃金釧”呈現(xiàn)。芭蕉院的暖風和臂上的金釧暗示出生活本身的閑適，疾病不過是這閑適生活的點綴，而其中對可以預見的“歸期”和對母親的思念都帶著一股跳躍的幸福。
龐蕙纕則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備受親人憐愛疼惜的病人形象。她的《鷓鴣天》詞云：
終歲懨懨怯往還。盈盈兩袖淚痕潸。一心解織愁千縷，雙鬢慵梳月半彎。 鴛被冷，瑣窗寒。翻經(jīng)畫閣懺紅顏。枕函稽首殷勤意，不盡箋題寄小鬟。
“終歲懨懨”，可見其生病時間之長。詞人上闋寫自身因病而“怯”、而“愁”的心理，和淚流不盡、慵梳鬢的病容。詞題“病中聞家慈同元姨為予誦經(jīng)，志感”，《全明詞》編者據(jù)《詞苑叢談》注稱“元姨”即葉小鸞侍妾隨春。詞人得知母親和侍妾元姨為自己誦經(jīng)祈福，感受娘家親人的關(guān)心與牽掛。
親人的牽掛并不只是停留在書信上，他們或親自探視，求醫(yī)問藥。葉小紈的女兒沈樹榮記起“病里高堂頻囑道，而今莫更多愁。當時檢點也應休?！保ā杜R江仙·病起》）長輩探病對她的殷切叮嚀似乎有曾經(jīng)起過一些效果，其中流露出的也就不僅是病中之愁，而同樣有對出生的家庭特別的歸屬感。疾病是一種非常狀態(tài)，病患的心思可能會比尋常更加敏感。初嫁的才女們，對夫家尚有疏離感，因此，在詞中更愿意展示她們作為女兒的社會身份。女詞人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很難確定，所以只能推測說，女詞人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時尚未真正融入到夫家，她們的內(nèi)心對于父母之眷戀遠勝于對夫家的憑藉。
隨著對自我身份的確認，詞人們寫到了丈夫。病中期待丈夫庇護、勸慰病中的丈夫等題材，都第一次出現(xiàn)在詞史上。楊宛早年為金陵名妓，所以對自己從良后身份變化特別在意。她提到“寄外”、“外子”之類的詞特別多。她的《江城子·病中寄外》說：“病也欺人孤另也，郎若在，敢相侵。”盡管是“孤另”地病著，但詞中自有甜蜜，因為詞人有了可以依憑的“郎”。只要“郎”在，便不畏懼于疾病。這種寫法源于生活中的經(jīng)驗，是帶著溫情的，是對丈夫的信任，也是對自身社會身份的確證。
作為旁觀者，李脁對病中丈夫的勸慰具有特殊的意義。她有“沈郎多病。青衫破帽渾相稱。長把酒杯呼不醒。散盡黃金，人面依舊冷”諸句（《醉落魄·家落后贈夫子》）。在家境落敗后，李脁描述丈夫的生存狀態(tài)是一則多病，再則酗酒，并且終日難見歡顏。詞人對丈夫顯然滿是擔憂，她將筆觸落到衣著上，安慰說青衫、破帽也沒什么不好。夫妻之間的生活，本身就會經(jīng)歷很多事。家庭敗落、丈夫生病，女詞人的妻子身份不由她不關(guān)心丈夫，勸慰病人。因而詞人們筆下總會寫出她們扮演的社會角色，總有她們對家庭歸屬的感受。
此外，一些女詞人也具有母親的身份。兒女也是女詞人對家庭歸屬感的認定方式，女詞人們對兒女的心疼程度實在讓人驚心。楊徹、王鳳嫻等人都有多首思念女兒的詞篇。如楊氏的就有“病骨強支離，無限凄其。明朝椒酒捧觴時。還憶去年香閣里，有女相攜”（《浪淘沙·除夜》）；“病況愁衷，總是傷心味。千遍思量千遍淚。何時得汝欣欣至”（《蝶戀花·憶女》）。這里對女兒的種種思念以致病，明代之前的才女詞人們幾乎不曾涉及。我們可以看到鐵漢辛棄疾寫嬌兒的詞，卻見不到女作家們敘寫子女的詞章。明代女詞人為詞史完成了女性社會身份的敘寫，[⑧]而在疾病敘寫中，這些社會身份也得以一一呈現(xiàn)。
女詞人在詞中展示給讀者的身份是她們對家庭歸屬感的反映，同時也是對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確認或自我確認。在敏感的疾病狀態(tài)，她們對自身社會角色的確證與其家庭歸屬感密切相關(guān)。
才女：疾病敘寫中的自我形象塑造
作家們展示在作品中的文學世界，都是經(jīng)過作者剪切的部分真實，是他們愿意呈現(xiàn)給讀者的部分。梁啟超說：“以病態(tài)為美，起于南朝，適足以證明文學界的病態(tài)。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說到美人便離不了病?！?a title="" >[⑨]雖然過于絕對，但美人的病容、病態(tài)卻是宮體詩中的素材。在宮體詩中，女性本身就是被欣賞的物，而南朝以降，女作家也有將自我物化的現(xiàn)象。至花間詞人興起，其女性形象的書寫也以體態(tài)與容顏為重點。才情并非人們的欣賞點，甚至為世人所排斥。[⑩]不過病態(tài)并非花間詞人書寫的焦點，整個《花間集》幾乎沒有直面敘寫女性疾病生理現(xiàn)象的詞作，最多也就是表現(xiàn)相思病、季候病。
不過明代之前的女詞人還是留有幾首正面敘寫疾病的詞作，如李清照《攤破浣溪沙》（病起蕭蕭兩鬢華）、朱淑真《減字木蘭花·春怨》。她們在敘寫疾病生活時，都暗示了自身的才情。李清照《攤破浣溪沙》過片有“枕上詩書閑處好”之句。該詞表現(xiàn)的女性形象，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病美人”，而是兩鬢蕭蕭的病中女子。她用詩書消磨病中的閑暇，主人公的才女形象得到很好的表現(xiàn)。朱淑真《減字木蘭花》則通過“獨倡獨酬”的吟詞作賦，展示其“愁病相仍”中的才女生活。但她們（包括元人張玉娘）的作品中，類似形象都較為罕見。
盡管大多數(shù)明代女詞人并不見得是有意塑造“病才女”形象，但她們筆下卻有不少展示其才具的作品?；蛟S，她們所展示的只是她們的日常生活，而疾病中的生活也僅僅是她們千姿百態(tài)的日常生活之一種。疾病來襲，讓女詞人們擺脫家務，生活變得“閨門多暇”，面對這樣的日子，才女們“劈箋消日永，隱幾怕更闌”（龔靜照《臨江仙·病中閨友見遺香丁賦謝》）。以裁紙賦詩消磨時間，甚至“病怯香纖先軟”、“無計可存微喘”的王端淑也“肯把殘書典”，“強將筆墨愁懷遣”（《桃源憶故人·春晴》）。
病中索然，故難免借外物排遣愁悶。女詞人們尋到的外物之一便是詞作，宣泄情緒行諸筆端，便“題遍花箋，總是個悲秋賦”（夏沚《風中柳》）；“留得傷心詩數(shù)句，憔悴倒”（張學圣《江城子》）；“寫恨盈篇。幾度追思李易安”（童觀觀《減字木蘭花》）。在類似敘述中，才女們不但將詩書筆墨之事作為消磨永日的工具，她們思慕前代才女，欲詩書傳世的隱藏心態(tài)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來。
臥病在床拉長了時間感，增加了孤獨感。因此病中的女詞人用吟誦代替了出游，用詩書代替了釵環(huán)?！罢砩显姵梢魑捶€(wěn)”（張令儀《減字木蘭花·冬夜偶成》其二）；“且自垂下疏幃，枕上獨吟懷古”（龔靜照《望湘人·午日病中懷親》）。她們借吟詠詩賦來打發(fā)枕上時間。有些女詞人則借回憶描畫出昔日才女的形象，她們在病中“曾記舊年，那人索句，評香斗茗”（尹春《醉春風·秋閨》）；“琴書針線都拋卻。曉來強起對菱花，芳容消減今非昨”（朱斗兒《踏莎行》）。不論是在病中借詩書消磨時間，還是在病中無疑詩書，女詞人們點破的一個事實是，她們能詩善賦。
可以說，疾病中的生活雖然單調(diào)，可寫的事物卻并不少。而女詞人們在詞中，有意無意地塑造出自身的才女形象。這一形象，說明女詞人對自身的才情有著相當?shù)闹匾?，并且不在意外界對這種若隱若現(xiàn)的“自我炫耀”有所微詞。
可是對于傳統(tǒng)女教而言，婦女能文斷字并非值得炫耀的事。例如宋代，才女的形象就并不甚為時人所欣賞。兩宋社會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才女，也并不寬容。朱淑真的詩文為其父母一火焚之，傳者百不一存。即便有詩文之才，也只能局限于閨閣內(nèi)闈。而這樣的觀點在明代，也有一定的市場?！皨D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shù)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11]的訓誡還在一定范圍內(nèi)起效果。但女性創(chuàng)作在這個時期已經(jīng)得到了部分認同，當時的社會對女性受教育、對女性的才具已經(jīng)不那么排斥。女性的才華，甚至會為家庭帶來榮耀。如葉紹袁為午夢堂女性編纂文集，屠隆纂集家中女性的詩文刊梓。有些文人在編纂總集性質(zhì)的書籍時還曾專門搜羅女性作品，如祁彪佳編《寓山志》就曾寫信給友人說：“向所求小山題詠倘已有脫稿者，乞仁兄垂示，得名僧閨秀之作，尤為泉石生光。”[12]得到閨秀之作，更能為泉石生光，正說明當時士人對閨秀文字的寬容，甚至追捧。
女詞人的病才女形象的塑造既有她們自我意識崛起的因素，也有社會認同的原因。她們在創(chuàng)作時無所顧忌，在疾病敘寫當中借用詩書塑造自身的才女形象。從而體現(xiàn)出區(qū)別于前代女作家的時代新風。
社交：女詞人疾病敘寫的新內(nèi)容
所謂病來如山倒，疾病時的才女們本該安心靜養(yǎng)，可是她們關(guān)于疾病中活動的敘寫，讓讀者有了捕捉其社交活動的機會。從唐五代以來，明代女詞人第一次將疾病與社交聯(lián)系起來。
才女們書寫疾病中的社交活動主要是探病，探視者的疾病敘寫有時也透著溫情，如薛瓊《南歌子·慰閨人病起》云：
雀舌難消渴，蝦須不閉寒。落花風起更尖酸。薄薄落衫、休傍小闌干。 煮藥忘寒食，薰香犯禁煙。乍晴門巷賣餳天。檢點精神、同步看秋千。
上闋勸病患不要在風起時穿薄衫憑闌干，體現(xiàn)出一種細節(jié)上的關(guān)心，而下闋則從寒食煮藥與薰香的實景著題，并通過預約病愈后同看秋千來寬慰友人。薛瓊并不寫病人的病容，而是以轉(zhuǎn)移病人注意的方式完成安慰的任務，其中透露出的關(guān)切則見而可感。這種探病敘寫方式源頭至少在《七發(fā)》時代便已盛行。
除去探視之外，饋贈也是交際的方式之一。如龔靜照《臨江仙·病中閨友見遺香丁賦謝》首先敘寫春天的新鶯歡鳴，以反襯自身的病苦與罹患疾病期間的永日難消。隨后即燃香，并謝云：“木桃投我報君難”。饋贈者的關(guān)心會讓病人詞作表現(xiàn)出幸福的意味。饋贈本身并不一定是物質(zhì)的，才女們之間還通過唱和、書信相互支撐。如顧姒就對柴靜儀書信問疾。柴氏病中，顧姒抱怨久不曾收到她的書信，并且“試問蘭閨，春來病起，可還思憶?！逼鋵嵲~中隱含著對柴氏病情的焦慮。卻偏說“最難憑魚雁、到而今，故遲遲消息?！睂嶋H上，柴氏在這個春天便“人事頓非”。顧氏的詞還透露出女子結(jié)社的信息，她“與表妹林亞清、同社柴季嫻（靜儀，字季嫻）最稱莫逆。”因此，對久不收到柴氏的信件非常感傷，非常牽掛她的病情，又在柴氏故去之后，作詞悼念她。瞿寄安則在“病又新”時，仍不忘作《長相思·寄于夫人》傾訴病中“風動疏簾疑是君。相思欲斷魂”的情愫。歸淑芬《卜算子·和湘蘋徐夫人》云“病起惜花殘，云向何邊住。會繞繁華拙政園，道蘊幽吟處。 倩夢訪瑤臺，雨阻尤難去。似隔云淵莫問奇，惆悵空無據(jù)?！逼湓~或許有“為賦新詞強說愁”之嫌，但唱和中她預設(shè)的前提的“病起”。見云思友人，借夢訪友人，將徐媛比作才女謝道韞，以瑤臺喻拙政園，都是交際詞作的常用手法。不論其是否真“病”，詞人敘寫的疾病也與交際活動掛上了鉤。
有趣的是，也有才女借病逃遁交際活動，如歸淑芬《繞佛閣·喜參同庵新建大悲樓》。尼庵新修大悲樓，歸淑芬或許被邀請參加活動，可是她似乎并不想摻和，于是寫道：“病客最疏懶，暮喚蓮蓮滌古硯。還是檢書咿唔常目?！?。借口抱恙染病，連讀書都眼暈目眩，許諾說：“待臘盡春來，重赴禪院”。
才女們的詞作為觀察她們的交際活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明代以前，才女們的疾病敘寫更是幾乎不見其寫入詞中，這個題材是詞史上的新內(nèi)容。
余論：比較視野下的女詞人疾病敘寫
我們認為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值得討論，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反應了她們對社會身份之認同、家庭的歸屬感。從縱向角度考察，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比唐宋元時期的女性詞人更加實際，有了更多的新內(nèi)容，除交際活動之外，她們也寫具體的疾病療治。如病房中的藥爐、煎煮藥的場景就有別于李清照病中煮豆蔻熟水，更能見其疾病。又如疾病前后的體態(tài)變化，唐、宋、元時期的女詞人很少直接涉筆，可是明代女詞人經(jīng)常借對鏡、穿衣來反映病況。如孫蕙媛《春云怨·悼弟姒屠瓊芳》詞上闋借回憶日?；顒?，“比肩朝暮”時屠瓊芳還是“桃花頰”?？墒恰皯脩檬莨谴喝?。任參苓罔效，郁金空質(zhì)?！边@里寫到屠氏的病容，上闋以“桃花頰”作結(jié)，過片則書寫病患“懨懨”之精神狀態(tài)、“瘦骨”之生理狀態(tài)，這種對比寫出了病患前后的變化。行文之間，滿含憐惜。孫氏還具體說道療治的藥材，人參、茯苓、郁金等。人參、茯苓皆有健脾，安神之功；郁金亦女科習用之藥。孫蕙媛以旁觀者的身份經(jīng)歷了屠氏的疾病過程，其筆底對用藥的敘述也體現(xiàn)出一種寫實的態(tài)度，而與明前的女性詞人只說生病，卻不實寫病情的現(xiàn)象很不相同。
若再試將女性詞人的創(chuàng)作與男作家比較，男作家病中甚少寫到親人對自身的照顧，在敘述時少了一點溫情脈脈的內(nèi)容。同時，他們對自身柔弱的一面罕見著墨，反而更為因病無法建功立業(yè)而懊惱。男作家旁觀中的罹病女性，也多少帶著“賞物心態(tài)”。凡此諸事，筆者將別撰專文討論，不贅。
總之，明代女詞人的疾病敘寫表達了她們的內(nèi)心對社會秩序的遵從，又有自我表達的欲望，體現(xiàn)了女性詞作新的內(nèi)容。
[②]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xiàn)與自傳欲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七期，第95—130頁）提及Grace S Fang與 Maureen Robertson對閨怨詩詞中“病美人”形象的相關(guān)論述。
[④]本文詞文本均來自唐圭璋先生《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饒宗頤、張璋《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年版），為省篇幅計，不一一注出。周明初、葉曄《全明詞補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收錄的相關(guān)詞作不具代表性，未曾引用。
[⑧]薛青濤《論明代閨秀詞對女性詞書寫空間的拓展》（文載《2010西安·詞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陜西師范大學2010年10月編印）談到明代閨秀詞人對“少女、妻子、母親的生活都形諸筆端”，“使女性詞的題材領(lǐng)域變得極為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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