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羅大倫介紹的王孟英故事，不禁感慨清時溫病學家們的艱難。這種艱難里，容易被忽略，實則最為殘酷的，首先是無數(shù)被誤治而殞命的生靈們。
有位老婦患痰飲，孟英先后被病家延請三次，每次治得轉(zhuǎn)機了，就被他醫(yī)譏謗，病家經(jīng)不起教唆，每每另投溫補之治，而將孟英遣走。直到病人皮膚腫爛，前醫(yī)紛紛借口隱遁，病家第四次厚著臉皮重新去請孟英，但已回天無術(shù)。
羅大倫曾統(tǒng)計過，598則王孟英醫(yī)案中，共有352則醫(yī)案是由前醫(yī)誤治而致病加重的，基本都是溫補或辛溫。雖然大多經(jīng)過王孟英的診治后得以恢復，但未及救治的亦有之。
而且從中可見當時普遍溫病被誤治的比例，這還是在葉天士一百多年后了，其時的外感診治水平可見一斑。然而千百年來，有幾個王孟英啊，因誤治而喪命的，雖不可能統(tǒng)計，但也能推想其數(shù)無以計算。
而在溫病學家這里，這份艱難還不僅在于診療，亦涉及他們自己的認知和著述。
在讀過一圈溫病學家的作品后會發(fā)現(xiàn)，大概直到王孟英，溫病的理論和臨床，才算開始立住。在《增補評注溫病條辨》一書中，王孟英、葉子雨等人，多有校正吳鞠通的諸多說法。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針對書中首方之桂枝湯。
孟英等人批評的著眼點是吳鞠通的認知偏差，可能《溫病條辨》全書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樣“弱勢”的境地中（環(huán)境必定要比幾十年后的王孟英所處的更差），完全的著述自由，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
假如葉天士不是一生忙于診務和教學，即便是他自撰一本系統(tǒng)的溫病專書，估計也免不了落得與吳鞠通一樣的局面，被對手批，被同道批，兩邊難討好。
同時，一方面“傷寒”深入人心，一方面溫病又發(fā)展自傷寒，即便是溫病學家們自己，能在認知和理論上，實現(xiàn)完整而自立，也不那么容易，是幾代人接力完成的結(jié)果。
王孟英在《溫熱經(jīng)緯》中收錄了清代幾位前輩的著述，他在其后加諸按語。這些按語除了對于原文內(nèi)容進行補充，以更為細致精準之外，另就是糾正原文的認識。
在陶御風先生主編的《中醫(yī)好文選》中，收錄了一篇金壽山先生“談選藥”的文章，其開篇就把王孟英在《溫熱經(jīng)緯》中的一段按語，作為選藥的典范。
這段按語出自“陳平伯外感溫病篇”，陳平伯原文為：“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咳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shù)，干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nèi)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王孟英對此的按語為：“嗽且悶，麥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非實嗽所宜是也…木火上沖而干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
對于陳平伯的用藥建議，王孟英先針對麥冬，認為其滋膩不適合實邪咳嗽，這點我在《古人死摳單味藥》一文中也提到過；另針對青蒿，雖相對柴胡而言，青蒿已屬“力軟”，但孟英認為此證用青蒿仍嫌過升。
滋膩的去掉，升散的去掉，再加上清熱和降氣的，連參考藥味都列出來了。金壽山先生說孟英“選藥，細極毫芒”。
如果說這一段，陳平伯對于傷寒溫病中的“升降”的認知偏差，還不太明顯的話（只有孟英能明察秋毫），那么緊接著的下一段，連普通讀者也能看出來，傷寒對于陳平伯的影響，還揮之不去。
陳平伯的原文：“風溫證，身熱，咳嗽，口渴，下利，苔黃，譫語，胸痞，脈數(shù)，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很有意思的是，陳平伯自注的分析中，前一大半都看起來很恰當，“溫邪內(nèi)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即他明確是熱迫大腸而泄利，也明確應用清泄法。但不知怎么的，就寫道“故用葛根之升提”。
不清楚他這段分析是怎么拐彎的，唯一能解釋的，恐怕就是傷寒先入為主，且尚未對溫病形成確見。
王孟英在其后評按道：“傷寒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這兩句話點出了，溫病區(qū)別于傷寒，治宜清降。
接著孟英繼續(xù)補充說道：“若肺氣肅降有權(quán)，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span>即表示溫病本屬肺失肅降，宜腑氣通，邪熱方有出路，若再升提，逆上加逆。
何況此證還有“咳嗽胸痞之兼證”，說明濕熱互阻于上焦，若用升散，則濕熱愈加蒸騰，重閉肺絡，進而上閉清竅甚至腦絡，《溫病條辨》中對此亦多有說明。
孟英說應當換成“黃連、桑葉、銀花”等。
就此證的表現(xiàn)來看，連《腹瀉醫(yī)案》(本文適合與之對比來讀，以明辨“升降”）中的甘露消毒丹都嫌多了芳香藥，《溫病條辨》中的“三石湯”（滑石、生石膏、寒水石、杏仁、竹茹、銀花露、金汁、白通草），應該更為合適。
分析了一通后，孟英還感慨地回憶起了痛苦的往事。其父在孟英十二歲那年得了溫病，醫(yī)生先是治以傷寒，致熱勢內(nèi)迫而下利，接著又治以“柴葛升提”，沒見好轉(zhuǎn)，又說是虛證而“投溫補”，“病日以劇，將治木矣”，治得快不行了。
還好此時有人推薦某浦先生，診其父為溫病而誤作傷寒，幸虧“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奚待今日耶？”，正如孟英說的，邪熱總算能從大便出，否則早就撒手人寰了。
浦先生先是囑咐孟英家人給其父準備大量甘蔗汁供其引用，接著便開具了大劑的犀角生石膏鮮生地銀花等，囑其頻頻灌之。如此治療，其父總算得以回天。
這則往事最戲劇性的地方在于，它成了王孟英立志學醫(yī)且鉆研溫病的緣起，但這位救命恩人浦先生，卻于不久后，迫于當時眾口鑠金的壓力，改從事“景岳之學“而行溫補了。孟英對此尤為嘆息！
從浦先生迫于時勢轉(zhuǎn)投溫補一派可見，明代的溫補之風，直到清中后期仍稱霸江湖。
溫病學家們真難啊，一邊是溫補派，一邊是傷寒派。他們因此而生的諸般“恨”，在了解歷史，在讀過諸多觸目驚心的誤治醫(yī)案后，我們也就都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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