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約1591—1646) ，貴陽(今屬貴州)人，萬歷四十四年( 1616)與阮大鋮同中會試，長期任地方官。崇禎五年(1632) ，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因吞沒公款以賄賂權貴，案發(fā)，謫戍處分，后流寓南京。阮大鋮是閹黨，名列逆案，判徒刑三年，納銀贖為民。
他老家懷寧(今安徽安慶) ，因避戰(zhàn)亂，也住南京，兩人臭味相投，相互勾結， 過從甚密。
縱觀他的仕途之路，其陰謀嘴臉就會顯露的一清二楚。周延儒同閹黨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再次應召入京為相時，阮大鋮運了很多金銀到揚州，送給周，托他為其洗雪逆案，推薦他出去做官。周表示很為難。阮深思良久，改而請求推薦馬士英。周同意。崇禎十五年(1642)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以五個城池失守，逮捕法辦。在周延儒安排下，馬士英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陽等軍務。
是時，原四川遵義總兵官劉超， 河南永城人， 起兵反叛。馬士英奉命討伐，連戰(zhàn)皆捷，筑長圍圍困叛軍。劉超原與馬士英相識，勢窮請降。馬士英假答應。劉超出城見馬士英，不肯解去佩刀。馬笑笑說： “既然歸順朝廷，還佩刀干嘛？” 上前解去佩刀，又暗地里遣散劉的親信，遂捆綁獻俘朝廷。劉被凌遲處死。這是馬士英慣用的謀略和手段。
南都議論立君時，阮大鋮邀誠意伯劉孔昭(劉基的裔孫)到馬士英幕中密議，商定擁立福王，因他荒淫又愚蠢，便于操縱。且同史可法、 張慎言唱反調，有擁戴之功，可以總攬大權。
馬士英和阮大鋮為實現(xiàn)這一企圖采取的謀略，分三個步驟：一，派人欺騙史可法說，他也贊成立君以賢，不必拘泥倫序。史回書說： “福王有 “七不可” ，要擇賢， 當立潞王。
二，派楊文聰在淮陽找到福王。三，同四鎮(zhèn)高杰、 劉澤清、 劉良佐、 黃得功勾結，出兵護送福王去儀真，轉南京，立為 “監(jiān)國” 。史可法、 張慎言等在槍桿面前讓步了、 妥協(xié)了。四，馬士英將史可法寫的 “七不可” 的書函蓋上鳳陽總督的大印，作為檔案，用以要挾史可法，即可以隨時上報新皇帝朱由崧，這一手更陰險。
在立君問題的較量上，史可法失策了、 失敗了，其后果非常嚴重。南明的南京朝廷只維持短短的一年，即斷送在極其荒淫的皇帝朱由崧手里，葬送在賣國奸相馬士英手里，閹黨余孽阮大鋮起了很大破壞作用。
五月初三日，南京諸臣立福王為 “監(jiān)國” 。初五日，廷推內閣丞相，史可法為東閣首席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都察右都御史。張慎言改任吏部尚書。
在廷推時，誠意伯劉孔昭吵鬧要出任大學士。史可法說： “本朝沒有勛臣入閣的先例。” 劉發(fā)怒，說： “即使我不能當大學士，馬士英為什么也不能當呢 ？” 大家只好也推舉馬為大學士。這也是馬士英一伙搞的陰謀。
初七日，又任命姜曰廣、 王鐸二人為大學士，參贊機務。
史可法只贊成福王稱 “監(jiān)國” ，理由是崇禎帝的皇太子和兩位皇子在北京存亡未卜，如果南來，當由他們做皇帝，所以要虛位以待。這是拖延之計。
馬士英仍然以武力作為施展謀略的后盾。他率領軍隊，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邊，上疏擁戴福王做皇帝，并將史可法寫的 “七不可” 書信上報福王。
在馬士英槍桿子支持下，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登上皇帝寶座。群臣只好同聲擁護。
馬士英進而排擠史可法出京都，采取的是兩面手法。一方面高舉史可法寫的 “七不可” ，搖晃搖晃，以資要挾；另一方面假裝從大局出發(fā)，對史說： “我駕馭軍隊太寬，以至于軍隊不免擾民，你的威名著于江上，你若在外經(jīng)營，我居中支持接應，事情就好辦了。”
史可法自知同馬士英已 “勢不兩立” ，但馬已挾天子以令群臣，非同意不可。十六日，自請督師江上，得到批準。十八日辭別皇帝， 當即出發(fā)，坐鎮(zhèn)揚州。這一回合，史可法又輸了。
他雖然仍然保留首輔名義，督師江北，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揮江北四鎮(zhèn)，而且?guī)ニ岚蔚目偙鴦⒄鼗?nbsp;金聲桓等；但離開了京都，離開了內閣，離開了政治權力中心，標志著以他為首的抗清愛國派開始失勢了，同時以馬士英、 劉孔昭、 阮大鋮等為首的賣國投降派得勢了。
史可法出鎮(zhèn)揚州之日，京師士民嘩然。太學生陳方策和諸生盧渭上疏說： “淮、 揚是門戶，但京師是樞要之地，門戶有人把守，樞要之地無人坐鎮(zhèn)，怎么可以呢 ？” 疏中指出：
這樣一來，便是 “秦檜在內，李綱在外” 。朝野認為一語道破要害，是 “名言” 。這表明了年輕文士已識破馬士英之流的真面目。
當時黃宗羲亦在南都，對于史可法處理馬士英關系的對策很有意見。他認為史之所以受制于馬，因當初關于立君問題有不同意見。福王既立之后，不妨對皇上開誠布公地明說，當時考慮的是 “社稷為重” ，不要諱言，以致給 “小人” 馬士英留下把柄，受其挾制。他曾對劉宗周說，劉很贊成，對史說了，史不采納。
恢復中原，才能保住江南。史可法雖督師揚州，仍保有內閣首相的身份，對于一些重大問題，提出對策、 措施和謀略，主要有以下幾點。
他分析形勢，提出總的戰(zhàn)略目標以及相應的策略。
他一再上疏給弘光帝，要總結北京淪陷， 毀了明王朝 “大業(yè)” 的深刻教訓，要小心謹慎，朝夕警惕。要有 “遠略” ，要辨別 “賢奸” ，切不可茍且偷安。
所謂 “遠略” ，即有遠大的戰(zhàn)略目標，首先是高舉討伐李自成的大旗，表明福王是力圖 “中興” 的新皇帝，可以收南北官民之心；也可以對付清多爾袞的刁難與責備。北進收復失地，也就師出有名。
六月間，史可法聽說李自成敗退陜西，山東各州縣士民紛紛起而殺逐大順地方官吏，據(jù)城自保時，又上疏提出，頒布 “監(jiān)國”與 “登基” 兩詔書，派官慰問山東、 河北軍民，“開禮賢館” ，招納四方才智之士。他派監(jiān)紀推官應廷吉負責主持。十月間，又揮師北進，高杰打前鋒，他也挺進至清江浦督師。又派官屯田開封，作為經(jīng)略中原的計劃。
他引東晉和南宋的歷史論證說： “東晉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南宋君臣盡力經(jīng)營湖廣、 四川，而僅保臨安?！?nbsp;意即只有力圖收復中原，才能保住江南，亦即能攻而后能守，以進為退。取乎上而得乎中，力爭上游以保中游的謀略，主要會起到收人心、 孚民望的巨大作用。他批評福王聽信馬士英等偏安江左放棄中原的謬論，不頒詔討伐，不向中原發(fā)一兵一卒，致使人心渙散， “朝氣” 盡喪。他在疏中說： “偏安是恢復的退步，沒有志在偏安而能自立自存”， “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第二年福王小朝廷就覆滅了，證明史可法的論斷是正確的。
史可法所提出的總的戰(zhàn)略目標，是很高明的謀略，可惜為馬士英所排擠，沒為福王所接受。
可見，宰相即使提出有利于國家的高明謀略，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和采納，也是枉然，無濟于事。
其次，在李自成大順軍占領北京期間， 沒有死難的明朝廷官員，于九月間紛紛輾轉南下到南京。如何對待他們，是一個政策性問題。史可法向皇帝建議，采取寬容而區(qū)別對待的政策：除了罪狀顯著，嚴懲以儆效尤外，如雖受李自成封官，沒有罪跡，以及受大順軍拷打追贓的，概不追究。至于未曾降敵，逃匿北方，近始南歸的，許其立功報效，在督師軍前酌情任用。若原籍北方，即使曾降附李自成，但北方已為清所占領，他們又不愿降清，已無家可歸的，令其到吏、 兵二部報到錄用。他說，不如此優(yōu)待，恐將 “絕其南歸之心” 。實際這是對抗清朝廷采取的策略， 為了采取團結漢族官僚士大夫，這是很高明的謀略，為福王所采納。
他在疏中說明采取這樣處理辦法的理由為：北京發(fā)生巨變，凡是明朝廷的臣僚，不分南北，都有罪責，不限北都諸臣。他說，他是南京兵部尚書，馬士英是鳳陽總督，都掌握兵權，沒有及時征集東南軍隊，馳援北京；總兵劉澤清、 高杰戰(zhàn)敗南撤，都有罪責。這樣解釋，可以減輕南歸諸臣的心理壓力，也是好謀略。
第三，處理四鎮(zhèn)關系。四鎮(zhèn)即駐防淮水南北的高杰、 劉澤清、 劉良佐、 黃得功四總兵。他們已成為軍閥，都圖保存實力，常常不服從指揮，或陽奉陰違。到了緊要關頭，為了維護他們個人的權益，也會叛變降敵。吳三桂是一先例。所以控制和駕馭他們很難。
史可法是督師的內閣大臣，有很高的地位和權力，但那是虛的。福王及其朝廷在他們眼中也沒有什么權威，福王還是靠他們的槍桿子擁立的，何況是福王派出來的督師。
史可法又沒有嫡系親軍。實際上，史可法還能大體上指揮他們，并沒出什么大亂子，主要靠兩條：一是史可法是有名的清官好官， 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威信和聲譽；一是史可法在處理與他們的關系時，采取相應的謀略，主要是以誠相待，胸懷坦蕩，能以大道理感化他們。
督師初到任，便遇到難題。
揚州是繁華富庶的都市，黃得功、 劉澤清、 高杰爭相要駐防揚州，高杰兵先至，殺戮搶掠，揚州士民堅守城池，高杰攻城一個月。劉澤清也大掠淮上，劉良佐要進駐臨淮，亦被拒。史可法前往調解，劉澤清、 劉良佐、 黃得功都接受調度，接著去視察高杰部隊。高杰很害怕，連夜挖很多大坑把尸首埋了，第二天去史可法營帳中謁見，嚇得臉色變了，話也說不出來，汗流浹背。史可法坦懷相待，對小軍官好言勸慰。于是，軍心穩(wěn)定下來，服從調度，駐防瓜州。
史可法在揚州成立帥府。他以高杰跋扈桀驁，調黃得功駐儀真，以資防范。九月，兩人火并，史出面調停，對高杰一再開誠布公地勸導、 說服、 教育，申明大義。高杰被感動，才覺悟，肯接受約束，服從指揮。十月間率師北進，抗御清兵。劉良佐、 黃得功也奉命率師扼守潁川、 壽州。
史可法的謀略開始收到效果。馬士英卻克扣糧餉，致使軍隊饑餓。第二年正月，高杰仍奉命挺進徐州、 歸德，高杰至睢州，為部下許定國殺害，軍隊大亂，許定國降清。史親往徐州，委任高杰外甥總兵李本身為提督，統(tǒng)率高杰舊部，封杰子元爵為世子。軍心稍定，但元氣已損傷。馬士英又派他的親信衛(wèi)允文以兵部侍郎名義，總督高杰舊部，奪史可法權，影響很壞。
三月二十五日，明左良玉從武昌引兵東下，以 “清君側” 為名，討伐馬士英，四月初攻占九江。而清兵也節(jié)節(jié)南侵。馬士英以皇帝名義，詔令史可法率兵入援。史聽令，南至燕子磯而返，于是軍心渙散，秩序大亂。
時左良玉病死，子左夢庚率軍繼續(xù)東進，攻取九江、 安慶。黃得功統(tǒng)軍抗御。高杰舊部仍遭馬士英排擠，潰散于瓜州。劉澤清大掠淮安，不久亦降清。當四月十九日，清兵包圍揚州時，史可法已無兵可調，仍率領少數(shù)殘兵，閉門堅守。二十五日城陷，史可法自殺未遂，被俘不屈，壯烈殉國。
古人曾總結歷史經(jīng)驗教訓說：奸相在朝，良將在外沒有不失敗的。史可法的失敗是又一實證。
史可法提出的總的政治戰(zhàn)略非常正確，他的失敗在于向馬士英讓步、 妥協(xié)以至屈服，沒有對馬士英進行斗爭，從而招致失敗，但雖敗猶榮，流芳百世。
馬士英在竊弄權柄，排除異己，拉幫結派，陷害正人方面，有一套陰險而又有效的謀略，總的一條便是挾傀儡福王以令群臣。如前所述，先以武力擁立福王，支使誠意伯劉孔昭出面推舉他為大學士，繼以史可法寫的 “七不可” 信件，進行要挾，然后誘引福王搜尋美女金珠，終日觀劇，盡情享樂，少問國事，由他攬大權。
為此又作了一些布置，通過阮大鋮，勾結原南京守備太監(jiān)、 今司禮太監(jiān)韓贊周，并收買一些太監(jiān)；在外地勾結劉孔昭和其他侯爵、 伯爵湯國祚、 柳祚昌、 趙之龍等。千方百計把閹黨骨干阮大鋮推出前臺，由他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進而起用閹黨楊維垣、 周昌晉等。同時陸續(xù)排擠愛國大臣張慎言、 呂大器、 姜曰廣、 劉宗周、 高弘圖、 徐石麒等。在外地則勾結劉澤清、 劉良佐，大翻逆案，打擊和陷害東林黨人和復社成員，有的被害死。此外，又廣收賄賂，大賣官職，即使是白丁隸役，只要輸納重金，便可官封 “大帥” 。當時南都流行一歌謠： “職方(明代兵部有職方司，司長官稱職方郎中)賤如狗，都督滿街走?！?nbsp;
所有這些謀略，的確起了鞏固和加強宰相馬士英權力的效果，但也起了加速新建立的南明朝廷覆滅的作用。
北都淪陷后，局勢動蕩，情況很復雜?；春右阅蠌V大地區(qū)仍為明地方政府所統(tǒng)轄。
皖北、 蘇北、 河南以及山東某些州縣仍為明王朝官吏所把守。南方明官僚貴族會擁戴某一位明親王為帝，重建政權，這也是勢所必然。但是擁立誰為皇帝，卻是頭等重大問題。
福王有 “七不可” ，荒淫、 貪鄙、 無志又無能，不但不是中興帝王，也不是偏安之主，是昏君，是亡國之君，馬士英施展謀略，擁立福王為帝，達到了獨攬大權的個人貪欲，但很快斷送南明朝廷，自己的地位、 權力、 財產(chǎn)也化為烏有，而且落得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寧向清兵投降，不容衛(wèi)國史將。馬士英不僅缺德，也無志無能，既無歷史知識，又無政治眼光，最初寄希望于 “偏安”， 清兵不會南侵。當清兵節(jié)節(jié)南進時，他又一籌莫展。
《明史》批評他 “為人貪鄙無遠略” ，待 “四方警報押至，士英身掌中樞，一無籌畫，是以鋤正人、 引兇黨為務。” 當清兵節(jié)節(jié)南下，馬士英調黃得功、 劉良佐去抵御左良玉父子，大理寺少卿姚思孝等請不要撤江北兵，當堅守淮安、 揚州。馬士英大罵： “你們東林黨人還借口江防，縱容左良玉東下嗎？ 清兵到來，還可以請求投降；左兵到了，你們做高官，我是死路一條?！?nbsp;并大喊： “有再提議守淮的，殺無赦?！?nbsp;這就是馬士英的總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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