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為漢外，同時(shí)也有大量的粟特人遷徙到河北地區(qū)，在安史部將建立的藩鎮(zhèn)里求得生存和發(fā)展。
河朔節(jié)帥有的本人就是胡人，有的在安祿山的統(tǒng)治下早已胡化，他們對(duì)于粟特人顯然采取了優(yōu)容、庇護(hù)的政策，粟特人在這里不僅不受猜忌，而且有的甚至坐上節(jié)度使的寶座。在這種環(huán)境下，粟特人也把他們習(xí)慣于在自己的聚落或聚居地所設(shè)立的祆祠，移置于河北地區(qū)，繼續(xù)他們已經(jīng)變種的祆神崇拜，并且影響到當(dāng)?shù)鼐用?，使之成為一定范圍?nèi)的各族民眾的普遍信仰。
（2003-6-2）
（原載紀(jì)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xué)》2，暨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3.12（2004.4），102－123。） [1]筆者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和《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兩篇拙文的結(jié)論部分，都表示過這種看法，但沒有具體論證。前者見拙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09-110頁；后者見劉東編《中國學(xué)術(shù)》2002年第4輯，76頁。
[2]《舊唐書》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48頁。
[3]《唐會(huì)要》卷八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877頁。按，至德二載正月唐軍尚未進(jìn)入長安，故“二”為“三”之訛，參看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11頁注[1]。
[4]《資治通鑒》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7051頁。
[5]也有再未回改的例子，如長安安興坊改作廣化坊，見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44－45頁。
[6]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tái)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77年，214－218頁。
[7]《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763）八月條。
[8]參看《舊唐書》卷一二一《仆固懷恩傳》；《新唐書》卷二二四《仆固懷恩傳》。
[9]參看《資治通鑒》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條；《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按《通鑒》之“九姓胡”，《舊傳》作“雜種胡”，陳寅恪《舊唐書》札記此處記：“雜種胡即西域九姓胡。”見《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83頁。
[10]同上注引《資治通鑒》。
[11]姚汝能撰、曾貽芬校點(diǎn)《安祿山事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8頁。
[12]《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1958頁。
[13]《白居易集箋校》卷三諷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冊(cè)，161－162頁。
[14]《安祿山事跡》卷上，6頁；《舊唐書》卷二○○《安祿山傳》；《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15]《元稹集》，冀勤點(diǎn)校本，中華書局，1982年，286頁。
[16]同上，284頁。
[17]《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49-150頁。
[18]參看拙文《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shí)》，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hu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即刊。
[19]參看畢波《唐代前期長安河北胡化之對(duì)比研究》，待刊稿。
[20]《大唐故右威衛(wèi)將軍上柱國安府君墓志銘并序》，圖版見《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98頁；錄文見《全唐文補(bǔ)遺》第1輯，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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