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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熟悉語文課本中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梢钥吹剑?/span>1871年那個偏僻的法國邊境小鎮(zhèn)上，教師的授課、課堂的管理，粉筆與黑板、教學的制度和秩序，一切都和今天很接近了。其實，在19世紀中葉的歐洲，英國、法國、德國等資產(chǎn)階級革命、工業(yè)革命較早完成的國家里，由政府統(tǒng)一管理的近現(xiàn)代基礎教育體系基本都已經(jīng)確立了，大多數(shù)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都將在學校接受國家統(tǒng)一學制和課程的培養(yǎng)，由受過專業(yè)訓練的職業(yè)教師負責教學和管理。在小弗郎士們的書包里，除了法語課本，也許還有歷史課本、算術課本、自然課本……，分科課程、教材和教學的出現(xiàn)，是近代教育體制與古典教育最重要的分野之一。

當小弗郎士們背起書包走向學堂時，在大清帝國的廣袤國土上，遍布各地的學校形式，還沿襲著千年以來的私塾、蒙館、書院。學子們搖頭誦讀的還是“人之初，性本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課本則是記載兩千多年前圣人言行的四書五經(jīng)（啟蒙讀物有《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也都是動輒上千年的古董范本）。如果沒有一百年多前叩開國門的那一聲聲炮響，這樣的學校和教科書，恐怕還將伴隨著幾代中國人“弦歌不輟”。

1895年的甲午海戰(zhàn)，大清帝國慘敗于日本。國人痛定思痛，發(fā)現(xiàn)這個昔日的藩屬小邦已經(jīng)在數(shù)十年內把歐洲人的那套學得很像模像樣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代基礎教育體系的建立和普及。飽受列強凌辱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這是教育“西化”“近代化”功效的一個東方范本。一時間，“改革學制和教育”儼然成了挽救大清江山的一劑良方，學者撰文，百官上疏，政府派使團赴東洋、西洋考察，好不熱鬧。

在此起彼伏的各種聲音里，能聽到大家以不同稱呼提到同一個新鮮事物——“學堂功課書”“課本”“教科書”。他們所指就是在當時歐美各國和日本的學校里，學生們都配發(fā)的分學科、分學期、分程度的教學專用書，即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學校教科書。人們逐漸明白，新的教育格局需要新的知識結構來支撐。而傳統(tǒng)的四書五經(jīng)、三字經(jīng)、百家姓等讀物，都處于知識體系和學科劃分的混沌狀態(tài)，需要用新的形式來取代?？烧嬲慕挚平炭茣?，直到19世紀末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還從來沒有接觸過。

其實，甲午戰(zhàn)爭前中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近代教科書的蹤影，只不過它們在一個特殊的圈子里——教會學校使用著，外界接觸不易，知之甚少。19世紀中期以后，在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西方傳教士和他們的宗教文化力量獲得了迅速發(fā)展。到1900年前后，各地教會學校的中國學生已經(jīng)超過2萬人，教會組織統(tǒng)一為這些學校編寫、翻譯了教科書。從這些外國傳教士們編寫的教學讀物中，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西方逐漸成型的教科書編寫理念，第一次知道了教科書是應該分學科、成系統(tǒng)，編排考究的，能給出重要事實和原理，使學生易于區(qū)別和接受。教科書的語言應該是明白樸素、生動有趣的……。

隨著國人對近代教育（或者叫西式教育）日趨高漲的呼聲，在上海、江浙一帶的城市里，一部分開明士紳、商人開始興辦私立的新式學校（學堂），如著名的南洋公學（盛宣懷創(chuàng)辦于上海）、無錫三等公學等。這些學校的教員一邊教學，一邊自編新式課本自用，目前能見到最早的有南洋公學所編《蒙學課本》（1897年出版），無錫三等公學所編的《蒙學讀本全編》（1902年開始出版）。這些課本的編寫已經(jīng)開始適應近代課堂教學的一些特點，如在內容編排上除了“課文”外，還有習問（向學生提問），教師輔導提示等部分，可以說是第一批中國人自編的近代學校教科書。但這些教科書的明顯缺點是，學科零散殘缺，不成系統(tǒng)，使用范圍也不廣泛。

晚清的一個新式學堂

在不可逆轉的時勢大潮中，大廈將傾的滿清政府不得不“邯鄲學步”，仿照歐美和日本頒布了新式學制（壬寅學制，1902年；癸卯學制，1904年），啟動新式教育，同時廢止沿襲了1000多年的科舉考試（1905年）。一時間，原本適應科舉制度而設置的各級府學、州學、縣學紛紛改辦普通中學堂、高等小學堂，散布鄉(xiāng)間的無數(shù)私塾、蒙館也搖身變?yōu)槌醯刃W堂，長袍馬褂的山長、教授、塾師們也就地轉業(yè)成為“人民教師”。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的學校和激增的師生人數(shù)，使得合格的新式學校教科書和教育學書籍成為稀缺之物。這種巨大的需求，一方面催生真正系統(tǒng)、完整教科書的出版和發(fā)行；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一個新興行業(yè)——近代出版業(yè)在清末民初的迅速崛起。

由中國近代出版業(yè)的鼻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教科書》（1904—1909年出齊），是近代中國有新式教育以來第一套按照國家正式學制（癸卯學制）編寫，由各學年學期、各學科分冊組成，社會影響巨大深遠的初小、高小、中學系列教科書。甫一出版，各個學科的《最新教科書》均被搶購一空，行銷全國。一直到1912年中國民國建立，這套教科書長期占據(jù)了全國教科書80%以上的市場份額。成立不久的商務印書館（1897年成立）也借助這套教科書的巨大銷售量積累了雄厚的家底，從最初的一個小印刷所，迅速壯大為遠東第一大出版企業(yè)，開始了自己的百年輝煌之旅。

剛剛踏進二十世紀門檻的中國，是一個交雜著矛盾、激蕩也不乏光怪陸離的時代。在這套《最新教科書》身上，我們也能看到晚清社會的一些縮影。在《最新國文教科書》（1905年）的封面上，按照當時圖書出版的慣例都列上了編撰者、校訂者的籍貫和姓名。除了我們熟悉的張元濟、蔣維喬、莊俞之外，還赫然有“日本前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師范學校教授長尾槙太郎”字樣。事實上，由于甲午戰(zhàn)敗的刺激，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教育界幾乎掀起了“全盤日化”的滾滾大潮，商務印書館的早期資本注入了日本企業(yè)的部分股份，并聘請了日本學者、留日學生群體參加教科書的編寫，一些學科的教科書干脆就是日本教科書的中文翻本。無論你的民族情感是否能接受，20世紀初年的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和教科書，就是這樣起步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學生用課本，商務印書館還為每冊都編撰了供教師用的教授法，類似于今天的“教師參考書”。但略加翻看你也許會啞然失笑，其步驟之詳盡幾乎堪比今天的“家常菜譜”，譬如某處教師應該指著某字問學生一個問題，某處教師應該回身板書某字等。不要覺得這樣婆婆媽媽是一種多余，在清末倉促上馬的全國基礎教育體系中，最“短板”的恰恰就是師資力量。大批中小學教師昨天還是塾師、秀才、童生，絲毫沒有新式教法的訓練，手捧教科書茫然無措，唯有按照教授法亦步亦趨才能勉強完成教學任務。所以教授法用書的編撰，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代行了師范教育的職能，直至后期國家?guī)煼督逃w系的建立和完善，才逐步好轉。

與《最后一課》中韓麥爾先生一樣，在民族危難、國勢飄搖之際，總有一批有識之士寄厚望于兒童少年、基礎教育，甘愿拋棄個人得失疾呼奔走之。清末民初，張元濟、蔡元培、杜亞泉、高夢旦、蔣維喬、王云五、胡適、林紓、丁文江、黎錦熙等一批著名學者和新文化代表人物，紛紛投身于學校教科書這一“小兒科”事業(yè)。

今天翻看百年前的《最新教科書》，豎排、文言、繁體、老式句讀，泛黃脆薄的毛邊綿紙恍如隔世，但我們依然能讀出編者們在薄薄簡冊上傾注的心智與博愛，他們努力在讓“人的生活溫暖而豐富起來，人的生命高貴而光明起來”。《最新國文教科書》（第1冊）編輯大意是：“內容選材不采古事及外國事，多及學堂事，使兒童知讀書之要，多及游戲事，使兒童易有興會”“插圖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圖三幅。使教授時易于講解，且多趣味”，版式設計也務必讓相關的圖文排在一面之內，不讓孩子們翻起來麻煩。甚至連紙張都十分講究，“潔白有光之紙，易傷兒童目力。本編用紙，只求結實耐用，不事外觀之美……”。

盡管腐朽的千年帝制數(shù)年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才徹底坍塌，盡管距離中國人真正站起來還須走過漫漫長夜，但在這部給整個民族啟智開蒙的《最新教科書》中，無數(shù)中國孩子第一次讀到了“人性”“自由”，讀到了“科學”，聽到了隱隱而來的“民主”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