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法常造釋迦牟尼佛立像，銅鎏金，高14厘米，出自河北中部。
▌ 銅鎏金僧法常造釋迦牟尼佛立像 高14厘米 河北中部出土
▌局部
▌“后趙法常佛” 五字銘文
佛像面相方圓豐滿，大眼橫長,額正中有白毫。大衣斜披而下,呈袒右肩式，衣領(lǐng)鑿刻連珠紋圖案。大衣貼體,衣紋厚重有力，軀干正面和后背衣紋呈“U”形。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抓大衣一角。背光及臺座早年失落，僅存像身部分，鎏金局部尚有遺存。整體造型飽滿，細部線條雕刻有力，富有立體感。像背后的陰線刻有“后趙法常佛”五字。第一字筆畫不清，似亦可辯為“石”字?！昂筅w”指的應是石勒、石虎兄弟所建的后趙(319～358年)。
佛發(fā)為高肉髻,上有淺線刻發(fā)紋,仍屬4～5世紀佛像普遍流行的所謂磨光式肉髻。佛像左手抓大衣一角，右手施無畏印，整體動態(tài)和框架有著犍陀羅佛像整體構(gòu)圖的影響，特別是大衣邊緣下垂至膝部的形式，可看出這種表現(xiàn)方法的一致性。
通觀4～5世紀的佛坐像，佛發(fā)髻以所謂磨光肉髻的形式占絕大多數(shù)，即佛發(fā)正中肉髻不刻劃發(fā)紋，有如一顆大圓珠，圓潤光亮，極為醒目。這種磨光肉髻形式應是4世紀十六國時期至北魏初期佛像的一般規(guī)律，為當時的流行樣式，也是判斷佛像時代的著眼點之一，一直到北魏依然流行，如云岡20窟大佛高達17米，堪稱雄偉，也是磨光肉髻。
▌ [十六國] 金銅佛像
▌云岡石窟20窟大佛 高17米
法常造釋迦佛像前胸上刻摩尼寶珠及火焰紋,紋飾細膩，線刻流暢，早期佛像上出現(xiàn)這種紋飾很少見。在佛像胸前出現(xiàn)的摩尼寶珠及火焰紋可見龍門石窟北魏開鑿的古陽洞北壁第234龕陸渾縣功曹魏靈藏等造像，此像是太和末至景明年間所造。
▌ [北魏]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等造像 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第234龕
禪定佛像雙手作禪定印，袒右肩大衣，結(jié)跏趺坐，胸前浮雕有火焰寶珠紋，寶珠中心有一“卍”字。又在南壁第66龕比丘法生造像，是景明四年（503年）比丘法生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所造像龕的主佛也是禪定坐佛，胸前也有同樣的寶珠紋，正中心位置也可見“卍”字。
▌ [503年] 比丘法生造像 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壁第66龕
這二尊像都是北魏時期佛像上出現(xiàn)摩尼寶珠及火焰紋，較為少見。法常造佛像可以說是目前所見在佛像胸前最早出現(xiàn)的摩尼寶珠及火焰紋。法常像的制作時代，其造型框架和細部手法與同時代石窟造像（甘肅炳靈寺早期石窟）和獨尊銅佛像相比較，直觀判斷，應該是4世紀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如原日本新田氏收藏的禪定佛坐像，高15.2厘米，及多尊4世紀的小型銅佛像,可以大致判斷時代。
▌[十六國] 金銅佛像 原日本新田氏藏
▌ [4世紀] 磨光式發(fā)髻十六國佛坐像 河北省發(fā)現(xiàn)
這類小型金銅佛像至今所遺較多，中外各博物館多可見到，絕大多數(shù)是禪定佛坐像，背光和臺座已失落，僅存佛身，站立像幾乎看不到。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有一尊金銅佛立像，高15.5厘米，時代較法常像似乎略晚。
▌ [十六國] 金銅佛立像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相對于禪定佛坐像，這時期的佛立像應該是所謂“經(jīng)行像”。
法常，《高僧傳》“佛圖澄傳”中恰有佛圖澄的弟子名法常。佛圖澄（232～348年），西域龜茲人。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來到洛陽，時年已79歲。適逢永嘉之亂，先隱居草野，后投奔石勒，深得石勒及侄石虎的崇信。佛圖澄有神異，通天象、會神咒，預知兇吉勝負。文中記有，佛圖澄止于鄴城（今河北臨漳）內(nèi)中寺，派弟子法常北上襄國（今邢臺）。法常與從襄國而來的弟子法佐相遇，二人在城墻下共宿，談話議及師父，神僧佛圖澄全都知道他們談話的內(nèi)容云云。僧人法名雖然難免重復，但這尊佛像與“佛圖澄傳”的法常名字相符，與佛圖澄當年活動的后趙地域都能吻合，推斷這尊金銅佛像背后所刻的后趙和僧人名字就是佛圖澄的弟子法常。因此，法常像的制作年代應該在320年至351年之間。
歷史上的五胡十六國是在西晉（265～316年）末年，北方大亂，匈奴、羯、羌、鮮卑等少數(shù)民族一時間紛紛獨立建立的小朝廷，有成漢、二趙（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涼（前、后、南、北、西）和夏，共十六國。從304年劉淵稱王，一直到439年北魏統(tǒng)一中國為止，前后共135年。這些小王朝短的二、三年，長的不過四五十年?；顒咏蛞捕嘣诮窀拭C、陜西、內(nèi)蒙古、河北一帶，即黃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區(qū)。此時也正是佛教初傳入中國二三百年左右。佛教傳入我國的路線雖有陸路與海路之分，但主流上，佛教是循著絲綢之路而進入內(nèi)陸的。十六國的疆域也多分布在絲路附近和黃河流域。這些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往往多崇信佛教，西域的高僧佛圖澄、鳩摩羅什（344～413年）等高僧都曾被后趙的石勒、石虎叔侄和后秦（384～417年）的首領(lǐng)姚興所迎請，禮遇甚高。
前秦（350～394年）、北涼（401～439年）的上層統(tǒng)治者也都曾鑿窟建寺、塑造佛像，至今十六國時期的石窟在敦煌、金塔寺、天梯山、文殊山、炳靈寺等都有遺存。十六國時代的石塔，甘肅一帶也常發(fā)現(xiàn)。特別是十六國時期的小銅佛像也仍有不少傳世品和出土品。這些佛像由于絕大多數(shù)沒有銘文，所以，到底是十六國時代哪個王朝鑄造的很難確指，但它們的造型規(guī)律還是一致的。
此時期有匈奴族劉淵的前趙(304～329年)和羯族石勒所建后趙。石勒于319年稱趙王，329年滅前趙，次年稱帝，建都襄國（今河北邢臺西南），后遷都到鄴（今河北臨漳西南）。石勒、石虎叔侄都篤信佛教，隆重迎請龜茲高僧佛圖澄。當年佛教興盛，大興寺塔。據(jù)《鄴中記》，石虎造金佛像，坐于檀車，九龍吐水灌之，極盡一時之盛。以至于后來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路過中山(今河北中部)，對那里的佛教盛況留下深刻印象。
十六國時期雖然被認為是亂世，但卻是西域和河西走廊與中原佛教密切交流的時代。佛教藝術(shù)傳入西北印度，然后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原，豐富了漢魏以來的傳統(tǒng)畫塑技法，形成了中國早期佛教藝術(shù)的風格。
盡管法常僧的資料極為貧乏，但在高僧佛圖澄的活動之地能夠發(fā)現(xiàn)法?？炭畹慕疸~佛像，使我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此像有可能就是佛圖澄的弟子法常發(fā)愿制作的，若如此，將為研究佛圖澄的事跡增添了一點寶貴的實物資料。法常造金銅佛立像能夠出現(xiàn)在有著深厚佛教背景的后趙地域，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在佛教藝術(shù)史上，帶有銘文的十六國時期金銅佛像所見甚稀，鳳毛麟角。此像也可說彌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順便再介紹幾尊有明確紀年的十六國金銅佛像。
首屈一指的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金銅佛像當屬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館藏后趙建武四年（338年）比丘竺某造金銅佛坐像，高39.7厘米。
▌[后趙] 建武四年佛坐像（正、背）高39.7厘米 出土地不明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此尊金銅佛坐像是佛教美術(shù)上的標尺之作,極為重要。該像為高肉髻，束發(fā)狀的佛發(fā)，寬額，大眼橫長，身著通肩式大衣，衣紋形式為圖案化的“Ｕ”形，等距離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紋斷面是淺階梯形的，雙手重疊于胸前作禪定印，趺坐在四方臺座上。臺座正面有邊框上刻云氣紋。正面有三孔均勻分布，結(jié)合其他佛像分析，這位置兩側(cè)原來應該嵌有兩頭浮雕的獅子，中間部分當年應嵌有水瓶花葉或者是漢式的博山爐。重要的是背后殘留有銘文∶“建武四年歲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可知此像為比丘竺某于338年發(fā)愿造。據(jù)他的竺姓判斷，應該是印度一帶的僧人。舊例，魏晉時僧人的法名前冠以“竺”，表示他的籍貫是印度；冠以“支”，示意其籍貫是大月氏；冠以“康”，則為康居人；冠以“何”，則屬西域何國出身。而中國人為僧，則在名字前冠以“釋”字。據(jù)此也可以推知，后趙國當年崇信外國僧人，曾經(jīng)邀請了印度和西域等地多名外來僧人。
現(xiàn)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的鎏金佛坐像，高19厘米，也極為重要。
▌ [夏] 勝光二年鎏金銅佛坐像 高19厘米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藏
此像的形式和建武四年坐像大同小異，只不過佛像下鑄4足，與像身連為一體。這種做法早期較為少見，十六國的佛像絕大多數(shù)是佛像身軀部分和4足是分別鑄造的，然后套接在一起。這尊佛像的4足表面上刻有發(fā)愿文∶“勝光二年已巳春正月朔日中書舍人施文為合家平安造像一區(qū)。”
據(jù)發(fā)愿文可知，此像是匈奴赫連夏勝光二年（429年）中書舍人施文出資鑄造的。407年匈奴赫連勃勃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夏，建都統(tǒng)萬城（今陜西靖邊），418年一度奪取長安即稱帝，431年為吐谷渾所滅，此像是滅國前二年所造。上述二像均有銘文，為我們判斷這類金銅佛像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具有重要的標尺作用。值得注意的還有1979年西安文管會從廢銅中收購的一尊金銅禪定佛像，磨光肉髻，通肩大衣，衣紋在肩部斷面呈起伏階梯形，立體感頗強。
▌ [4世紀] 帶有佐羅文的金銅禪定佛像（正、背） 西安文管會藏
像背后刻有佉羅文，據(jù)林梅村先生考證，意為“此佛為智猛所贈（或制），謹向摩列迦之后裔，弗斯陀迦·慧悅致意”。他認為銘文的特點應是4世紀末，弗斯陀迦·慧悅應是大月氏望族摩迦列的后裔。佉羅文起源于犍陀羅地區(qū)，2～4世紀流行于中亞，4世紀后漸廢，在于闐、疏勒、龜茲及敦煌漢長城遺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內(nèi)陸則在洛陽漢魏故城遺址發(fā)現(xiàn)過一處佉羅文井欄題記。而長安發(fā)現(xiàn)的這尊佛像的大磨光肉髻、面相有些類似漢族，大衣前的坐墊為漢代流行的菱格紋和三角紋，從諸方面風格分析，此像是制作于中亞至長安一帶的，鑄造者可能是漢化了的大月氏人。
完整的帶有背光和臺座的十六國佛像極少。1955年河北省石家莊北宋村出土了一尊銅佛像，高19厘米，全體由佛身、背光、圓傘蓋和4足方座共4部分組合而成，各部分都是可以拆卸組裝的。
▌[十六國] 佛坐像 高19厘米 石家莊北宋村出土
背光上鑄有二供養(yǎng)人、二飛天，正上方佛像頭部又有一小坐佛，當是象征著身居兜率天宮的彌勒佛，在傘蓋邊緣還殘留著垂飾物。甘肅涇川縣玉都鄉(xiāng)也出土過一件同類型的佛像，高19厘米，構(gòu)造與石家莊北宋村佛像大同小異，佛像的背光為身背光和頭背光二重組合式，上方為圓形天蓋，蓋頂亦飾有蓮瓣紋。4足方座上飾波浪紋，傘蓋的柄插入背光后的榫孔里。如此完整的十六國佛像堪稱絕品。
▌ [十六國] 佛坐像 高19厘米 甘肅涇川縣玉都鄉(xiāng)出土
從上述兩件完整佛像可看到，目前存世的十六國佛像多數(shù)是當年配有背光、傘蓋、臺座等完整佛像的一部分，由于分鑄套接，時代久遠，故配件多已散失了。
1988年，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shù)館曾舉辦“中國古式金銅佛和中亞及東南亞的金銅佛展”，內(nèi)中十六國銅佛共出展40余尊，全部是佛身部分，僅有二、三尊還套有4足方座。這些佛像腦后均有榫，可知當時應有背光，又底部全部為中空，平面呈凹形或四方形，推測當年下部應套接于4足方座上。建武四年像和大夏勝光二年像均為束發(fā)形的高肉髻，發(fā)紋清晰深刻，但通觀此時期佛坐像，佛發(fā)髻以所謂磨光肉髻的形式占絕大多數(shù)。這種磨光肉髻形式應是十六國佛像的一般規(guī)律，是當時的流行樣式。
十六國時期北方盛行坐禪，這種小像是禪觀的對象或是祈福禳災的供養(yǎng)佛像，而立像很少，一般表現(xiàn)的是釋迦牟尼佛巡行說法的形式，稱為“經(jīng)行像”。前述的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金銅佛立像，頭部為磨光肉髻、蓄髭、通肩大衣，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持衣角，整體造型似乎仍殘留犍陀羅佛立像框架，臺座上刻“造佛九軀”數(shù)字?，F(xiàn)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的4世紀金銅菩薩立像，高32.9厘米，一般認為是彌勒菩薩, 菩薩左手持水瓶，帔帛搭于左腕的下方，帔帛下方呈多曲的折帶紋。
▌ [4世紀] 金銅彌勒菩薩立像 高32.9厘米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右側(cè)衣褶底部褶皺作成3個菱弧形，這組衣褶在此種衣紋可以溯源于地中海的希臘、羅馬的表現(xiàn)衣紋的雕刻上，在犍陀羅的雕刻上也可以見到此種形式?？梢哉f，十六國的佛像有著通過西北印度和中亞地區(qū)帶來的地中海的某些造型因素。
十六國的佛像可說是我國公認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單尊銅佛像，雖然在此之前東漢的墓室墓葬中已出現(xiàn)了早期佛像，如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出土的陶錢樹座上已有一佛二供養(yǎng)人的佛雕像，又四川麻浩漢墓橫梁上也浮雕有佛坐像，但那時是基于什么理論將佛像安置在墓葬中尚可探討。作為單尊的以禮拜供養(yǎng)為目的的佛像似應以十六國佛像為始。
法常造像可以說是在我們已知的僅有的數(shù)尊十六國時期金銅佛像的基礎(chǔ)上又新發(fā)現(xiàn)的此時期的金銅佛像，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
本文根據(jù)北京/金申《新發(fā)現(xiàn)的十六國時期僧法常造金銅佛立像》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于《收藏》2020年01月刊
本期《收藏》微信責編 皮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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