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1989年9曰30日《參考消息》報道，1989年3月，澳大利亞學者戴維.哈里斯到中國考察，從中國學者那里聽說了一座叫“利堅”（實為“驪靬”或“犁鞬”）的城市，并利用一張公元前9世紀的古地圖，在甘肅省永昌縣找到了這座城市的廢址，引起了不小的轟動。1989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以《永昌有座西漢安置羅馬戰(zhàn)俘城》為題進行了報道。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報》報道，永昌地區(qū)現(xiàn)在仍然居住著保持羅馬人體質特征的居民，并刊載了永昌縣城西南20公里的者撒寨驪靬古城遺址上所立石碑的碑文，稱：“公元前三十六年漢朝西域都護陳湯、甘延壽將軍率軍越蔥嶺征匈奴，克郅支單于。漢帝下詔將羅馬降人安置于番禾縣南照面山下，置縣驪靬?！?/span>但據(jù)張緒山先生在《“中國境內羅馬戰(zhàn)俘城”問題檢評》一文考證，這些報道存在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如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公元前9世紀的地圖”；陳湯并非漢西域都護，而是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的副手，任西域副校尉；羅馬戰(zhàn)俘的東來與公元前53年的羅馬與安息（波斯）的卡雷戰(zhàn)役無關；驪靬城的位置在1974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早已標明。最重要的是：這并不是中國、澳大利亞和蘇聯(lián)三國歷史學家的新發(fā)現(xiàn)，早在幾十年前，牛津大學的德效騫就曾發(fā)表過相關論文。他的依據(jù)是：匈奴軍隊所使用的“魚鱗陣”、在城外修筑“重木城”和描述軍陣的圖畫為羅馬軍隊所特有，故為羅馬投降匈奴的士卒所為。這個觀點得到了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法國漢學家安田樸等學者的贊同。但也遭到了斯齊尼亞克和楊學枚、莫任南等學者的反對。張緒山先生認為，魚鱗陣、重木城和軍陣圖并非羅馬軍隊的專利，即使承認匈奴陣營中有羅馬士兵，也不能證明他們被帶到了永昌縣。而驪靬置縣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0年之前，遠在公元前53年卡雷戰(zhàn)役和公元前36年漢匈都賴水戰(zhàn)役之前。因此，所謂驪靬為“羅馬戰(zhàn)俘城”的說法與史實不符。對于“驪靬”一名究竟指哪個國家，學界一直爭論不休，張緒山先生認為是“塞琉西亞”的音譯，而筆者同意“亞歷山大”說，詳見《“大秦”國究竟在哪里？》一講。而驪靬縣的得名，筆者贊同張緒山先生的說法。據(jù)《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令置武威、酒泉二郡，后十年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兩郡。許慎《說文解字》“靬”字條下說：“武威有麗靬縣?！丙愳y即驪靬。而《漢書.地理志》載，驪靬縣為張掖郡所轄十縣之一。因此，張掖郡建立時可能只是將原屬武威郡的驪靬縣劃歸其轄下。驪靬縣的得名可能與張騫通西域帶回有關黎軒（犁軒）國的知識，且黎軒“善眩人”（雜技藝人）隨安息使者來到中國有關。至于永昌地區(qū)居民所具有的外國人形體特征，也并非羅馬士卒所獨有，而來自元朝的西亞和歐洲人。1993年7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在永昌西南部被認為是驪靬的地方，出土了元代的瓷水壺、鐵匜、鐵鍋和鐵鼎。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報》報道，驪靬人定居的永昌縣者來寨不遠的一個村落旁有21代驪靬故人的數(shù)百座墳塋，而距這個村落30多里的另一個村落旁還有更早的10代，如以20——25歲為一代人的話，31代恰好可以追溯到13——14世紀的元代。而元代時，蒙古人在東歐建立了金帳汗國，在西亞建立了伊兒汗國，其王公貴族、傳教士、商賈和游客來中國的不可勝計，與中國人通婚而定居于此的也大有人在，這就是永昌地區(qū)居民中有歐羅巴人種特征的真正原因，而非僅來自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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