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階段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受到玄學的影響，人們通過對玄理的探求，從而獲得了由理所產(chǎn)生的精神趣味，這種精神趣味在藝術創(chuàng)作與鑒賞中很快得到了體現(xiàn)。從哲學角度來看，是玄學家們在對“道”的體悟中所得到的一種心靈愉悅，因此，這一階段的“趣”主要源于“道”，具體地講，是由“妙”所帶來的。前面已經(jīng)講到，在玄學家眼里，“道”就是“玄”，就是“妙”，就是“象”，就是“有”與“無”的統(tǒng)一。正因為如此，這一時期書論多稱書法為“玄妙之伎”、“造妙境”、“妙巧入神”、“書妙”等等?！懊睢敝詾槿藗兘蚪驑返赖囊粋€語辭，正在于他體現(xiàn)了“道”的無限性，故而，這一時期書評家所言的“趣”，是由于“妙”而產(chǎn)生的，我們姑具稱之為“妙趣”，這一點，著名美學家宗白華，曾有很精彩的論述:“晉人風神瀟灑，不滯于物，這優(yōu)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表現(xiàn)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泡丁之中肯菜，神行于虛。這種趣妙的藝術，只有晉人蕭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可知，魏晉書法無不體現(xiàn)無窮的“妙趣”，故有“鐘拜每點多異，羲之萬字不同”之評。
正是在這一審美價值取向影響下魏晉書家在書寫中追求“趣”的表現(xiàn)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與風尚，理所當然，“趣”的有無成為判定書法優(yōu)劣的一個極為重要標準。“趣”的獲得是通過“品”、“觀”、“玩味”、“悟”等途徑來實現(xiàn)的。“趣”作為一種審美愉悅，大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感，若能言，則不會稱之為“妙趣”?！叭ぁ痹谖簳x南北朝書論中有兩義:一是本義，通“趨”。如衛(wèi)恒《四體書勢》云:“或長邪角趣，或規(guī)旋矩折”。傳王羲之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云:“每作一放縱，如足之趣驟”。二是引申義，與“味”相近，故又稱之為“趣味”，是本文所著重討論的問題。傳王羲之《筆勢論·視形章第三》開篇即云:“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這里所講的“趣”，是指字之體勢所帶來的審美情趣與趣味。又《健壯章第六》云:“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趣義常存、無不醒悟”此處的“趣”是由筆勢產(chǎn)生出來的審美味道.而“義”則指理、原理、道義，這里強調字理、書道皆具生趣機妙趣。后世論書，“趣”主要用來形容因筆勢與體勢所帶來的獨特藝術審美效果.如:《南史·蕭思話傳》云:“引(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日:‘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這里用“鳥之欲飛”來形容蕭引書法“筆趣翩翩”，說明了蕭引書法契合自然之道，體現(xiàn)了萬物之理，由此而獲得了無盡的趣味.又虞酥《論書表》云:“字之美惡，書之真?zhèn)危逝畜w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妍玩”。所謂“剖判體趣”，指分析判斷書體情趣。王僧虔《論書》云:“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這里是說蕭思話學羊欣書法在風姿趣味上求之，可與其比肩，不足是因為缺少筆力。“筆趣”、“體趣”之外，又以“媚趣”為書法風格評語。“媚趣”在書法風格審美中，應屬于與“陽剛”相對應“陰柔”的審美范疇，要弄清“媚趣”的含義，首先要知道何為“媚”?唐竇蒙《語例字格》云:“意居形外曰媚”?！靶巍奔葱钨|，氣貫其中，它才能有生機，有生機才有意態(tài)風度表現(xiàn)為形質之外，這就是“意”，“意”是“形質”的主宰?！痘茨献印ふf山訓》云:“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guī)孟責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因為沒有“君”主宰這個“形”，即使你把美人臉畫得再漂亮，也不讓人覺得可愛。因為這種美只是外在的;缺少可人的風韻。所以“媚”是“神采”與“形質”的統(tǒng)一。王僧虔《論書》云:“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為得賞……書法有力，恨少媚好”。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云:“純骨無媚，純肉無力”。這里的“純骨無媚”、“恨少媚好”是言書法失去“意”的主宰，換言之，如果書法中有“意”，才稱得上“媚”。王羲之云:“須得書意，轉側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坝幸狻辈拍艿谩懊娜ぁ?、“意趣”、“妙趣”。與“媚”相關聯(lián)的語辭有:緊媚、遒媚、雄媚、勁媚，它們都強調“骨豐內潤”的美學主旨。明楊慎《論書》云:“《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遒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有所謂筆頭如蒸餅之請也”。所以“遒”、“勁”、“雄”、“緊”，是駿爽竣利，緊潔生起、不松不垮、不塌不倒、不敗不
懈、不蔫不悴。而“媚”，是風度氣韻、意致神情、不粗不野、不鄙不俗、不輕不賤。
“媚”的含義，我們己經(jīng)清楚，那么“媚趣”是指書法中呈現(xiàn)出溫雅和潤，美女蟬娟，妍美曼妙，姻娜多姿的審美意味與情趣。南朝宋羊欣《采古未能書人名》云:“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菜，骨勢不及乃父，而媚趣過之”?！懊娜ぁ弊鳛閷徝罉藴剩笫勒摃嘤幸娭?。唐張懷灌《書斷》云:“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肩虞監(jiān)，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理、官映春林，美人撣娟，似不任乎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后”。又評唐人宋令文云:“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張懷瓘所論之“媚趣”在魏晉書法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xiàn)。
魏晉南北朝對“趣”的祈尚，是玄學思潮影響所致。在人物品藻中，表現(xiàn)對“韻”的追求與向往。而在書法的品評中，則以“趣”味的有無來判定書法的品位的高下。其實“趣”與“韻”的美學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韻者，生動之趣?？梢陨裼我鈺?，陡然得之，不可以駐思而得也”?！绊崱敝笗ㄗ髌肪哂泻疃嵨渡铋L的藝術境界.大凡有“韻”致的藝術作品，那它一定蘊含“趣味”于其中。玄學家們在對玄理的體悟中，獲得了哲學上的理趣，書論家在對書道的探尋中，亦獲得藝術上的理趣。不過后者是從前者轉化而來的，或者說，后者將前者的玄妙之理趣加以具體化、生動化、形象化，讓人通過對書法的賞鑒從而獲得這種趣味。
第二個階段是唐代。這一時期書法崇尚法度，初唐書法以右軍為宗，追求“文質兩彬”、“不激不厲”藝術精神，力圖在書法中表現(xiàn)出羲之書法旨趣?！叭ぁ比匀怀蔀闀摷铱荚u書法的審美標準，虞世南《筆硯論。釋真》云:“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毫花，按轉易也”。這里的“趣”是言楷書應具有八分之體與章草之勢，由此而產(chǎn)生的趣味。孫過庭《書譜·序》云:“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靶胁刂ぁ敝笗ㄖ嘘庩枴㈤_合、收放、慘舒、動靜等關系中所表現(xiàn)的趣味。又云:“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這里的“旨趣”是指文章的意味、主旨，通過對“旨趣”的分析，判斷《與子敬筆勢論》非右軍所撰，乃后人所托。亦可通過“旨趣”判定作品的真?zhèn)?、?yōu)劣。李朋真《書后品》云:“既離方以遁圓，亦非絲而異帛，趣長筆短，差難樓陳”?！叭らL筆短”是指以有限的筆墨蘊含無窮的旨趣、風味與情韻。又云:“索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為遒蛛，無愧硅璋特達”。這里以“遒辣”形容索靖書法的風神趣味。
盛唐時期，道家思想文化占據(jù)主導地位，崇道風氣日熾。以張懷灌為代表的書論家以“道”、“理”立論，主張書以得“趣”為佳。其在《書斷》評鐘麟書法云:“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秦漢以來，一人而己”。鐘睬的楷書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其點畫之中，常常表現(xiàn)出不同的趣味，這不同趣味具體地講，是“幽深無際”與“古雅有余”，這正是玄妙之道所帶來的.在評郡情章草時云:“纖濃得中，意態(tài)無窮，筋骨亦勝”。“意太無窮”同“幽深無際”、“古雅有余”一樣，皆體現(xiàn)書法中所蘊含的無窮妙旨與情趣。《書斷》又云:“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于用筆，俊拔剛斷，尚異好奇，然所謂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書，王于草矣。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指趣也”。此“指趣”與“意趣”相近，是書家旨意在作品中所顯示出來的趣味.又評褚遂良云:“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王理。音映春林，美人撣娟”。“媚趣”一詞出自羊欣，張懷灌運用之，并對“媚趣”的內涵作出了界定與范圍，又評陸柬之云:“尤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調雖古澀，亦由文王嗜營蒲殖，孔子登額而嘗之，三年乃得其味，一覽未窮，沉研始精”。此處“窮理極趣”是言書法所達到高妙的境界，由此而產(chǎn)生的無窮的趣味。故而，張懷灌強調書法筆墨要契合于妙趣:“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苛視跡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書之妙趣幽冥難測，《六體書論》又云:“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肇其玄關，合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通觀張懷灌論書極重一“趣”字，而這個“趣”體現(xiàn)在其構建“神”、“妙”、“能”品評體系之中，并得到很好的落實。張懷瓘極好地將“技”的書法提升為“道”的書法，其哲學基礎是道家所倡道的“天然之道”、“自然之理”。由此提出了“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稌h》“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美學主張，這些主張都說明張懷灌對書法內在韻味與情趣的高度重視?！叭ぁ比绾文艿?張懷難指出了得“趣”的途徑，其《評書藥石論》中云:“知道味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于觀賞，百未減一，但不能割其少分耳”?！叭ぁ笔窃趯赖耐嫖杜c體悟中得到的，這就是為什么在其書論中看到如此多的“道”、“理”、“妙”、“深”、“幽”、“玄”、“奧”等語辭，因為“趣”在它們之中。
此外還有竇泉《述書賦》，其論書宗旨是崇尚自然，主張任興所適，不受規(guī)矩格法所限，它體現(xiàn)了盛唐時期追求自然之美，反對矯揉造作的藝術審美趣尚?！妒鰰蟆吩u歷代書家，貴其能通乎自然，得自然之理趣。如評謝奕之書曰:“達士逸跡，乃推無奕，毫翰云為，任興所適”。評王獻之云:“創(chuàng)草破正，雍容文經(jīng)、踴躍式定。態(tài)遺妍而多狀，勢由己而靡罄.天假神憑，造化莫競?！\一字而萬殊，豈含規(guī)而孕矩”。又評張旭云:“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徐興”。上述三家書法所表現(xiàn)趣味是不同的，謝奕之得之于“興趣”，王獻之得之于“妙趣”，張旭則得之于“逸趣”。
如果說《述書賦》表現(xiàn)了盛唐人們對于自然的崇尚與對理趣的追求，那么李陽冰、張旭、蔡希綜則更多地體現(xiàn)了當時人們對意象之奇妙的崇拜，無論是李陽冰“通三才之品匯，備萬物之情狀”。還是張旭“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或是蔡希綜在論述張旭書法時提出了“意象”的觀念:“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為天縱。又乘興之后，方肆其筆，或施于筆，或札于屏，則群象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他們都有強調“意象”的創(chuàng)造對于書法審美的重要作用與價值。正是在這生動而奇特的“意象”中，寄寓不可窮盡的新理妙趣。
在盛唐時期，兩位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和杜甫，他們的書法思想表現(xiàn)出不同的審美趣尚，李白崇尚“清真”杜甫力倡“瘦硬”。李白在《王右軍》詩中提出與其詩歌所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審美理想相一致的書法主張:“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雨客，愛好此鵝賓，掃素寫道經(jīng)，筆精妙入神.書墨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扒逭妗边@里既是一種人格，亦為一種藝術情趣，兩者之間不可分的。“筆精妙入神”是指右軍書法精神契合于道及清真自然的性情在書法得到最完美的表現(xiàn)，同時，又可從王羲之書法中獲得一種“清趣”。
與李白崇尚“清真”，倡導自然的祈尚不同，杜甫提出了“書貴瘦硬方通神”的審美主張，所謂“瘦硬”，就是指書風的遒勁有力，在杜甫對時人書法的形容中也表達了對瘦硬有力書風的好尚，評李潮小篆:“快劍長戟森相向”，又評其八分書:“蛟龍盤擎肉屈強”。又稱贊張旭草書:“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殿中楊監(jiān)見示張旭草圖》)。他以快槍長戟、蛟龍盤源來形容書法的形態(tài)，主要是強調剛健挺拔，富有骨力的藝術風格。杜甫力倡“瘦硬”的書風，其本身就帶有尚古的祈尚。如他評薛租書法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惜載功名許，但見書畫傳”。((觀薛櫻少保書畫壁》)他稱許張旭草書:“悲風生微絹，萬里起古色”。他贊美張彪的草書云:“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綸，草書何太古，詩興無不神”。(《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由此可知，他標舉古風的主張?！皶F瘦硬方通神”這一美學主張:實際上是針對時人書法所追求的肥俗的風氣而提出的。同時是對崇尚骨力的古法恢復與弘揚?！笆萦病弊鳛橐环N美學風格，表現(xiàn)了對古雅之趣的傾向。
中唐以后書論家論書莫不求其“趣”，但“趣”卻不同.徐浩、顏真書法得“雄媚”之趣:懷素書法得“狂逸”之趣;韓愈評書求“喜怒哀樂”之情趣。劉禹錫、柳宗元則求“道妙”之趣。貫休、亞棲，誓光等求之于“禪”趣。
第三階段是宋、元、明、清時期。理學的興起，體現(xiàn)了儒學的新發(fā)展。程、朱等人的理論與孔子的思想比較，更注重宇宙本體與人性本質的思考，道家哲學成為士人們在不得意時自我安慰的精神庇護所，又十分適合士大夫對藝術與情趣的要求。禪宗思想更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士人的處世哲學中，以它深邃奧秘的禪理成為吸引一代文人的思想淵蔽。宋人的書論也體現(xiàn)了上述各種思想的交互影響。然而，宋人論書共同特點是以“意”為尚，宋人以“意”會“理”，即“意”與“理”合，故宋人的“意”皆具有某種“趣味”，亦稱之為“意趣”，又可稱為“理趣”.這就是宋人書論中普遍重視作品的風神意趣而不在意點畫形質之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與尚“意”思想相對應;“趣”成為宋書法創(chuàng)作與批評中共同追求的東西，前者以“趣”為作品的內涵與品質，后者則以“趣”為審美標準對作品進行判別。作為宋代文壇盟主，歐陽修以其獨有的影響力并開尚“趣”風氣之先。他在《試筆·學書為樂》中云:“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徐”。這里的“趣”主要是言作書極為簡便，它給人以靜的樂趣。但也包含書法中的“理趣”與“妙趣”，故又云:“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這是為何呢?是因為書法是一種玄妙而富于魅力的藝術，在于變化無窮、妙趣橫生，故使人學之愈久而好之愈篤。這還體現(xiàn)在對古人書法批評上，《集古錄跋尾·晉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徐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tài)愈無窮盡，故使后世得之以為奇觀而想見其人也”?？梢娝麑x人的推重在于其書出乎真情率意，不計工拙、意態(tài)萬千、趣味無窮。又在《試筆·李豈書》中云:“余始得李邑書，不甚好之，然疑邑有書名，自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他說對李邑的書法開頭不甚喜歡，然經(jīng)過反復觀察體會，終于領悟了其中的“深趣”。所謂“深趣”是隱含在作品之中獨特而玄妙的趣味，這不易為人們所察覺，需要深入其中，細細品味，方可得之。
宋四家之一的蔡襄，論書以“神氣”為重，其《評書》云:“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蔡氏一反前人主張書法取法物象，研精筆勢的觀點，以“神氣”為書法關抉，因為他認為書若無神氣，只能流于形似，這樣的作品幾同木偶，了無生氣，故譏之為“不知書者所為”。故而他以“神秘”、“入神”、“神逸”等語辭來形容王羲之、張芝、張旭等人的書法，說明他們的字在筆墨形態(tài)之外還具備某種神采，這就是他所說的“神氣”，“神氣”是指作品中的神韻氣度，亦指作品中所含有的意趣。以“神氣”為基礎，蔡襄論書極為推重晉人，因晉人書極具蕭散風流的神韻，其云:“書法唯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字，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fā)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覓覓也”。晉人書之所以風韻難及，在于晉人本身的氣度清簡，胸懷曠達，因而書法能具有神韻，關鍵還在于人的精神氣質。由此，蔡襄認為書者的天資與學力是構成書法神韻風度的兩個要素。其云:“錘、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一法。今書有規(guī)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邁者。學之易得門戶”。(《論書》)張旭、懷素書法能得雄逸之奇，是本之于張芝之故，因為此三人天資相近，故容易成功。蔡襄還作了性有利純，學有淺深的區(qū)分，提倡學書以古為尚，其云:“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跋錦城鼎銘》)又云:“近世篆書，好為奇特，都無古意”。故而蔡襄書法追求嗜古尚法的趣味，不惟如此，其書法能將天資與學力融合為一。蘇軾評之日:“君漠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太無窮，遂為本朝第一”。變態(tài)無窮“是言其書法具有無窮的趣味，具體地講，是因為其“天資既高，積學深至”，所帶來的書卷氣味與古雅之趣。
蘇東坡論書以“端莊雜流麗，剛健合炯娜”為最高審美理想，故而對雄放渾厚的風格傾心向往，但由于其晚年崇尚虛靜淡泊的審美情趣，表現(xiàn)出對平淡深遠之美的喜愛，他在《書黃子思詩集后》中云:“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fā)之，極書之變，天下翁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雖然蘇軾肯定了顏真卿、柳公權極盡、書家之變態(tài)，但其向往的是筆墨之外的意韻，超然物外，蕭散簡遠的情趣。這與其論詩所追求的審美理想是一致的，標舉韋應物、柳宗元詩能“發(fā)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又稱贊司空圖“味在成酸之外”。其在《題王逸少帖》中云:“顛張醉素兩秀翁，追逐世如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錘、妄白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娟抹青紅，妖顏姐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澹豐容，蕭然自有林下風”。也以為晉人風神淡泊，俊朗清雅是后人難以企及的，與此相比。張旭懷素的氣勢雄放，盤曲多變就顯得不足為道了，可見東坡崇尚閑雅淡泊的審美趣尚。這在其論文、論畫中亦得到最充分的體現(xiàn)。周紫芝的《竹坡詩話》中云:“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為所能。東坡嘗有書其侄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東坡的《書郡陵王主薄所畫折枝二一首》中亦云:“詩畫本一律，天巧清新;邊鶯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澹含精勻”。又《書唐氏六家書》中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wěn)，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蘇軾追求“平淡”、“疏淡”、“蕭散簡遠”、“林下風氣”的審美理想主旨是為了得“重味”或“筆畫之外”的“妙”或“咸酸之外”的“味”，亦為“奇趣”。所謂“奇趣”，是指作品中呈現(xiàn)出來新穎誘人，超妙入微，不同凡響，奇怪獨特的情趣韻味。而這種“奇趣”只能從“平淡”、“疏淡”中產(chǎn)生。而“平淡”、“疏淡”恰與老莊以淡泊為處世之本的精神相通。為此東坡在《送參寥師》中對淡泊風格產(chǎn)生的心理基礎作了進一步闡發(fā)。
與蘇軾崇尚“平淡”、“疏淡”審美風格，追求“妙在筆畫之外”、“奇趣”藝術效果相通，黃庭堅論書最重一“韻”字。其《題摹燕郭尚父圖》云:“書畫當觀其韻”。又《論書》云:“筆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故劉熙載《藝概·書概》曰:“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從山谷對“韻”的論述來看，“韻”具有兩層涵義。
一是脫盡俗氣。山谷論“韻”，視俗為水火。他評蘇軾字口:“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shù)家，雖規(guī)模古人，自有長處，至于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題東坡字后》)當時所謂能書者一味規(guī)模古人，雖各有所長，但無天然趣味，故山谷譏之為“俗”、“無一點俗氣”即為有韻，亦為東坡所言的“奇趣”，山谷自述學書經(jīng)歷曰:“予學草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蔽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梢姟⑸焦日撊ニ椎闹鲝埵腔谧约旱膶W書經(jīng)歷，故他反復教人避俗、去俗。如何能去俗?其《書增卷后》云:“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無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也”。醫(yī)“俗”的最好的方式是求諸于內在修養(yǎng)，這種內在修養(yǎng)來自道義與圣哲之學，重在個人高尚的品質修養(yǎng)與道德操行。故其《題王觀復書后》曰:“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磊，不墮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由此可見，脫俗的根本在于人的品格氣質。
二是學高識廣?！绊崱币髸ㄓ袝須庀?，山谷強調書法家應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與廣博的見識，如此，寫出來的字才能有高雅的風神氣韻。其《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后》云:“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郁郁竿竿，發(fā)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又《跋周子發(fā)帖》云“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教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菩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shù)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美。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東坡書能“圓勁而有韻”，是因為其“學問文章之氣”借筆墨而發(fā)之。而王著與周越雖然筆法精熟，對書法下過極深的功夫，但終因胸中沒有“書數(shù)千卷”，二人書法皆“病韻”，可知要使書法有韻，須通過讀書擴充識見來提高胸次修養(yǎng)?？傊绊崱笔且髸揖哂谐裁撍椎钠犯耧L神與深厚堅實的學識修養(yǎng)，反映在書法作品上，能以韻勝的作品即能表現(xiàn)出書家的精神、性情，在筆墨之外組含無窮的意味與情趣。
米芾論書主張以“真趣”為核心，這一主張也體現(xiàn)在對歷代書家及作品的批評上。其《海岳名言》云:“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又云:“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復云:“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另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結合米芾其他相關的論述，得知其“真趣”論包括極為豐富的內涵。
一是天真之趣.即書貴得天真自然之美，故他極力反對造作，而主張率真天然的書風，這是米芾在品評前人書中所反復強調的一個標準。其《書史》中云:“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按颂稜幾惶?在顏最為杰思，想其忠義憤發(fā)、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書”。“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真率可愛?！薄皸钅阶志岸?，書天真爛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可見，王獻之、顏真卿、裴休及楊凝式等人的書法具有共同的特點即“天真之趣”。因為他們能順乎自然地作書，而沒有絲毫的人工雕鑿的痕跡。所謂“天真”就是要避免矯揉造作，其《海岳名言》中反復強調“無刻意作作乃佳”，“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故米芾又提倡平淡，在《跋顏書》中云:“顏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顯然反對“作用太多”的弊端，即便是對顏真卿、張旭這樣的名家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在學習古法時過分夸飾，以求駭世驚俗，無“平淡天成”的趣味。
二是古雅之趣。米芾論書主張古雅，意在提倡晉人自然天成的風韻，優(yōu)雅脫俗的筆意。因而他的尚古雅正與平淡天趣相通。其云:“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海岳名言》)又云:“唐官浩在世為褚，陸、徐橋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如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jīng)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同上)“顏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蟮诸?、柳挑剔為后世丑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海岳題跋》)可知，米芾以為書法若能“隨意落筆，皆得自然”，那么也就備盡了古雅之美。開元以前“古氣”是指未被唐玄宗、徐浩以肥俗書風所習染的書法，即未喪失天然真趣之書。之所以稱顏、柳為“丑怪惡札之祖”，并以為自此以后“古法”不存，是因為他們的書法太過求工，失掉了“平淡天成之趣”。因此，米芾所論的“古雅”、“大氣”、“古法”與其推重的真趣論的宗旨是一致的。其論梁武帝書云:“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質”。崇古的要求與追求平淡淳樸的趣味是統(tǒng)一的。他對張旭與柳公權書法有乖古法表現(xiàn)極大的不滿并加以批評:“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皻W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guī)。公權丑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自漣漪寄薛郎中紹彭》)米芾以為張旭草書與柳公權楷書離亂古法、盡喪古雅，未得晉人之神韻氣度，因為稱之為“俗子”，可見，米芾時時以“古人規(guī)”、“古人法”作為對書法高下雅俗的評判標準，而他所謂的“古法”、“古氣”，顯然即指“晉人格”，亦指古雅之趣。
三是意態(tài)之趣?！八稳松幸狻?，這在米芾“真趣論”得到最充分的體現(xiàn)?！耙狻迸c“趣”的關系至為密切，唯其有“意”，方能有“趣”，故米芾非常重視意的表現(xiàn)與作用。其《答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云:“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放筆一戲空”。米芾此論主張書法不要斤斤于字體正確與否及技巧工拙，而要由意所出，只要適情愜意，無論工拙，如同游戲一般?！耙庾恪本褪侵笗乙送ㄟ^筆墨將自己的精神意氣表現(xiàn)在作品之中，因而書法也就具有了神韻而不僅僅是形似之物。書法創(chuàng)作要求“意足”，“意足”，猶如九方皋相馬，不求形態(tài)色澤，意在扎牡驪黃之外。因而，他論書主張“隨意”、“率意”，然而其“隨意”的前提在于“心能貯之”，即要求內心有所蓄積與修養(yǎng)，然后才能率意揮寫不失規(guī)矩。實如董其昌所言:“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為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畫禪室隨筆》)可見，米芾所謂的“隨意”，是根植于學養(yǎng)之中的。其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海岳名言》)在米芾看來，率意決不是胡涂亂抹，而應有深厚的功力，就米芾主張不為陳法所囿，故重舉“意”而不論“法”。他贊許米友仁的字“大段有意思”，批評蔡卡的字“得筆而乏逸韻”(《海岳名言》)，均體現(xiàn)了他注重意韻的書法觀念。米芾所說的“意”、“韻”、“趣”，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即要求字有一種超乎形似之外的韻味與意趣。在強調“意足”的同時，米芾還力主書法要窮盡變態(tài)。這種變態(tài)是指運筆與結體應富于變化，令字具有生動之氣，切忌“狀如算子”。故其云:“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好書也。其次要得筆，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全，猶如一佳士也。又筆筆不同，‘三’字三畫異，故作異;重輕不同，出于天真，自然異。又書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薄絲也。又得筆，則雖細為握發(fā)亦圓;不得筆，雖粗如椽亦偏。此雖心得，亦可學入，學之理在先寫壁，作字必懸手，鋒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米芾強調運筆要變化自如，但這種變化不是故意求異，而應出自天然，根據(jù)筆畫的不同要求自然地有輕重長短之分，他認為書法的運筆不僅是使用毛筆的問題，而是要求所書的筆畫如尊絲般勁健有力而又自然渾成，富于變化。對于結體上的變化，米芾認為字形大小要順乎自然，能夠錯落有致，不可強求一律，否則，則雖整齊如一，卻反而破壞了字形的天然之美。米芾之所以反復強調書要變化，是因為變化本身體現(xiàn)了生生不息的機趣。歸根結底，“意足”與“變態(tài)”是相一致的，均以富“趣味”為指歸。
由上可知，北宋時期，書論者論書或重“古”、或尚“意”、或崇“韻”、或推重“神氣”、或標舉“真率”，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主張書法要有意蘊，韻致。追求書中之“趣”味是他們共同的精神祈尚。這種以“趣”為核心審美理想在宋以后的書論中不斷地得到了強化，其內涵也日趨豐富。
南宋時期，高宗趙構論書標舉“趣味”，其云:“余每得右軍或數(shù)行，或數(shù)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間少甘則己，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頃自束發(fā)，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趙構以為習書如食橄欖，愈久而愈覺其真味，得其真味而始能心手相應，妙契古人筆法。借“食橄欖”以論書，意在強調書法宜有韻味，耐人咀嚼，他說書法晚年“得趣”，即指一種點畫運轉自如，涉筆成趣的境界。在評《淳化閣帖》、《大觀帖》又云:“悉出上圣規(guī)模，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叭ぁ憋@然存在于書法的“風骨意象”之中，它要求書法既有剛健挺拔的骨力，又要求書藝具備形象之美和豐富的意組。從“趣味”要求出發(fā)，趙構自然主張書法具有個性，他論北宋諸家書云:“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鴿、識者自有優(yōu)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以為書法貴在能有自家面目，雖有優(yōu)劣，猶勝黃茅白葦，千篇一律。蘇軾、黃庭堅、米芾、薛紹彭書法各具面目，各造其趣，實屬可貴。
朱熹論書亦重“趣味”?！?/strong>跋東坡帖》云:“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臨帖物色化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后先也”?！坝L逸韻”堪稱對蘇軾書法所言之趣味最精準的概括。又評朱敦儒小楷貴在能“精妙醉古”，喻搏書妙在能“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前者得“古雅之趣”，后者得“平淡之趣”，故而，朱熹論書極重醉古有法，以平正謹嚴而富于意蘊為尚。
姜白石論書強調富風神蕭散于變化靈動之中，這在《續(xù)書譜》中他對于筆勢、筆法、結體用墨等具體的論述中皆可以見到，因而他追宗魏、晉書法精神而鄙薄唐人為法是尊，其中也體現(xiàn)了宋人尚意重趣的書論主旨。
有元一代，論書出現(xiàn)的普遍風尚便是重視法度，與宋代重意韻和任自然的書法風尚不同，元人則向前人的規(guī)矩中求法理。趙孟頫雖然高置魏晉書風以為標格，然其所重不僅在晉人風神蕭散之精神，而且在揣幕其筆法規(guī)矩，故提出“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與之相同的觀點則有劉有定所謂“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韓性所謂“異者其體:同者其理”。此外陳繹曾的《翰林要訣》及袁確、虞集等人的書論觀點中也體現(xiàn)了重法的祈尚。與重法相關的是尊古，趙孟頫崇尚魏、晉，然其心儀者只在右軍，以為古今一人而己。至于《衍極》于古代書家中僅遴選出十三人，儼然欲立一書統(tǒng)，甚至明言后不如前，書格代價，其崇古的趣尚顯然可見:趙能匯輯漢、晉以來書論之精粹者以為《書則》，其宗旨亦在“則古”。故之人普遍重視篆、隸，欲以此上溯古代筆法。
與重法尊古相對應，元人書法追求古雅之趣和法理之趣。前者以趙孟頫為代表，其在《蘭亭跋》中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對于古人的用筆之意，要在揣幕和體會古人法帖中求得。后者以虞集為代表，其云:“書之易篆為隸本從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妙造，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后從客中度，自可觀”。虞集主張寫字要能合乎法度，遵循由篆隸發(fā)展而來的作書規(guī)律，筆劃字體的方圓平直雖然出于書者的運構思，然要能“從容中度”如此法理之趣方可自生。
明人論書普遍重視書法藝術的審美價值，由于一般都取法晉人與趙孟頫書，故尤為熱衷于風韻媚趣，陶宗儀、文徽明，祝枝山、王貞等人都力求書法的“遒媚”的風格，即倡導骨力與姿媚的結合，主張在不失法度的基礎上令書法具有逸韻，至于楊慎標舉“婉媚’、徐渭崇尚“媚勝”，孫艘推重的“天趣”，董其昌力倡“巧妙”與“古淡”，項穆主張“平和雅正”等，都說明了明人對書法形態(tài)美與趣味的追求。這里特別要提到是文微明的“逸趣”、孫兼的“天趣”。
所謂“逸趣”，為文人士大夫階層追求的一種人生趣味?！耙荨痹诒彼吸S休復“四品”論畫批評體系中，居“四品”之首，說明“逸”在宋代成為書畫乃是整個中國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之后又經(jīng)過元代的繪畫發(fā)展，“逸”被確定為藝術最高審美理想，因“逸”而產(chǎn)生的“趣味”，自然引起書法家的傾心向慕。文徽明標舉“逸趣”，是理所當然。其論書既主張篤守法度繩墨，又要能富有逸趣，寓個性于法度之中。他在《跋蔣伯宜藏十七帖》中云:“此帖自唐、宋以來，不下數(shù)種，而肥瘦不同，多失右軍矩度。惟此本神骨清勁，繩墨中自有逸趣，允稱書家之祖。晉人筆法盡備是矣”?！妒咛肥峭豸酥輹拇碜?，雖是平常書札，然也不失規(guī)矩，故文征明稱其“繩墨中自有逸趣”，這也可以說是他論書的綱要。表現(xiàn)在對他人書法批評也體現(xiàn)這一論書主旨。如評康里子山書言其書法風神韻味寓于規(guī)矩法度之中:主張書之筋骨風神在于點畫形似、鉤環(huán)戈碟之間，也即與“繩墨自有逸趣”說法相通。
文氏論書以楷法為本，欲求根基扎實。他認為祝枝山的行草所以能精絕高妙，因為有深厚的楷書基礎;張旭能作狂怪態(tài)肆的草書，也正由于他“楷正方嚴，略無縱誕”，這就是“有本”，即要求不失法度絕墨。又在《跋懷素自敘》提出相近的觀點:“藏真書如散僧入圣，雖狂怪怒張，而求其點畫波發(fā)，有不合于軌范者鮮”。文征明主張典則有法度，最重鐘、王之書，他盛稱祝允明之書曰:“祝京兆書法，出自錘、王，遒媚宕逸，翩有鳳翁之態(tài)，近代書家，罕見其鑄。若此書《洛神賦》，力追鐘法，波畫森然，結構繽密，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超出尋常之外”。(《跋祝京兆洛神賦》)他之所以推重祝元明書法，因為其書力追錘、王，胎息深厚，既古雅繽密，又有幽深的逸趣。
然而在要求不失法度的同時，文微明又主張書有逸韻，即要求書法有出乎繩墨之外的精神意趣。他推崇顏真卿的行草，在《跋顏魯公祭侄季明文稿》曰:“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為致，山谷亦云:‘奇?zhèn)バ惆?，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肅然出于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皆一時菜草，未嘗用意，故天真燦漫，出于尋常畦徑之外”。他贊同黃庭堅、米帶的說法，以為顏字之佳者在行草，因其行草能突破前人的法度，而出于繩墨之外，故頗具天真燦漫的韻趣。可知，文氏也不為法度所困，而求筆墨之外的逸趣。
逸趣作為文人士大夫閑情逸致生活的一種表現(xiàn)，在書法上對“逸趣”的追求中，超拔的人生態(tài)度與曠達的人生情懷始終占據(jù)核心位置，由于俊逸超拔、蕭散、灑落、與俗、濁、鄙、粗絕緣，逸以遠蕩，以雅勝，故極合文人書家的優(yōu)雅的趣味，逸趣的追求還體現(xiàn)了文人書家階層清雅幽遠的審美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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