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詩補編》十年前開始著手，從確定選題，搜輯逸詩，完成初稿，到定稿出版，成為現(xiàn)在的規(guī)模，經(jīng)歷過復雜而曲折的探索，把這一過程寫出來，相信對讀者閱讀和利用該書，當有裨益。
△陳尚君先生
一
1978年秋，我開始隨朱東潤先生學習唐宋文學，先后通讀了唐宋各大家的文集和一些史書筆記。當時曾從系資料室借了一套光緒石印本的《全唐詩》，放在手邊，常常翻檢。1979年6月，偶然讀到《南京師范大學學報》這一年第1期所刊孫望先生《全唐詩補逸》，選登了32家逸詩64首，所據(jù)有石刻、《永樂大典》、域外古籍及善本唐集等。讀后使我很受啟發(fā)，但其中偶有似曾相識之感，后確定八首《全唐詩》已收。我將此發(fā)現(xiàn)與王運熙先生談及，王先生囑我將此寫出來。于是我寫了一篇三千馀字的短文《關(guān)于〈全唐詩補逸〉中幾首詩的誤收》，寄給孫先生。不久即收到孫先生覆信，工楷小字寫了三大頁，稱贊拙文“所論深入而細密”，表示“欲摘采尊見，以豐富論證”。并將逐條處理情況詳細告我。拙文后來并未發(fā)表，而《全唐詩補逸》出版時，孫先生均逐條注出。前輩學者謹嚴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和虛懷若谷的坦誠胸襟，使我很受教益。在拙輯中，引書皆求注明卷次，詩題嚴格區(qū)分原題與擬題，凡參考前人或今人著作皆予以說明，即便友人來信所告也不掠美，這些都是從孫先生著作中得到啟發(fā)的。
其后因作碩士論文，大量閱讀南北宋文獻，因有上述的一段經(jīng)歷，對唐詩輯逸頗為留心。先后在《會稽掇英總集》、《天臺詩集》、《后村詩話》及《翰林學士集》等書中發(fā)現(xiàn)有成枇的唐人逸詩，我將這些發(fā)現(xiàn)陸續(xù)告知孫先生，孫先生也答應將這些詩補入其大著。但因當時書稿已交，補入之事未能實現(xiàn)。1983年初，中華書局出版《全唐詩外編》，其中收錄了王重民、孫望和童養(yǎng)年三位先生的四種輯本。我手中已掌握的唐人逸詩，部分已見于該書，未收者尚有二百馀首。這些逸詩僅是我在閱讀中無意得之，如能有計劃地加以搜羅，所得當十分可觀。友人孫猛了解到這些想法后，十分支持，向正在上海開會的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主任許逸民先生介紹了我的計劃，得到了許先生的肯定，不久即落實了這一選題。
此后兩年多時間里，我全力以赴，披檢群書，廣事搜羅，細加考訂，于1985年初完成《全唐詩續(xù)拾》初稿四十二卷，收詩約2300首。中華書局編輯部初審后，提出了修改意見，同時約請我修訂《全唐詩外編》，并共同商定了修訂體例。至1988年秋，同時完成兩書。拙輯增加到六十卷，包括以后補入的，共收詩4663首又1199句，作者1191人。《全唐詩外編》刪去誤收重收詩614首又269句，刪去作者242人，作了局部調(diào)整，增寫了10馀萬字的修訂說明和校記，所存詩凡1664首又306句，作者566人次。中華書局編輯部付印時，將兩書合為《全唐詩補編》。全書共收詩6327首又1505句，作者1600多人，其中新見作者9.00多人。收詩數(shù)約相當于《全唐詩》的七分之一，新見作者約相當于《全唐詩》已收作者的三分之一。數(shù)量如此巨大的收獲，是我在工作之初所未曾料到的。
二
關(guān)于《全唐詩》，前人已做了許多工作，那么還有多少唐詩可輯呢？從哪里輯錄呢？這些是我在著手之初反復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清人朱彝尊編有《〈全唐詩〉未備書目》，收在《潛采堂書目四種》中，但朱氏只是從唐宋書志中鈔錄了一些書名，有些在唐中葉已不存，宋人即未見到，現(xiàn)在更無從尋訪了。沒有現(xiàn)成可供參考的書目，只能自己花氣力去探求。
我的探求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排列各種書目，另一方面即對《全唐詩》本身存在問題予以探究。
所排列書目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前人已用書目。其中幾種補遺之著皆注出處，排列較容易。胡、季二氏及《全唐詩》用了哪些書，則因《全唐詩》一般不注出處，《唐音統(tǒng)簽》僅孤本存于故宮，臺灣影印的季氏《全唐詩稿本》當時還無從見到，只能另覓蹊徑。據(jù)周勛初先生所考，季書初盛唐部分利用了吳琯《唐詩紀》的成果，我即以明刻《唐詩紀》與《全唐詩》作了逐篇的比勘。胡書中《戊簽》較易見到，也取以作了比對。加上《全唐詩》中偶存的引書和近人俞大綱《紀〈唐音統(tǒng)簽〉》所載，共得用書約四百多種，雖缺漏仍多，大致已得十之八九。第二，是唐人著作總目和宋時尚存書目。這部分以集部為主。如唐人別集，胡震亨所列得691家，我復加勾稽，所知已逾千家。宋人能見到的約僅此一半，而今存唐集非出明以后人重編者，僅160種左右。另如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我考出160多種，也遠超出時賢所考。宋人能看到的唐集而今已不存者，為我從宋人著作特別是類書、地志、詩話中輯錄逸詩提供了重點線索。第三，是今存唐宋古籍的目錄，尤側(cè)重于清中葉以后新出古籍的調(diào)查。這部分較充分地利用了近現(xiàn)代學者的成果。通過這些調(diào)查排比，前人已做工作較為明朗了。我確定的工作計劃是，凡前人未用之唐宋典籍，無論與詩歌有無關(guān)系，都盡量翻檢一過。前人已用之書，也重加覆核，以檢查有無遺漏。而明清典籍，則以金石碑帖類和地方文獻類為主。
《全唐詩》存在的問題，前人論列不少，其中岑仲勉先生《讀全唐詩札記》、李嘉言先生《〈全唐詩〉校讀法》，更使我受益匪淺。我于1983年先后寫了《〈全唐詩〉誤收詩考》（刊《文史》第24輯）、《〈全唐詩〉補遺六種札記》（刊《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二輯），即意在梳理前人工作，為輯佚工作積累經(jīng)驗。《全唐詩》的編次、斷限、辨體、小傳、考訂都有不少問題，但既為它作補遺，體例上就不應有太多的變化。如童輯收錄銘、贊、戒、頌之類文體，孫輯收錄日本人在日本所作詩，甚或如《全五代詩》上下限任意延伸，我都不能茍同。但《全唐詩》畢竟成書于封建時代，完全沿例不變也不行。我所變主要有二：一是全書編次以卒年為序，此點為楊守敬所倡，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已用，確實有便讀者；二是辨體，主要是對偈頌章咒的看法?！度圃姟し怖氛J為其“本非歌詩之流”，因而刪去《唐音庚簽》中的偈頌章咒二十八卷。但我在讀釋典時發(fā)現(xiàn)，自盛唐以后，唐代僧人偈頌已日趨詩律化，唐人對詩、偈雖有區(qū)別，也常混用，更何況不少原來就題為歌詩的弘法之作，《全唐詩》也不收。后來讀《全唐文序》，始知不收偈頌，僅是為了“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即著眼于教化，而非辨體。1989年冬在河南大學看到《唐音統(tǒng)簽》的傳鈔本，始知刪去部分中包括王梵志詩，證實了當初的判斷。為不使所收過濫，我擬了幾條原則，得到中華書局編輯部的贊同。拙輯錄偈頌900多首，約占五分之一，比例還不算太大。近年國內(nèi)出版的幾種總集，均收錄此體，看法已趨一致。這方面還有兩點值得探討。一是釋氏儀贊偈頌，拙輯未取，主要是篇幅太多，登錄恐濫，但其體與詩尚較接近。二是道教歌詩，統(tǒng)稱為章咒并不恰當。其包括范圍較廣，如齋醮祝咒之贊頌，修仙煉丹之歌訣，托名神仙之經(jīng)頌等。拙輯收錄了一部分，但還遠非全部。
三
編纂工作開始后，實際工作量之巨大，所觸及問題之復雜難解，均非我始料所能及。
一是用書量大。既要作全面網(wǎng)羅，有關(guān)之書均應檢及。先后披檢之書，總數(shù)超過五千種，其中僅方志一類，即翻檢過兩千幾百種之多。對所用之書，也盡量有所講求。如宋陳舜俞《廬山記》，初用《守山閣叢書》本，僅三卷，并無逸詩，后檢《殷禮在斯堂叢書》本及《大正藏》本，于卷四得逸詩20多首，但稍有誤字，最后用《吉石庵叢書》影印高山寺鈔本，方得寫定。不少書還有作者、年代、真?zhèn)蔚目加唵栴}。如《燈下閑談》，舊署宋人撰，我考定為五代中期人作，據(jù)以錄出十多首逸詩。有些已逸之書，我還作了輯逸，如宋初人所作《洞微志》、《該聞錄》、《紀異錄》、《楊文公談苑》等，從中多有所獲。
二是披檢不易。我自知生性駑鈍，記憶力差，故每用一書，皆將其中引詩，與《全唐詩》逐條對檢，這樣費時極多，但也惟如此，方能將前人遺漏之作檢出。如《唐詩紀事》，對檢數(shù)千次，僅錄出寥寥數(shù)首。像《冊府元龜》這樣的大書，字數(shù)逾1000萬，通檢下來僅得一首聯(lián)句，兩段歌謠，兩則殘句。最不易披讀的是宋人所編十馀種大型類書和地志，如《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輿地紀勝》等，所收既豐富而又蕪雜，且又唐宋之作混編，前人雖用過，遺漏甚多。讀此類書時，我充分利用了傅璇琮先生等所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和臺灣學者所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凡遇不熟悉者，隨時檢索。新見作者，即便唐五代有其人，也再于宋代推求，有無異代同姓名之可能。這樣獲得不少新發(fā)現(xiàn)。如《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收崔覲在梁州所作詩多首，不言時代，以前輯唐詩者皆未留意。我檢出兩《唐書》皆有其傳，為梁州城固隱士，因得錄出。類似之例尚多。但即便用力如此，此類書中為唐為宋無法確定者，仍有數(shù)百人，只能不取。
三是互見疑偽之作甄辨不易。唐詩傳誤，唐時已然，流傳千載，訛誤尤繁?！度圃姟分谢ヒ娬`收詩，多達6851首，涉及961家（此據(jù)友人佟培基統(tǒng)計）。輯錄逸詩，如不加甄辨，勢必錯偽疊出，僅指出互見而不加甄辨，讀者也無所適從。故凡得逸詩，即盡量檢查是否重出。凡《全唐詩》是而他書誤者，一律不取。如北京圖書館存明正德刊盧綸《盧戶部詩集》，有十多首詩不見《全唐詩》，《唐集敘錄》已指出。我請友人代為鈔出，但細加檢覆，全為項斯之詩，雖得來不易，也只能全部割棄。但傳誤情況復雜，并非均能作裁斷，去取之間，常很費斟酌。如從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檢出“前進士相里宗”在廬山所作五絕一首，初收世次無考卷。責編徐俊先生檢出《全唐詩》已收此于靈澈下，建議刪去。我查得《廬山記》已作靈澈詩，相里宗事跡又不詳，遂同意刪去。后檢南唐李中詩有《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國子監(jiān)》，始悟所送即相里宗，匡山即廬山，樂史又自南唐入宋，所錄應較可靠，遂重將此詩編入。類似之例至多。《外編》修訂，也循此例，能斷則斷，證據(jù)不足者仍存疑。如《登鸛鵲樓》詩，舊有王之渙、朱斌二說，童輯據(jù)南宋后書又收作朱佐日，修訂時指出此說始于中唐，不能輕易否定。
上述重出互見詩，多為輾轉(zhuǎn)傳誤，尚易考知原委，而依托疑偽詩，要復雜得多。造偽原因不一，或假托名人以廣其傳，或虛構(gòu)事實以弘其法，或子孫造偽以光揚祖德，或地方作假以稱譽名勝，或因小說家附會故事，或為好事者以訛傳訛。而作偽時間，有明清，有宋元，也有唐代當時所作。而作偽者為誰，則多難究詰?？紤]到某人被依托造偽，其本身即值得研究，而這些詩作覓得也不易，對研究者尚非毫無用處，故采取了錄而存疑的處理辦法。今人重編《全唐詩》時，這些詩可編入存目，以加區(qū)別。
四是作者事跡勾稽不易。本書編纂過程中，利用最多且得益最大的，是傅璇琮等先生合編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這部索引，很難做出《全唐詩補編》，至少做不到現(xiàn)在規(guī)模。無傳記資料之作者事跡，勾稽要困難得多，有時只能于無意中求之。如龔霖，童養(yǎng)年輯出二句，云世次無考。我從《類說》引《紀異錄》和王禹偁為贊寧文集所作序中，找到兩條記載，知為五代后期人，又從《宋史·藝文志》中，知其有詩集一卷，復從《詩淵》中，找到其詩八首。再如敦煌遺書中有蕭沼邊塞詩一首，其人遍尋無著，只能收入無世次卷。偶檢《唐詩紀事》中岑參詩，有《天山雪送蕭沼歸京》，始知其為岑參同僚。此詩在《全唐詩》及《岑集》中，皆誤作“蕭治”。此外，釋典中稱唐代禪僧，多用習稱，如石鞏、歸宗、高城、中塔之類，其法名之確定，費力極多。有些無法確定者，只能徑以“紅螺山和尚”、“道吾和尚”之類立目。
四
多年來為輯尋唐人逸篇，幾近全力以赴，竭盡心力。凡能發(fā)現(xiàn)一些線索，即窮追不已，以期有所采獲。如發(fā)現(xiàn)宋人集句，偶存唐人逸句，即對宋元以至明初人集句，作了廣泛的調(diào)查，既用了胡偉《宮詞》，李龏《梅花衲》、《剪綃集》、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郭豫亨《梅花字字香》等集句集，還利用了散見各書中的王安石、聞人祥正、林震、葛次仲、俞壹等人集句詩。再如因清人朱緒曾《金陵詩徵》云明嘉靖《儀真志》存唐末六合令郟滂《六合懷古》詩32首，先后查檢了今存全部的六合、儀真二縣志，得21首，惜尚不及朱氏所云。
輯校工作雖至為辛苦，而所得之豐，大大超過最初的估計，也確使我感到欣慰。輯出詩中，有不少重要而珍貴的發(fā)現(xiàn)，舉例如下。
為一些大家、名家補錄了遺篇。如杜甫詩集，宋人編次完成，清人雖有補輯，幾無可靠者。此次從《古今歲時雜詠》中錄出《寒食宴蘇二宅》，因此書所據(jù)宋綬《歲時雜詠》成書于王洙編定《杜工部集》以前，可斷定為杜甫作。白居易、元稹各補詩數(shù)十首，均較今人校注二家集所補為多。宋之問補詩二十多首，對研究其生平和創(chuàng)作均有價值。大歷十才子中的苗發(fā)、吉中孚，《全唐詩》僅存一二首，此次又各補出一首。另如盧象、崔顥、王翰、李邕、張旭、賀知章、李頎等盛唐名家所補詩，也頗可珍視。
有些詩歌以為早已殘失，竟能發(fā)現(xiàn)完篇。如高宗與諸臣宴咸亨殿效柏梁體聯(lián)句詩，《全唐詩》僅據(jù)《玉?！蜂浺痪?，今據(jù)《冊府元龜》錄得七人聯(lián)句。張繼《代書索鏡》和杜偉《過琴溪》，《全唐詩》據(jù)《詩式》和宋蔣之奇石刻，均僅存二句，今據(jù)《詩淵》和《涇縣志》得全篇。令狐楚《九日黃白二菊花盛開對懷劉二十八》，卞孝萱先生輯《彭陽唱和集》，謂此詩已佚，今從《古今歲時雜詠》輯出。尤可一提的是，王師閔資州詠瀑布詩三首，清末時石刻已殘損，《輿地紀勝》和《永樂大典》中各存一首，居然補成完璧。
所存詩多有可補作者事跡者，如沈彬詩，可見其退居宜春的經(jīng)歷，翁承贊詩中，有其景福二年（893）圭峰問禪之事，皆不見他書。有些可補史書之未及。如裴丹《重建東峰亭》序，記及永泰間袁慘剿滅方清起義的具體情況。唐人陷蕃詩，王重民先生已錄出兩位失名作者之作，此次所錄殷濟詩十多首，經(jīng)歷相似，情感似更為強烈。再如□釗《沙門崇惠登刀梯歌》，記其“登刀梯，升劍樹，涉油炭鑊，坐錐劍床”的情景，在今存唐詩中似為僅見。所錄《載初元年沙州歌謠》，則是了解武后時政治的極有趣而珍貴的材料。
某些詩作對研究唐代詩體發(fā)展頗有價值。如唐人六言詩，僅存四十多首，八句者尤少。此次補錄顧非熊《六言玉臺體》三首和《入云門五云溪上作六言》，均八句，可窺見其試作六言律體的努力。唐代民間歌曲《十二時》，敦煌遺書中發(fā)見不少，此次從釋典中錄出善導、從諗、文偃及托名寶志的幾組詩，可作比較研究。所錄唐僧弘法歌行，多有三三七七七體，對研究白居易《新樂府》的溯源，也頗有意義。
禪與詩歌的關(guān)系，是近年學界頗為熱門的課題。此次將唐代禪僧所作偈頌，作了較廣泛而全面的輯錄，如良價、義存、居遁、景岑、從諗、克符道者、文偃等名僧，各輯存數(shù)十首至近百首，所存較少者，也據(jù)各書作了?？?，必能引起研究者的關(guān)注。唐代通俗釋理詩人，學界較注意王梵志和寒山。此次所錄中唐居士龐蘊詩偈，多達近二百首，文學性雖稍遜，但以釋理諭世及以俚言俗語入詩的特點，則是一致的，也不應忽視。
五
前人云校書如掃落葉，無有竟時，確為灼見之言。筆者輯錄唐詩，雖以網(wǎng)羅無遺、考訂精確為努力目標，但在付梓過程中，仍不斷有新材料發(fā)現(xiàn)，對先前的考訂處理，也常感有不穩(wěn)妥處，故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局部的增刪修改。最后在《校后記》中，又補寫了數(shù)十則。學海無涯，信然。
《補編》以外，唐人遺詩還有哪些呢？就我所知有：1.敦煌歌辭1100多首，因任半塘先生已輯為《敦煌歌辭總編》而未收。2.敦煌遺詩，本書僅收有姓名作者，其他缺名或姓名不顯者，約尚存數(shù)百首。3.《道藏》歌詩，本書僅收年代可確知者，有許多書因成書年代不詳，而未收其詩。去年出版的《道藏提要》，對大多數(shù)道書的成書年代作了考訂，為繼續(xù)輯錄唐詩提供了不少線索。如《蓬萊山西灶還丹歌》，錄詩172首，原署漢黃玄鐘撰，陳國符先生據(jù)其中地名考定為唐人作，可為定論。4.禪宗僧人之對句，因頗有引前人成句者，在缺乏檢索手段時，只能一概不收。以后有條件，尚應補錄。5.域外圖書，利用還未充分。如崔致遠詩，僅錄得83首，友人閻琦近影示韓國近年出版《崔文昌侯全集》中的《孤云集》、《孤云續(xù)集》，尚有三十多首未收。日本圓城寺藏唐人送圓珍詩，尚有高奉三首、蔡輔十一首、道玄一首未錄。再如《翰林學士集》，所用為貴陽陳氏影寫本，褚遂良《春日侍宴望海應詔》十五、十六句缺七字，近承周勛初先生借示日本村田正博《翰林學士集索引》據(jù)原卷錄文，此處不缺，作：“麾城湛盧劍，舞戟少年場。降壑浮天遠，棱威征旆揚。”陳刊本脫后二句。另知日本存《后村千家詩后集》、《玄沙語錄》等，韓國存《東文選》，均未見。6.有些書因僅孤本存世，未及寓目，如北京圖書館存宋刊《麗澤集》，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宋本《省監(jiān)新奇萬寶詩山》，陜西文管會存晏殊《類要》，均應有逸詩可采。7.在已用之書中，也恐有披翻未細而遺漏者。如近檢《千唐志齋藏志》，又于1172頁檢得女詩人謝迢（839—866）《寓題詩》二句：“永夜一臺月，高秋千戶砧?！薄豆抛鹚拚Z錄》當時在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中查閱，無工具書可用，因而遺漏了卷三八五代僧洞山守初（910—990）的數(shù)十首偈頌。此外，有些用書的版本還可作進一步的講求。如船子德誠《撥棹歌》，據(jù)施蟄存先生錄嘉慶刻本《機緣集》。此書上海圖書館存元刻本，且已影印，與嘉慶本差異甚大?？葱r本想改換或出校，終因不便改動太多而作罷。
199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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