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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二里頭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時隸屬中國科學院）當年即開始了發(fā)掘，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持續(xù)至今。二里頭遺址1988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7年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21年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以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約當公元前1750—前1520年[1]，因其在中國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探索夏商文化中的關鍵角色而為學界和公眾所熟知。在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chuàng)新規(guī)劃》中，二里頭遺址被列為申報世界遺產的重點推進項目。目前，申遺工作有序進行。筆者作為長期參與、主持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的學者，擬從發(fā)掘與研究者的角度，對照《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談談對二里頭遺址“突出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的認識。

一

　　自1977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發(fā)布第1版《操作指南》至2021年，已完成26次修訂，成為世界遺產領域理念與實踐經驗發(fā)展的直接體現(xiàn)[2]。2021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和世界遺產中心聯(lián)合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操作指南》，其中對從1980年被正式寫進《世界遺產公約》的“突出普遍價值”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突出的普遍價值指罕見的、超越了國家界限的、對全人類的現(xiàn)在和未來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的文化和/或自然價值。因此，該項遺產的永久性保護對整個國際社會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這一“突出普遍價值”，就是世界遺產的認定標準。

　　《操作指南》明確指出，“該《公約》不是旨在保護所有具有重大意義或價值的遺產，而只是保護那些從國際觀點看具有最突出價值的遺產 。不應該認為某項具有國家和/或區(qū)域重要性的遺產會自動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币蚨?，我們在申遺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才是“從國際觀點看具有最突出價值的遺產”，而僅僅“具有國家和/或區(qū)域重要性的遺產”，是不會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對遺產具體價值問題的看法當然會仁者見仁，但毋庸置疑，這種“國際”和“國家/區(qū)域”視點區(qū)別的把握在申遺的準備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操作指南》列出的文化遺產“突出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共有六大項（標準i—vi）。其中標準i“作為人類天才的創(chuàng)造力的杰作”，援引此項標準入選的一般是舉世公認的地標建筑或紀念碑類遺產。與中國已經成功申遺的項目相比，二里頭遺址和良渚遺址、殷墟遺址的相似度最高，均屬早期遺址類遺產，它們作為“土遺址”，都缺乏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地面建筑等遺存，故良渚遺址和殷墟遺址都沒有援引這一款作為申報依據(jù)。標準v“是傳統(tǒng)人類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fā)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人類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當它面臨不可逆變化的影響而變得脆弱”。這涉及土地利用、具有易損性的景觀類遺產標準，要求較高，入選者寥寥，也與早期考古遺址無緣。

　　最常被提煉使用的標準是第（ii）、（iii）、（iv）項。其中標準ii“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qū)域內人類價值觀的重要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zhèn)規(guī)劃或景觀設計的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標準iii“能為延續(xù)至今或業(yè)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tǒng)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標準iv“是一種建筑、建筑或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xiàn)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關于相關遺址研究成果的大部分都可以作為早期文明存在的“杰出范例”，成為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力“見證”。二里頭遺址的“突出普遍價值”，也集中地顯現(xiàn)在這三項評估標準中。

二

　　我們對二里頭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的闡釋基于60余年來積累的考古成果[3-6]。從中可知，二里頭都邑具有：

       明確的城市功能分區(qū)（中心區(qū)、一般居住活動區(qū)）；

　　摘要嚴整的城市規(guī)劃布局（主干道網/宮城、“工城”等圍垣區(qū)域）；

　　國家權力中心的證據(jù)（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筑、官營作坊及壟斷性禮器生產消費、貴族墓葬等）；

　　階層分化與產業(yè)分工證據(jù)（大中小型建筑/墓葬/作坊等）；

　　所在人群中心都邑的證據(jù)（金字塔式的宏觀聚落形態(tài)）；

　　與其他人群交流的證據(jù)（各類異質文化因素）。

　　這些證據(jù)見證了東亞大陸早期文明史的大變局，昭示了二里頭都邑在其中的節(jié)點意義。試從三個大的方面歸納如下：

　　（一）從陶到銅的禮器規(guī)制

　　二里頭都邑是東亞大兩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最先從新石器時代突入到青銅時代的節(jié)點。其中最令人矚目的，要屬東亞大陸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銅禮器群，以及其中所體現(xiàn)的早期華夏禮制體系的傳統(tǒng)[7]。從世界范圍來看，陶器先于農業(yè)而出現(xiàn)，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整個東亞地區(qū)早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一變革開啟了整個東亞地區(qū)以粒食和蒸煮為主的食物加工傳統(tǒng)。與之相對，在舊大陸西部的西亞地區(qū)，農業(yè)先于陶器而出現(xiàn)，相應地其食物加工方式則以粉食和烘焙為主，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8]。此外，谷物生產分別以粟作、稻作農業(yè)和以麥類為主，也是構成東亞地區(qū)和歐亞大陸中西部地區(qū)烹飪方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在這樣的生業(yè)背景下，東亞大陸古代居民飲食生活上的 粒食 和 蒸煮 傳統(tǒng)，導致炊食器得到長足發(fā)展，器物類別復雜，及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復雜化階段，在普遍的 愛玉 傳統(tǒng)之外，精制陶器和漆木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陶貭和漆木貭炊食器 成為重要的身份地位象征物 。公元前2100—前1700年前后，黃河和長江流域開始進入多種合金生產嘗試期。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一時期，“東亞大陸上幾乎所有重要的聚落，都著手進行銅器鑄造的實驗，這些實驗，大多數(shù)都失敗了，即使有成功的，也未對整個社會造成太大的影響”[9]。很快，中原地區(qū)某些中心聚落開始鑄造工藝較復雜的銅鈴和容器等空腔器。隨后，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集團異軍突起，在 二里頭都邑 成功創(chuàng)制出了以復合范技術鑄造的青銅禮器群（含禮容器和禮兵器），禮容器群又以酒禮器為重，包括爵、盉、斝、觚等，奠定了中原早期王朝禮樂文明的基本格調（圖1）。

　　值得注意的是，青銅冶鑄這種當時的高新工藝并沒有用來制造新的器種，而是為了迎合和滿足社會上層對已有的陶質和漆木質禮儀用具的需求，以新技術仿制出青銅禮器。換言之，以 禮樂文化為內核的禮制 的需要是 青銅禮器 出現(xiàn)的原動力。隨著一系列“高科技”的出現(xiàn)，二里頭文化在鑄造技術上將其他地區(qū)遠遠地甩在了身后，一躍而躋身于當時世界金屬鑄造業(yè)的前列，并為日后商周青銅文明的高度發(fā)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0]。

　　從人類文明史的視角看，它們作為紀念性藝術（monumental arts）、甚至具有“紀念碑性”[11]的文化遺產被世代相傳，無疑是古代東方物質文明發(fā)展史上的杰作。肇始于二里頭時代的青銅禮容器爵和鼎等，作為早期中國禮制的典范，后來在古代典籍中以“爵位”“晉爵”“九鼎”“問鼎”等表述和思維方式著稱，成為后世古代中國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符號。

　　（二）不斷放大的“中國”軸線

　　中國古代宮室建筑，在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風格。如土木建筑、封閉式結構、坐北朝南、中軸對稱等等要素。其中中軸線規(guī)劃，是王權至上的政治性城市“ 建中立極 ”思想最明確的體現(xiàn)。2012年，北京中軸線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通過中軸線，能夠了解古代中國先民如何通過規(guī)劃布局來表達對政治理念、文化象征和生活空間的認識。

　　二里頭都邑發(fā)現(xiàn)了與后世中國古代宮城一脈相承的最早的宮城，宮城內發(fā)現(xiàn)了迄今所知 中國最早的沿中軸線規(guī)劃的大型宮室建筑群 ?！秴问洗呵铩ど鲃萜分杏泄糯鷩摇皳裉煜轮卸瑩駠卸m，擇宮之中而立廟”的說法?？磥恚@一理念，伴隨著最早的“中國”王朝的崛起，在二里頭時代已經出現(xiàn)。中國古代宮室建筑發(fā)展到明清紫禁城達到了極致，而其源頭則一直可上推到二里頭的大型宮室建筑群（圖2）。

　　宮城 內的兩組大型宮室建筑群呈中軸線布局，可以說，二里頭的宮室建筑 開中國古代宮室制度的先河 。此外，位于中心區(qū)的井字形大道是迄今所知東亞大陸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宮城以南面積巨大的官營圍垣作坊區(qū)，堪稱“ 工城 ”[12]，其內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制作青銅禮容器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王權對于關涉國家命脈的禮器和貴族奢侈品生產的獨占，由此可見一斑?？傮w上，宮城和“工城”（或包括宮城以北可能的祭祀?yún)^(qū)）更構成都邑中心區(qū)的一道縱向 大中軸 。

　　從更長的時段看，這種中軸布局上承東亞新石器時代的單體建筑中軸線，下啟魏晉以降縱貫全城的大中軸線，是以軸線規(guī)劃著稱的中國古代建筑演進的一大節(jié)點（圖3）。

　　最早的初具中軸線意味的單體建筑，見于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大型房址F901，是由前堂、后室和東西兩個廂房組成的多間式大型建筑，總面積達420平方米左右，應為集會或舉行宗教儀式的公共建筑，在結構與功能上或可看作后世禮儀建筑的前身。其所處的仰韶文化晚期約當距今5500—4900年[13]。再向后，距今4200年前后的龍山時代黃淮平原上的淮陽平糧臺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城內面積約3.4萬平方米，南、北城門之間是貫通南北的中軸道路，整個城址布局突出方正和對稱的特點[14]。已有學者指出，“平糧臺是一處享有特權的地方——一處有意興建的'門禁社區(qū)’，貴族階層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動從與大眾的沖突中分離出來”[15]。把龍山時代類似的小城看作是后世宮殿區(qū)或宮城的前身是合適的。

　　而后，我們看到的是中軸線的進一步放大：二里頭都邑中心區(qū)的大中軸和宮城內的兩組中軸線布局的大型宮室建筑，距今3600年前后。再向后，就是距今1800年前后的曹魏時期，縱貫都邑全城的大中軸線的最終出現(xiàn)，其標志是連通宮城南門和郭城南門的南北向大道。從漢魏故城自曹魏、西晉延續(xù)到北魏時期的銅駝街，到隋大興/唐長安城的朱雀大街，到北宋汴梁的御街，再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全城大中軸線（明北京城的規(guī)劃建設，是以原元大都城的規(guī)劃建設中軸線為基準進行的）[16]。

　　（三）從多元到一體格局形成

　　我們可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的影響力來做一觀察比較。

　　1. 跨地理單元的文化傳布

　　無論古今中外，擴張都是一個集團內部興盛的外延。二里頭文化在內部高度發(fā)展的同時，向四圍發(fā)射出強力的文化沖擊波。與早于它的眾多新石器時代文化相比，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首次突破了小流域或盆地等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分布于整個黃河中游地區(qū)。其文化因素向四圍輻射的范圍更遠大于此，北達燕山以北，南至由東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個長江流域，東及豫魯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帶（圖4）。在這一過程中，華夏國家開啟了由多元向初步一體化的進程，建基于定居和農耕的“中國”世界的雛形得以形成。

　從早期中國的形成過程看，二里頭都邑與二里頭文化是東亞大陸最先從區(qū)域性多元小政體并立到廣域王權國家崛起的節(jié)點。如果說此前的東亞大陸還遍布小國寡民式的玉帛古國甚至部落族群，呈現(xiàn)出的是“無中心的多元”的樣態(tài)，那么，二里頭都邑與二里頭文化則開啟了“ 有中心的多元 ”的 中原王朝領先 的局面，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中原中心正式形成。這一東亞大陸最早出現(xiàn)的“核心文化”，以龐大的都邑體量、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內涵和向四圍強力輻射的“軟實力”，涵蓋不同農業(yè)區(qū)，奠定了日后中原早期王朝乃至秦漢帝國世界的雛形[17]。

　　2. 大都無防的自信氣貭

　　二里頭都邑是東亞大陸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中心城市，這些早期移民應是來自 眾多不同的小型血緣集團 ，而在它們的上面并沒有連系所有都邑社會成員的 血親紐帶 。缺乏穩(wěn)定的墓地和同一空間內墓葬與房屋的不斷更迭，暗示著人口的頻繁移動。二里頭都邑的人口應當是由眾多小規(guī)模的、彼此不相關連的血親族群所組成，同時它們又集聚并且受控于一個城市集合體[18]。從某種意義上講，二里頭是 中國最早的大規(guī)模移民城市 。

　　正是這樣的社會構成底色，使得二里頭時代開啟的廣域王權國家模式，結束了新石器時代末期——龍山時代親緣社會城邑林立的狀態(tài)。從二里頭都邑開始，鄭州商城（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封閉的“外郭城”主要起擋水作用[19]）、殷墟都邑，西周王朝的周原、豐鎬、洛邑三都，直到秦咸陽、西漢長安與東漢洛陽，近兩千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聚落形態(tài)上表現(xiàn)為“ 大都無防 ”（龐大的都邑不設防、不建外郭城）[20]。而二里頭都邑，就是這一重要文化傳統(tǒng)的肇始，它從都邑聚落結構與布局的側面，昭示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我們必須把視野放寬到整個古代中國，才能看清以二里頭都邑為先導的“大都無城”時代在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布局演進上的歷史位置。

　　自曹魏洛陽城和鄴北城開始至明清北京城，中國古代都城進入“后大都無城時代”。這一時代的三大要素是，城郭齊備、縱貫全城的大中軸線和嚴格意義上的里坊制，它們與前一階段的“大都無城時代”形成鮮明的對比。李孝聰先生指出，中古以來馬背上的族群“下鞍進房”，對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貢獻極大。后大都無城時代，恰恰是北方族群入主中原之時。從拓跋鮮卑的北魏、“大有胡氣”的李唐，到蒙元、滿清入主的元大都和北京城，種種舉措其實都是在強化控制、加強防御以及嚴格管理居民。從某種意義上講，入主的少數(shù)族群都盡可能用華夏族群的禮制和治理方式來“營國”，才有了中古以后都城建設上的諸多人們耳熟能詳?shù)囊?guī)制。相比之下，從二里頭時代到漢代“大都無城”的傳統(tǒng)，則構成了華夏王朝文明上升期在都邑布局上的一大特色。說其彰顯了彼時中原各集團國勢強盛期的文化自信，似不為過。

三

　　《操作指南》關于遺產突出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vi，是“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活傳統(tǒng)、觀點、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聯(lián)系”。援引此項并申報成功的多為宗廟類或宗教性遺產，如莫高窟等，此外還有秦始皇陵兵馬俑、明清皇家陵寢、長城、元上都遺址等，它們均屬信史時代的遺產。同屬信史時代的安陽殷墟也被認為符合該項標準，主要依據(jù)是甲骨文、青銅器銘文類實證，同中國語言文字書寫系統(tǒng)的連接，進而也有形地連接（證明）了相關的社會、信仰和歷史事件。良渚古城申遺項目向國家文物局提交預備名單時，最初選報了標準vi，但最終申報時還是刪去了此項，申報者意識到“缺乏文字記載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可能會在陳述實質的有形性（tangible）的連接上略有挑戰(zhàn)”[21]。顯然，同樣處于前信史時代的二里頭遺址也有類似的問題。良渚遺址屬于史前時代，是完全通過考古人的努力使一處史前文明遺存躋身世界文化遺產的佳例[22]，屬于其后的“原史時代”的二里頭遺址，與其有諸多的共性[23]，在申遺過程中應從中學習之處很多。

　　與上述可以引起共情的世界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相比，二里頭都邑與二里頭文化所屬族群和王朝歸屬問題，則屬于“具有國家和/或區(qū)域重要性的遺產”，且屬有待確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在狹義史學視域中的具體“身份”，并不妨礙我們對其在中國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上地位的認知。

　　要之，關于二里頭遺址的遺產價值，可分為 時空維度上的本體價值 和 對后世影響的傳承價值 。就前者而言，對二里頭遺址在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時代中的地位，乃至二里頭文化在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早期文明、早期國家的性質、形態(tài)及其特殊性的提煉，才是最為重要的。就后者而言，涉及對二里頭文明/國家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技術、精神、文化等成就，及其與后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形成發(fā)展的關系的提煉。尤應強調的是，二里頭遺址是作為二里頭文化及其背后的社會最杰出、最典型的代表來體現(xiàn)這些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