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遠了，言歸正傳。在封建社會里，科舉取士制度作為歷代王朝的掄才大典，往往跟吏治好壞密不可分，幾乎可以將它看作是顯示政治清明與否的一個晴雨表。北宋前期，政治相對比較清明，科場弊端出現(xiàn)較少，至徽宗朝時，蔡京當政，政治腐敗，科場弊端也就越來越嚴重。南宋立國以后，科場弊端更是積重難返，百余年間一直無法得以根治，究其原因，大致上跟五個歷史謎團有關。本文試著一一揭秘，于戲說中，讓大家對這一時期的科舉有個粗略認識，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如同對待今日之高考一樣地對待封建科舉制度：沒有必要過于苛求。
謎團一：趙構為何冒傻氣？
據史料記載，建炎二年（1128）九月，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殿試畢，御藥院按慣例將前十名卷子奏上，請趙構定奪。但趙構竟然不同意這樣做，他說：“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此舉看似“大公無私”，實際上卻貽害無窮：沒有了皇權的監(jiān)督，等于為權臣操縱科舉洞開了方便之門。以趙構之一貫精明，他咋會如此冒傻氣？
原因恐怕有四個：一是他剛即位不久，對科舉制度及其中的得失一竅不通；二是政局不穩(wěn)，趙構需要權臣股肱左右，所以，適當放權，以換取他們跟自己共赴時艱；三是時處揚州，孤城懸于江北，危如累卵，他實無心思顧及到科舉事務；四是玩太極推手，通過不監(jiān)督，實現(xiàn)其“異論相攪”的制衡策略。
前三個原因好理解，后一個復雜了些。舉個例子說明，紹興年間，趙構曾先后用過多位宰相，其中趙鼎當政時，凡科舉試卷與程頤程顥之學不合者，皆遭黜落；秦檜主政時，凡試卷稍涉二程之學者，又全被擯棄。對此，有大臣如秘書省正字葉謙亨等人提出異議，趙構也表示有同感，他宣諭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王安石，誠為偏曲?！痹掚m如此說，他卻不去糾正，個中原因恐怕正是出于“異論相攪”：讓兩大陣營自己斗去，皇帝正好發(fā)揮斡旋作用，實現(xiàn)駕馭臣僚及制衡政局的目的。
不客氣的說，由于趙構的主動放權，開了先例，南宋后來的皇帝大多效法，導致南宋科場舞弊不僅沒有任何好轉，反而顯得更加嚴重，甚至還對后來的元明清三朝產生了惡劣影響，使科舉制原本的積極作用也受到了更大的傷害。這一點，很值得我們總結思考：沒有監(jiān)督，怎么行？
謎團二：王安石為何最倒霉？
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改革變法思想，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的數(shù)十年里，還是很有市場的，舉人但凡參加科考，所呈之文，王安石學說多為主流。無論這種“改革”之風是否真正得到落實過，但現(xiàn)象大體上如此。
南宋中后期，情況發(fā)生了極端的改變，二程之學得到迅速發(fā)展，獨占科考場屋，舉人的程文更加僵化，并由此培養(yǎng)出大批理學官僚及其信徒，從而為理學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學術和政治上的基礎。王安石學說自此被完全屏蔽和摒棄，成為不折不扣的“臭狗屎”。這一歷史謎團，學術界涉獵者甚少，據趙炎的分析，恐怕跟兩個大奸臣有關，王安石是被奸臣連累的，他是冤枉的、無辜的。
據《宋史》記載，紹興初年，蔡京、王黼等假變法派自詡為王安石信徒，卻基本沒干啥好事；前文中也提到，秦檜主政時，又把王安石推上“神壇”，表面上推崇王學，暗地里則借“改革”之名，大肆排斥異己、結黨營私、盤剝百姓。秦檜死后，再上臺的宰執(zhí)，為了表明自己與蔡京、秦檜的不同，一反“陰佑”王學的做法，在科場上又出現(xiàn)了崇程貶王的傾向。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從此倒足了大霉，基本被完全否定。這種“厄運”，恐怕對生活于半個多世紀前的王安石來說，是始料未及的。
另外，由于王安石的“倒霉”，再加上以理學說教程文的試卷，大多空洞而千篇一律，故難以分辨其優(yōu)劣。為此，從考宗朝起，對試卷程文的格式更加嚴格，稍越雷池，即遭黜落，從而使北宋后期開始出現(xiàn)的八股文傾向又加深了一步。關于這一點，建議大家去讀讀王安石的政論文，其風格跟八股文完全相反。
謎團三：川、陜學子為何最幸福？
在南宋百余年的科舉歷史上，四川、陜西一帶的舉子最受到朝廷優(yōu)待，一如今日國家優(yōu)待少數(shù)民族學生。
一是錄取名額比其他省份高。紹興至隆興間，禮部貢院和諸路類省試（類似于明清鄉(xiāng)試）從14人取一名，增加到17人取一名，“自后遂為定例”，“惟川陜類試仍舊”。淳煕十年，川、陜類省試雖增加到“以一十六人取一名”，但仍較禮部貢院為優(yōu)。
二是朝廷不強制要求川、陜舉子到臨安府參加殿試，來與不來，“文憑”照發(fā)。紹興五年十一月曾下詔：“過省第一人，特賜進士及第，與依行在殿試第三人恩例，余并賜同進士出身?！庇捎陬愂≡囍蝎@得高第之人“慮御試卻致低甲，往往在路遷延，不肯前來趁試”。十八年八月，詔依禮部奏請：“將四川類試合格人，第一等賜進士出身，余并賜同進士出身。今后依此。”也就是壓低了不赴殿試者所授的甲第，“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
在趙炎看來，朝廷優(yōu)待川、陜學子，大抵出于兩個原因?？陀^上，川陜兩地確實離杭州太遠，往返需要數(shù)月，著實不容易，需要體諒這個實情。如紹興四年，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陜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紹興二十七年，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奏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jiān)試得人足矣。”；主觀上，川陜乃稅賦重地和抗金抗蒙前沿，搜羅川、陜人才，牢籠當?shù)厥啃?，顯得十分重要。應該說，南宋小朝廷對于川、陜舉子的優(yōu)待，回報率甚高，長期的稅入支撐且不說，單說南宋末年四川軍民與蒙元軍隊的浴血奮戰(zhàn)，就與朝廷優(yōu)待川陜士子不無關系。
謎團四：“學校升貢”之法為何夭折？
北宋煕寧四年，朝廷在改革科舉的同時，為了“一道德”的需要，立太學三舍法，將太學生分為上舍、內舍、外舍三等。初入學為外舍；經過考試，成績合格者由外舍升入內舍；內舍生成績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成績優(yōu)良者可以直接授官或參加省、殿試。為此，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建立州縣學，企圖逐步以學校升貢來代替科舉考試。
不得不承認，北宋的這個“企圖”是極具前瞻性的，如果得以實現(xiàn)，那么，當時的“高考”就具有了現(xiàn)代高考的意義，而科舉制大概在北宋就壽終正寢了。然而，隨著北宋的滅亡，南宋盡管建立州縣學更加廣泛，甚至出現(xiàn)了保學（鄉(xiāng)村小學），但“學校升貢”的目的依然沒有實現(xiàn)，僅太學三舍法被保持下來，并不斷得到完善，選才之法還是唯科舉一軌，這是為什么？
原因當然很多，主要的有三個。一是王學被棄，因循守舊之風隨即籠罩整個朝廷，科舉選才制度，是太祖皇帝定下來的，是祖宗家法，牢不可破。二是若采取“學校升貢”，宰執(zhí)操縱取士的大權勢必旁落。由于交通通訊等歷史條件的局限，宰執(zhí)之權不可能施加每個地方，而地方官及學校主事者卻能近水樓臺，及中漁利，發(fā)揮出更大的作用，這是宰執(zhí)們所不愿意看到的。三是實踐上的艱難，既無先例可循，摸著石頭過河，又缺少變革決心，導致出一個不折不扣的“半吊子工程”。
謎團五：南宋科舉真的沒有門第之限嗎？
許多為宋代唱贊歌的史家，都會列舉這一條，來說明北宋及南宋的官民轉化是多么的容易，寒門學子是多么的幸福等等。那么，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嗎？絕然不是。
在南宋，所謂的“沒有門第限制”，那是有條件的。即參加科考的人，必須非“不孝、不悌、隱匿（服喪）、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及“被廢疾者”，方得什伍相保，于本貫投牒自進。清楚了吧，這六個硬性條件，其實是相當苛刻、且無法界定的?！安恍ⅰ⒉汇?，誰知道？若舉子遇到小人造謠，或人緣不好，“什伍”不給擔保，怎么辦？后面幾個類別更不用提了，基本沒得商量。工商雜類人內，只能是“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但真正獲得解送的，鳳毛麟角。
當然，從不苛求的主旨出發(fā)，南宋科舉比起元明清三代，還是相對寬松與人性化的，起碼沒有出現(xiàn)范進和孔乙己之流。整體而言，南宋科舉的大門還是面向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在敞開，出身高低基本不再成為錄取與否的依據，這不僅為有宋一代廣泛搜羅到統(tǒng)治人才，擴大了統(tǒng)治基礎，而且對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轉載趙炎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