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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晏殊、歐陽修之交惡看晏殊對韓愈的評價[1]

彭民權(quán)

摘要

與宋初文人對柳宗元的接受一起考察，韓愈在宋初文論中出現(xiàn)的情形大抵有四種：只尊韓愈未提及柳宗元；韓、柳并重；韓為主，柳為次；重柳輕韓。第四種情形極為罕見，晏殊是這種觀念的代表人物。這種觀念的誕生，與晏殊本身的文學觀念有關(guān)。晏殊強調(diào)師經(jīng)與學，認為柳宗元兩方面兼而有之，因此將柳宗元置于韓愈之上。而從晏殊與歐陽修的關(guān)系看，晏殊重柳輕韓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由于歐陽修極力提倡師法韓愈古文，與之交惡的晏殊既不能完全忽視韓愈，又不愿完全認同歐陽修的主張，因而選擇重柳輕韓的觀念。

關(guān)鍵詞：晏殊歐陽修韓愈交惡

一、宋初文人

對韓愈的評價

北宋初期，雖然已經(jīng)有不少文人提倡學習韓愈古文，但韓愈的地位并沒有如后世那樣崇高，韓愈對宋初文人的影響也有限。如果將韓愈、柳宗元在宋初的影響關(guān)聯(lián)起來考察，宋初文人對韓愈的評價主要有四種情形：

其一，只尊韓愈，未提及柳宗元。這種情形在宋初道學家的文章中較為常見。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在《上孔給事書》中云：“自夫子歿，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唯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边@種論調(diào)實際上是韓愈的道統(tǒng)觀的延續(xù)。其將韓愈列于孟子、荀子、揚雄、王通之后，正是道統(tǒng)的一脈相承。其《答張洞書》也云：“至于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盵2]這里加入了董仲舒，但韓愈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在這種道統(tǒng)的序列里，柳宗元還沒有并列進來的資格。宋初古文運動的主將柳開也有同樣的看法。柳開初名肩愈，正表達其對韓愈的推崇。其《應(yīng)責》云：“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盵3]這里也是對韓愈道統(tǒng)、文統(tǒng)觀念的繼續(xù)。只不過，在柳開這里，道統(tǒng)和文統(tǒng)實際上是合二為一的，韓愈繼承了孔子、孟子、揚雄的道與文。柳開《答臧丙第一書》說得更為明白：“出百余年，俾韓愈氏驟登其區(qū)，廣開以辭，圣人之道，復大于唐焉?！皂n愈氏沒，無人焉?！盵4]雖然《宋史·柳開傳》稱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5]，但柳開在這里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韓愈之后，再無人能傳承圣人之道。顯然，柳宗元也不在其中。當然，柳開最后改名為開，是因為后來“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jīng)’以為式”[6]，頗有取代韓愈、直承圣人之意向。柳開之后，與孫復同時代的范仲淹也對韓愈十分推崇。其《尹師魯河南集序》云：“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盵7]在他看來，韓愈的地位顯然是柳宗元無法比擬的。

其二，韓、柳并提，兩者地位相當。這種情形，在宋初文論中較為常見。如田錫《貽陳季和書》云：“世稱韓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詞，茍非美頌時政，則必激揚教義。故識者觀文于韓、柳，則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躋人于大道可知矣?！边@里將韓愈、柳宗元并提，認為他們之文都是宣揚古圣人之大道，足見對二人推崇備至。其《貽宋小著書》也云：“錫以是觀韓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盵8]雖然一為高深，一為精博，評價并不相同，但二人地位相當，并無高下之分。宋初古文運動的另一主將王禹偁也持類似的觀點。其《答張扶書》云：“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盵9]這里將韓愈尊為古文之主，并沒有提到柳宗元，似乎二人之地位在王禹偁那里有高下之別。但其《送孫何序》云：“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shù)十篇，皆師戴六經(jīng)，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盵10]這里又明確將韓、柳并提，認為二人是繼承六經(jīng)傳統(tǒng)的宗師。顯然，在王禹偁那里，韓、柳仍然是旗鼓相當?shù)慕巧?。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說：“唐之文章……至韓、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風，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能崒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11]穆修此文為柳宗元文集序言，自然當以柳宗元為主，但其對柳宗元推崇備至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甚至貶低韓愈，仍然將二者并提，認為韓愈、柳宗元直接繼承古圣人文風，韓、柳之文是唐代文章的典型代表。此外，趙湘《本文》也云：“韓退之、柳子厚既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12]趙湘直言其文乃與韓、柳文章一脈相承，顯然在他看來，韓、柳地位也相當，沒有高下之分。

其三，韓為主，柳為從。這種觀點在宋初文論中也較為常見。最典型的說法是陳彭年于《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中提出的“韓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13]。既然柳宗元為輔，韓、柳之地位自然有主次之別。姚鉉在《唐文粹序》中也云：“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jīng)四教為宗師，憑陵轥轢，首倡古文，遏橫流于昏墊，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顏、孟，斯得之矣?！盵14]這里，將柳宗元與李翱、皇甫湜等韓愈門徒相提并論，柳宗元自然為韓愈之從，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宋祁也持相同觀點。其《新唐書·文藝列傳序》云：“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盵15]韓愈倡古道，柳宗元等起而和之，主從之分已經(jīng)十分清楚了。這也就是孫何在《文箴》中所說的“續(xù)典紹謨，韓領(lǐng)其徒”[16]，雖沒提及柳宗元，但綜合前面三人的觀點來看，柳宗元似乎也應(yīng)包含在韓愈“其徒”之中。

其四，輕韓重柳。這種觀點跟前面的大相徑庭，在宋初文論中極為少見。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便是晏殊。

二、晏殊對韓愈的評價

晏殊以文才進入政壇。其幼以神童知名，并被皇帝賜同進士出身?！端问贰繁緜髟破洹捌邭q能屬文”，廷試時文、詩、賦、論等都為真宗稱賞。晏殊后來身居高位，文才依然為世稱道?！端问贰繁緜鞣Q其“文章贍麗，應(yīng)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17]。歐陽修《侍中晏公神道碑》更是稱其“以文章為天下所宗”[18]。而晏殊之所以能在宋代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因其文學成就世所公認，尤其精于詩詞。

晏殊以詞名世，有《珠玉詞》流傳至今。其詩流傳至今的也有一百多首。就文章而言，除了奏章，晏殊流傳下來的文章極少。因而學界對晏殊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詞作及詞風上，對其文論的關(guān)注，也主要集中在“富貴氣”這一觀念的研究上。但在宋初文論中，晏殊對韓愈的評價獨樹一幟，頗值得玩味。其在《與富監(jiān)丞書》中說：

某少時聞群進士盛稱韓、柳，茫然未測其端。洎入館閣，則當時雋賢方習聲律，飾歌頌，誚韓、柳之迂滯，靡然向風，獨立不暇。自歷二府，罷辭職，乃得探究經(jīng)誥，稱量百家，然后知韓、柳之獲高名為不誣矣。邇來研誦未嘗釋手。若乃扶道垂教，刬除異端，以經(jīng)常為己任，死而無悔，則韓子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詞比事為工也。如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轢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嘩，會眾流而有歸，適然沛然，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純正高雅，懔然無雜，乃得與之齊名耳。必也兼該泛博，馳騖奔放，則非柳之敵，況他人哉!獨孤、權(quán)、劉或及其門，或升其堂，未可以造室也。[19]

在宋初，韓、柳并不為世人重視。對此，晏殊并不諱言。晏殊由李虛己推薦給楊億，并由楊億、張知白推薦參加廷試，由此走上仕途。而其入館閣之時，正是楊億、劉筠等西昆派流行之時。時人“習聲律，飾歌頌”，對韓、柳并不重視，甚至“誚韓柳之迂滯”。這一點，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后》中也說：“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盵20]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晏殊還是歐陽修，都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只有在罷相之后，晏殊才開始意識到韓、柳之重要。而其對韓、柳之推崇，顯然已經(jīng)受到北宋古文運動的影響。

晏殊對韓愈的評價與陳彭年等將其放入“文統(tǒng)”中不同，他看重的恰恰是韓愈對道統(tǒng)的堅持。其云：“若乃扶道垂教，刬除異端，以經(jīng)常為己任，死而無悔，則韓子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詞比事為工也?！憋@然，對晏殊而言，韓愈之崇高并非因其文章寫得多好，而在其對道統(tǒng)的大力扶持，在其“扶道垂教，刬除異端”之功。正因如此，晏殊才評價韓愈“純正高雅，懔然無雜”。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對柳宗元的界定用詞更多，評價比韓愈更高。在晏殊看來，柳宗元“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轢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嘩，會眾流而有歸”。這是說柳宗元之文章兼采百家之長，又能成一家之言，博而不雜，與先秦傳統(tǒng)一脈相承。按理說，韓愈純正，柳宗元廣博，二者并無高下之分。雖然晏殊在文中也認為韓、柳齊名，但他對柳宗元的評價更高，甚至認為韓愈在某些方面“非柳之敵”。在晏殊看來，韓愈之所以能與柳宗元齊名，恰恰是因為他專注于扶持道統(tǒng)，心無雜念。而柳宗元的優(yōu)勢在于“兼該泛博，馳騖奔放”，其知識的廣博與氣度的寬闊，韓愈也不能與之相比，更不用提獨孤及、權(quán)德輿、劉禹錫等人。晏殊此文并非為柳宗元文集作序，而是與其女婿富弼論唐之文章，因而其認為韓愈非柳宗元之敵，顯然不是客套話，而是其內(nèi)心真實意愿的表達。他沒有說在純正高雅方面，柳宗元非韓愈之敵，而是拿柳宗元之長處與韓愈相比，自然晏殊更看重的恰恰是柳宗元的長處。顯然，在晏殊那里，柳宗元的地位不僅要比獨孤及、權(quán)德輿、劉禹錫等要高，也比韓愈要更高一籌。將柳宗元置于韓愈之上，這種評價在宋代文論中十分獨特。

當然，晏殊對韓愈的獨特評價，與其本身的文學觀念有關(guān)。學界對晏殊的文學觀念的研究，一般以為其受到傳統(tǒng)詩教的影響，重視文學的諷喻功能，同時又十分看重文學的頌美功能。但對于晏殊的其他觀念關(guān)注并不多。實際上，晏殊對師經(jīng)與學習也頗為重視。其《答樞密范給事書》開篇即云：“殊聞之于師曰：'經(jīng)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21]師經(jīng)對于國家典制與秩序的重要，學習對于個人品德修養(yǎng)的重要，這是晏殊開篇即強調(diào)的。正因意識到師經(jīng)與學習的重要，晏殊在任地方官時，大力興辦教育。這一點為后世所稱賞?！端问贰繁緜髟疲骸皵?shù)月，改應(yīng)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盵22]歐陽修《侍中晏公神道碑》也稱：“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23]不僅如此，晏殊舉薦范仲淹時，對其評價是“為學精勤，屬文典雅”[24]。如果說晏殊在《答樞密范給事書》中更多從國家和社會的層面提倡儒風，那么這里已經(jīng)涉及到了文學觀念的層面。就個人文風而言，師經(jīng)與學習也很重要。但對晏殊而言，師經(jīng)與學習的著力點要落在“屬文典雅”上。因此，晏殊才會更加重視文學的頌美功能，也才會提出以氣象為核心的“富貴氣”理論。

從師經(jīng)的角度上說，韓愈可以說是典范。因而晏殊稱其“扶道垂教，刬除異端，以經(jīng)常為己任，死而無悔”，這是對韓愈的高度評價。但從學的角度而言，韓愈便非柳宗元之敵。晏殊認為，柳宗元“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轢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嘩，會眾流而有歸”，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因為學習的緣故。其評價柳宗元“兼該泛博，馳騖奔放”，也說的是柳宗元善于廣泛學習。綜合起來說，晏殊之所以認為柳宗元比韓愈更高一籌，是因為柳宗元更善于學習，并將師經(jīng)與學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宋人大都講師經(jīng)與學。宋初的道學家與北宋古文運動的主將們都強調(diào)師經(jīng)，而從晏殊、王安石到后來的江西詩派對學的強調(diào)也一脈相承。只不過，他們所理解的師經(jīng)與學又各不相同。宋人之自信也體現(xiàn)在此。這也許就是宋學的獨特魅力。但要指出的是，晏殊對韓愈的別具匠心的評價，或許還受到其與歐陽修交惡的影響。

三、歐陽修與晏殊交惡

對晏殊文學觀念的影響

《宋史·晏殊傳》并未稱歐陽修為晏殊門生，但歐陽修確為晏殊門生弟子。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九記載，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晏殊知禮部貢舉。而這一年，歐陽修禮部進士第一，正式進入仕途。南宋王铚《默記》卷中記載：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jù)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羧玎嵳f,'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yīng)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鄙w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為省元。[25]

晏殊擢歐陽修為貢舉進士第一，二者師生關(guān)系并無可疑。這一點，晏殊逝世后，歐陽修在《晏元獻公挽辭三首》之三中說得很清楚：“解官制勝門生禮，慚負君恩隔九重?！辈粌H如此，據(jù)《宋史·晏殊傳》記載，晏殊曾推薦歐陽修任河北都轉(zhuǎn)運，雖未獲朝廷批準，但足可證明其對歐陽修賞識有加。晏殊逝世，皇帝命歐陽修為其撰碑文。也可見歐陽修與晏殊關(guān)系非同一般。晏殊生前，歐陽修更是多次以弟子身份寫信問候。其《與晏元獻公書》云：“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盵26]歐陽修對晏殊之知遇之恩，始終心懷感激。但二者之間的政治觀念與文學觀念并不相同，甚至互有沖突。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記載: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jīng)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余萬屯邊兵?！标躺畈黄街?嘗語人曰: “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如此作鬧?！盵27]

歐陽修在上面的書信中還說：“然而足跡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zhí)事。豈非漂流之質(zhì)愈遠而彌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可見晏殊與歐陽修后來并未形成親密的師生關(guān)系，反而日漸疏遠。而這種疏遠，正是因二者政見之不同。歐陽修《晏元獻公挽辭三首》之三云：“富貴優(yōu)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边@是對晏殊一生的總結(jié)。正因晏殊一生富貴，其政治態(tài)度偏于保守，始終明哲保身。而歐陽修為人耿直，政治上支持范仲淹慶歷變法，比較激進，二人遂產(chǎn)生矛盾。上面的這段引文正好展現(xiàn)二者之沖突。歐陽修賦詩《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正是希望晏殊莫忘樞密使的重任，不要總想明哲保身，要想到邊關(guān)四十多萬將士的辛苦。而歐陽修之所以說出這樣的話，正因晏殊雖身為樞密使，但其并不真心想戰(zhàn)，而歐陽修則是激進的主戰(zhàn)派。本來師生會面，弟子不應(yīng)面折老師之過。而歐陽修生性剛直，居然賦詩直言，因而招致晏殊之不滿。而從歐陽修之詩與晏殊之反應(yīng)來看，正好看出二者不僅政見有異，而且文學觀念也不同。晏殊推崇頌美之作，要求“效明良喜起之音，續(xù)雅頌清徽之范”[28]，而歐陽修則批評那種認為“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棄百事不關(guān)于心”[29]的寫作態(tài)度，要求文人關(guān)心現(xiàn)實。

自從此次賦詩之后，二人關(guān)系開始疏遠?！稏|軒筆錄》佚文云：

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為人?！盵30]

聯(lián)系前面引文，可知晏殊之所以舉出韓愈見裴度例子，除了因歐陽修推崇韓愈外，還與其認為歐陽修相貌與韓愈畫像十分相像有關(guān)。而其認為，即使像韓愈這樣，也只是在見裴度時賦詩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像歐陽修這樣大煞風景，敗了主人的興致?！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二記載，晏殊“苦其論事煩數(shù)，或面折之”[31]，因此二人疏遠也是情理之中。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一五記載：

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鎮(zhèn)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zhí)事。豈非飄流之質(zhì)愈遠而彌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shù)語,授書史作報?？驮?“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标坦?“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盵32]

從這段引文來看，晏殊雖還認歐陽修為門生，但其以“知舉時門生”視之，足見其不喜歐陽修。因此，二人雖同出江西，又有師生之誼，但并未形成親密的同鄉(xiāng)關(guān)系，反而彼此之間頗多隔閡。正因晏殊不喜歐陽修，自然也很難對其文學觀念產(chǎn)生認同。

歐陽修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lǐng)軍人物，在他的努力倡導下，古文逐漸取代宋初的“時文”，成為文壇主流。與之伴隨的，則是韓愈古文的流行以及韓愈地位的逐漸尊崇。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后》云：“后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其后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余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33]這里說得很清楚，從歐陽修為官洛陽開始，韓愈與古文開始逐漸流行，一直到嘉祐年間，“學者非韓不學”，時間長達三十多年。晏殊稱其“自歷二府，罷辭職”，才有機會研讀韓、柳文章。而其從二府被貶外任，一直到逝世，在慶歷到至和年間。也就是說，晏殊接受韓、柳文章的過程，正是韓愈古文逐漸流行天下的過程。前面所引宋人筆記載晏殊稱“重修文章”以及其門客云“歐陽公有文聲”，都足以證明歐陽修對晏殊的影響。可以說，正是在歐陽修推崇韓愈古文的影響下，晏殊在罷相之后，得以研讀韓、柳之文，進而形成對韓、柳二人很高的評價。

在歐陽修那里，韓愈有著無可爭議的尊崇地位。晏殊《與富監(jiān)丞書》中對韓愈的推崇，難免不受到歐陽修的影響。但由于二人的交惡，影響了晏殊對韓愈的客觀評價。前引《東軒筆錄》佚文，晏殊認為歐陽修跟韓愈長得很像，并將歐陽修比為韓愈，稱“安知修非愈之后也”。不僅如此，在即席賦雪詩事件之后，晏殊拿韓愈對待裴度的態(tài)度來諷刺歐陽修不尊師，也足見晏殊一直將歐陽修視為韓愈的傳人。這種將歐陽修視為韓愈傳人的觀點是當時的共識。韓琦《歐陽公墓志銘》也云：“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后又數(shù)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焰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34]因此，晏殊不重歐陽修之為人，但又不得不承認歐陽修文章之成就，這就造成其在對待韓愈的評價上也出現(xiàn)分裂：一方面，晏殊不得不承認韓愈地位之崇高；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韓愈非柳宗元之敵，將韓愈地位列于柳宗元之下。

當然，由于文獻的缺乏，我們并不能就此斷定，晏殊對韓愈的評價是因為其與歐陽修之交惡的緣故。但從若干宋代記載來看，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們不妨大膽假設(shè)：晏殊重柳輕韓，既是其自身文學觀念的必然選擇，也或許多少受到其與歐陽修交惡的影響。

【本文刊發(fā)于《文化與詩學》2014年第2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6年9月版。此系未編排稿，成稿請查閱原刊】

注釋：

[1] 本文為江西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宋代江西文人群及其文學觀念研究”（11WX50）階段性成果。

[2] (宋)孫復：《孫明復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宋)柳開：《河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宋)柳開：《河東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024頁。

[6] (宋)柳開：《河東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 (宋)田錫：《咸平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宋)呂祖謙編：《宋文鑒》卷八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宋)趙湘：《南陽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9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頁。

[14] (宋)姚鉉：《唐文粹·序》，四部叢刊本。

[15]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宋)呂祖謙編：《宋文鑒》卷七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197頁。

[18]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160頁。

[19]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9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2頁。

[20]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536頁。

[21]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9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

[2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196頁。

[23]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161頁。

[24]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9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頁。

[25] (宋)王铚：《默記》卷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6]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756頁。

[27] (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6—127頁。

[28] (宋)晏殊：《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見《元獻遺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321—322頁。

[30] (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80頁。

[31] (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699頁。

[32] (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2頁。

[33]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536頁。

[34] (宋)韓琦：《安陽集》卷五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彭民權(quán)，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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