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jīng)》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本章本來就是《道德經(jīng)》中比較抽象的章節(jié)，而近代受西方思維方式的影響，更是使得我們對本章的解讀，很容易就不知不覺地陷入一個西方認(rèn)識論的誤區(qū)。因此，本章的解讀，重點需要是讀者從西方的知識論中擺脫出來，從而還《道德經(jīng)》一個本來面目。
我們先來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strong>
在這里，我們首先關(guān)注第二句，“名可名，非常名”。
原文里面的第一個“名”字，到底指的是什么東西？
按照西方認(rèn)識論的視角，名，指的是事物的性質(zhì)。那么相應(yīng)地，后面的兩個“名”字，意思就是事物命名，下定義，形成概念。（受近代受西方思維方式的影響，使得我們對本章的解讀，容易不知不覺地陷入西方認(rèn)識論的誤區(qū)。）
但是，眾所周知，中文的傳統(tǒng)語境里，并不喜歡給事物下定義，即使是中國傳統(tǒng)的數(shù)學(xué)著作里，都沒有下定義形成概念的習(xí)慣。中國喜歡用簡單的話語，導(dǎo)向事物的某種神韻。
因此，我以為蘇轍關(guān)于“名”的把握最為符合中國中國文化的特點，他認(rèn)為，這個“名”，指的就是事物的“德”，德者，得也。就是說，一個事物之所以成為那個事物的東西。
西方的界定往往是從事物的有跡可循的形中，給出概念，界定事物的性質(zhì)。比如說人類，是會創(chuàng)造并使用工具的動物。而中國不是，中國更強調(diào)的是“形”與“實”的相符不相符。
這樣一來，問題的重點，就不在對事物的定性，而在于事物的形與實相符問題。我們對一個事物，都會有一種來自于實踐的感受，因此，對他的定性，不是我們的重點，重點在于真假。
好比說，《莊子》里面有個故事，說一只老母豬死掉了，小豬仔們還是圍在豬媽媽身上吃奶，但是吮吸了一陣子以后，發(fā)現(xiàn)沒有奶，于是小豬仔們一哄而散。于是莊子說，豬仔們離開的原因在于：使得老母豬成為老母豬的那個“德”，已經(jīng)沒有了。
再比如說，“孝廉”這個東西，并不需要給出嚴(yán)格的界定，在漢朝生活的人們，都實踐地意會著那是個什么，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孝廉的形和孝廉的實是否相符。嚴(yán)格地守孝三年，算是孝廉嗎？守孝五年呢？守孝二十年呢？有酒食，先給父母，養(yǎng)活父母，算不算是孝廉？
在漢代，追求守孝的時長，導(dǎo)致孝廉的形式化，失去孝廉的本味。孔子也討論過孝道：常人以為光是給父母衣食，以為那就是孝道，而其實家里的牛馬都有一份飯食，關(guān)鍵是有沒有“敬”。這都是從形跡與真實的角度來把握的。
在《史記老子列傳里》所記載的孔子向老子問周禮，老子劈頭蓋臉就給孔子潑一盆冷水：發(fā)明周禮的先賢早都死掉了，骨頭都化成灰了，你問的周禮，只不過是他們當(dāng)年的形跡而已。意思是不要粘滯于外在的形跡，而要關(guān)注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的本身。而《道德經(jīng)》就是引領(lǐng)你獲得事物的“德”的法門。
我們經(jīng)常說：什么東西，“好像哪里味道不對了”。比如說，“教授”，好像他不像個教授。這是來自于一種感受，對其真假的感受，至于如何界定“教授”的含義，反而不是中國文化語境下的重點。
而且，看看《道德經(jīng)》整個全文的意思，老子的重點始終是在討論如何行動以達到目標(biāo)的問題，而沒有追求認(rèn)識論的旨趣。
那么，返回來再看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strong>意思是說，你按照某個孝廉的榜樣，執(zhí)著地走下去，可能不一定得到那個孝廉的“德”；老和尚靜坐，老和尚因此悟道了，但是你也學(xué)著靜坐，未必就能得道。
就是說：怎樣算是孝順父母？沒有一定的做法。得禪悟道的辦法因人而異，千差萬別。
那么，第一章的后幾句，我們再慢慢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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