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熱映，讓無數(shù)觀眾夢回大唐，當關(guān)于長安的詩句逐次響起時，亦讓無數(shù)人為之感動。電影巧妙地將大唐的繁華與邊塞的危機化為明暗兩條線索，而當漁陽鼙鼓震碎這片錦繡，露出了腐朽的肌理時，這明與暗、黑與白最終交織在一起，讓這時期的人物，在漫長的灰色調(diào)中走向了終章。盛世大唐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然而撐起這片山河風骨的卻是邊庭將士的血與汗，征夫思婦的淚與怨。大唐之長安與邊塞互為表里，所謂的長安三萬里，何嘗不是邊塞三萬里！唐初以來，北有突厥，西有吐蕃，東北有奚、契丹等族，時降時叛，邊防壓力巨大。為抵御外侵，唐睿宗時首設(shè)節(jié)度使，用以統(tǒng)籌轄區(qū)軍鎮(zhèn)的軍事調(diào)度；至玄宗時，唐朝先后設(shè)置了朔方、河東、幽州、河西、隴右、劍南、磧西、嶺南八道節(jié)度使（后磧西被分為安西、北庭，幽州被分為范陽、平盧，遂成十道節(jié)度使）。電影以高適的視角，串聯(lián)起了大唐的一段故事。電影中高適第一次從軍，投時任幽州長史張守珪帳下，抵抗奚與契丹。而在一次唐軍兵敗后，高適看到主帥張守珪猶在帳中飲酒作樂，憤而寫下《燕歌行》。奚與契丹均出于鮮卑，為宇文別部一支（一說契丹為匈奴遺種），后相繼敗于北魏，從此分別發(fā)展；隋末唐初，中原戰(zhàn)亂，這給了兩族發(fā)展壯大的契機。武則天時，邊將侮辱契丹，契丹興兵，屢敗唐軍，遂成邊患。電影中的這一段實際上是將幾個歷史事件融合在一起，進行了藝術(shù)加工。歷史上，張守珪并非庸將，縱觀其領(lǐng)兵，多身先士卒，智勇兼?zhèn)?。其任瓜州刺史期間，在一次修筑州城時，吐蕃軍來犯，眾人失色，唯守珪鎮(zhèn)定自若，命人擺酒宴于城上，吐蕃疑有伏兵，便引兵退去。這堪稱唐朝版的空城計。后鎮(zhèn)幽州時，守珪戰(zhàn)績也頗為出色，
“契丹及奚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后為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zhàn)皆捷”（《新唐書·張守珪傳》）。而《燕歌行》中“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句，批判何人，一直眾說紛紜。有說所刺為張守珪，有說所刺為安祿山，也有人說非實指一將一時一事，而是高適根據(jù)多年來對邊塞的體察，將邊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集中與概括。實際上，高適對張守珪一直多有敬佩，他在《宋中送族侄式顏》一詩中寫道：大夫擊東胡，胡塵不敢起。
胡人山下哭，胡馬海邊死。
部曲盡公侯，輿臺亦朱紫。
當時有勛業(yè)，末路遭讒毀。
……
此詩贊頌了張守珪一生的勛業(yè)，可見高適對張守珪的感情。但張守珪一生中確有兩大污點是洗不掉的，一是他為部下隱瞞敗績，賄賂朝廷派來調(diào)查的使臣，最終事泄被貶，不久因背疽發(fā)作而死；另一件事，是他在幽州時赦免了一名盜羊的雜胡青年——安祿山。
安祿山的影視形象，截圖自電影《妖貓傳》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
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
控弦盡用陰山兒，登陣常騎大宛馬。
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
李廣從來先將士，衛(wèi)青未肯學孫吳。
傳有沙場千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
城頭畫角三四聲，匣里寶刀晝夜鳴。
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
黃云白草無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塞下應多俠少年，關(guān)西不見春楊柳。
從軍借問所從誰，擊劍酣歌當此時。
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此詩刻畫了渾將軍（有渾釋之說與渾惟明說，亦有學者考證，二者實為一人）的名將風采，同時也將他自己經(jīng)世濟民、定國安邦的政治抱負蘊于其中。在此詩的后四句，高適巧妙點出了渾將軍的主帥哥舒翰，并以“繞朝策”與“仲宣詩”兩個典故渲染了哥舒翰的神武。不久后，高適入哥舒幕府。《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天寶十四載（755），天地崩摧，“祿山發(fā)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于范陽。……時海內(nèi)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三》）。電影在此處轉(zhuǎn)到高適與哥舒翰在潼關(guān)之上感慨高仙芝與封常清含冤枉死之事，這里值得一說。所謂“海內(nèi)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肯定是不包括高仙芝與封常清等邊關(guān)將士與邊地百姓的。從天寶六載（747）至天寶十三載（754），二人多次率軍與大小勃律、大食等西域諸國交戰(zhàn)，杜甫《兵車行》中的“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便是借漢武故事，表達對玄宗時頻繁的西方戰(zhàn)事的痛恨與諷刺。但陳寅恪先生對此有不同看法：唐關(guān)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鎮(zhèn)為防護國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門也。玄宗之世，華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稱盛強，中國欲保其腹心之關(guān)隴，不能不固守四鎮(zhèn)。欲固守四鎮(zhèn)，又不能不扼據(jù)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斷絕其與大食通援之道。當時國際之大勢如此，則唐代之所以開拓西北，遠征蔥嶺，實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專咎時主之黷武開邊也。（《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及外患與內(nèi)政之關(guān)系》）在古代，地緣環(huán)境往往決定了王朝的軍事重心與政治面貌，遠非“窮兵黷武”可以概括。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高仙芝與封常清先后率臨時招募的市井之徒與安史叛軍作戰(zhàn)，兵敗后退守長安的門戶潼關(guān)，史載監(jiān)軍邊令誠在玄宗面前誣二人“無故棄地，貪污軍糧”，于是玄宗命斬二人。學者對此多認為是玄宗此時對蕃將極度不信任而順勢除掉二人。封、高二人死后，朝廷起用哥舒翰鎮(zhèn)守潼關(guān)，而哥舒翰同為蕃將，想必此時亦是心有戚戚焉。早在安史之亂爆發(fā)八個月前，哥舒翰因中風而致偏癱，其鎮(zhèn)守潼關(guān)時，將軍中事務分旗下諸將辦理，導致政出多門，軍無斗志。后玄宗聽楊國忠讒言，逼哥舒翰盡快與叛軍決戰(zhàn)，哥舒翰“慟哭出關(guān)”，中伏兵敗，部下反叛將其綁送安祿山處，最后投降叛軍。
潼關(guān)破，將士血盡，帝王膽寒。此前輔佐哥舒翰守城的高適，建議玄宗散盡庫藏招募士兵與叛軍死戰(zhàn)，不被采納，玄宗丟下臣民倉促奔蜀。高適奔赴行在，遷侍御史，后升諫議大夫。肅宗登位，拜其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jié)度使。至德元載（756），唐肅宗以永王李璘陰謀叛亂、割據(jù)江東之罪名，派高適率軍圍剿，此時李白為永王僚屬，永王敗后，李白按罪當誅，李白寫信向好友高適求救，高適未作理會。后因郭子儀搭救，李白被判流放夜郎，適逢大赦，李白回到潯陽。
很多人看完這段故事，說高適涼薄、不念舊情，或說他身居高位后患得患失，甚至有人說高適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想必都是因詩仙的光環(huán)太過閃耀而苛責高適了。
哥舒翰兵敗投降后，高適在亂軍中追上了奔蜀途中的唐玄宗，絲毫不顧個人安危為哥舒翰辯解，直言潼關(guān)失守，軍中、朝中均有責任：
仆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jiān)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蒱飲酒，不恤軍務。……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jié)，監(jiān)軍等數(shù)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zhàn)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恥也。（《新唐書·高適傳》）
在升任諫議大夫后，“適負氣敢言，權(quán)幸憚之”；平定永王之亂后，“李輔國惡適敢言，短于上前”。高適一直因“敢言”而得罪權(quán)貴，可見他并未因身居高位而唯唯諾諾，更談不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蜀州刺史任上，高適對老友杜甫多加照拂，更是“政存寬簡，吏民便之”。
《舊唐書》評：“（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jié)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然言過其術(shù)，為大臣所輕?！庇衷u：“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所謂“達”，大多學者釋為“顯貴”，但在高適前后，還有蘇颋、張說、張九齡、李紳身居相位，比高適還要“顯貴”，所以高適的唯一性便說不通了，或說此“達”并非只有“顯貴”這一層含義。而縱觀高適一生，他每在關(guān)鍵節(jié)點處都有精準的預見性：守潼關(guān)時，節(jié)度使“各持使節(jié)，監(jiān)軍等數(shù)人更相用事”，高適建言不可，不被采納；唐玄宗以諸王分鎮(zhèn)四方，高適切諫不可，后永王叛亂；圍剿永王時，高適發(fā)布《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永王部下軍心渙散，背離永王，“各求自白”；任蜀州刺史時，上疏建議將東西兩川節(jié)度合并，以防蜀亂，而“疏奏不納”，后果如高適所料，東西兩川互相攻伐，蜀中變亂。可見高適對時局可謂洞若觀火，成敗皆如所料，故“達”者，應有“達見、達識”之意。
《舊唐書》點校本
電影的最后，程公公道出了高適在暗中相助了李白，此事雖于史無據(jù)，但我想，這樣的安排不負“君子以為義而知變”的評語，而那句“為大臣所輕”，誰說不是“負氣敢言，權(quán)幸憚之”“惡適敢言，短于上前”所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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