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jīng)》起源條疏
易律夫 撰
（一）引子
古《易經(jīng)》作為“群經(jīng)之首”“三玄之冠”“大道之源”，是國人的傳統(tǒng)文化，理當認真弘揚之。《易經(jīng)》儕于《詩》《書》《禮》《樂》《春秋》，并“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易傳·彖上》），清代乾隆年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jīng)部》還說《易經(jīng)》“推天道以明人事”“《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shù)，以及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钡拧兑捉?jīng)》起源于何時，卻是當今易學界的懸題。下面以綱目疏之。
（二）從《易經(jīng)》的作用特點看
古《易經(jīng)》的特點主要有（1）是陰陽卦爻畫所表現(xiàn)的正反合哲學辯證法。（2）是排列組合數(shù)學科學原理。（3）是古政典紀史。（4）是古文字雛形。其中（1）又是最關(guān)鍵的。如果說韻文是《詩》，論文是《書》，那么《易經(jīng)》則是圖說。根據(jù)社會發(fā)展學原理，圖形表現(xiàn)顯然比詩、書是超前古的。而這種圖形是古代天象觀測所致，陰陽爻變化或包含某種世界本體論。它可以直至傳說中的原始巫筮、太昊伏羲或為東皇太一（曦光）、女媧（月光）、炎帝太陽神、黃帝（迎日推策）、堯帝（晷日期年）、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這是傳說階段的重天象，而且傳沿線索一貫、悠久。若據(jù)傳說伏羲（東皇太一）創(chuàng)“八卦”，距今近6000年（基于黃帝5000年）；夏時有易氏或傳64卦，殷末傳384爻變化（據(jù)商“數(shù)字卦”簡化為六、九），距今3700年，與前差2300年。推之，“八卦”前“四象”（《漢帛易》稱“四馬”），其發(fā)展也要2300年，“太極二儀”（太一）2300年，故總計約達萬年。當然，這只是一種傳說推算說法，至今尚無歷史證據(jù)。但是，古《易經(jīng)》一定產(chǎn)生很早，只是由于沒有歷史證據(jù)，只能從距今3000余年的殷墟甲骨文開始（甲骨文商世紀與文獻《史記·殷本紀》相應，夏朝紀也當算一個，畢竟夏商朝代相連相近，如今夏朝二里屯遺墟的出土發(fā)掘）。而神話傳說也非完全空穴來風，為研究人類原始文明，當結(jié)合文物考古考證，認真分析汲取之。
夏之后則向卜筮，如距今3700年的夏社。以后商卜、周筮、秦卜筮、漢讖緯等。而自夏“社”的神祗，由天象開始轉(zhuǎn)向祗神土地，如夏“不用命，僇于社”（《史記·夏本紀》）的“社”，就是土地。這是一個大的轉(zhuǎn)變，可能與夏朝開始由禪讓選舉制向世襲帝制政治制度大轉(zhuǎn)變有關(guān)，這還是中國文化文明的歷史分界線。漢司馬遷《史記》斷至傳說中的“黃帝”，是此始有征伐原因的，如黃帝戰(zhàn)炎帝、蚩尤，使古禪讓推舉制進入“后禪讓期”。當時黃帝還以賢能為主，范圍則限制在“黃帝系”，故黃帝后是其孫顓頊繼之。但后來的“少昊”，則是太昊伏羲系的，說明世襲有變化。到夏啟帝才公開世襲為唯一，《史記·夏本紀》載夏啟云“余君帝禹之子也”。以后的封建世襲帝制習用（包括中央集權(quán)帝制），一直至民國總統(tǒng)競選制。需要說明的是，自夏以前歷史迄今無考古證據(jù)，只能當神話傳說。但自此，“夏社”由天象轉(zhuǎn)向下地，“商卜”轉(zhuǎn)向動物，“周筮”轉(zhuǎn)向植物，則是事實。再以后就是純粹術(shù)數(shù)的了，尤其是西漢末“讖緯”以后，隋唐《周易》混淆《易經(jīng)》達到極點，宋易圖緯如太極圖等，也達到大盛。
（三）從殷商甲骨卜辭中看
雖然夏朝無體系文字出土，但夏朝仍然存在。因為甲骨文商世系與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相同，夏世系也就不會太誤。而且太史公是歷史傳蔭的，商周有“卜史”，秦有“太史公”，司馬遷也是從其父祖“太史公”親傳的。雖然繼傳有間斷，但行其列，耳聞目睹或拾取材料也是有的，因而當有一定的完整性。由于越古越簡，有的只有名字，甚至簡稱，如《史記》夏世系。但也有重點紀述，如《史記·五帝本紀》關(guān)于黃帝、堯舜禹的傳說記載，就比較豐富形象。而殷甲骨文體系不可能無由冒出，當承于夏文字，商卜辭也會受夏社祗影響，我們只能依靠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殷商甲骨文。甲骨文卜辭說明，易卦畫當始于其“數(shù)字卦”。這些所謂的“數(shù)字卦”，據(jù)人統(tǒng)計約有60余，包括三個數(shù)的、六個數(shù)的等。其中以六數(shù)為多，或反映了商卜辭多是六個部分組成（署辭、前辭、貞辭、兆辭、果辭、驗辭），可與六爻畫《易經(jīng)》相對。但是，殷墟的這些“數(shù)字卦”，究竟是什么卦，還不清楚。因為六數(shù)中，一卦最多達四個變化數(shù)字在內(nèi)，而按照這樣的爻變（還不包括單個數(shù)字的數(shù)值不同），至少達萬余，常人是無數(shù)進行的。當然，其時隨卜隨棄，可能是存在的（保留特殊卦）。這是商前期。但不能排除后期商即殷進行了總結(jié)的可能。周人也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而殷是周的前朝故敵，應該不是恭維話，殷當實有其能的。殷為古有易氏部族，與商攻夏，建立商朝。但后為殷朝，殷商關(guān)系也是微妙的。殷末，迫于周，殷或卷了典冊，其中，當有卜辭結(jié)集問題存在。由于殷人或承傳了歷史，為避周，進行了總集。又由于卜辭甚至以前朝代的天象日記合起來甚多，總有些規(guī)律。根據(jù)這些規(guī)律，或?qū)σ笊滩愤M行了簡化，如僅用六、九，或逐步有八卦、64卦、384爻的發(fā)現(xiàn)，加上卜辭或禱辭記錄的內(nèi)容，成為一部書冊。只是這些逃亡的殷商卜史人當時沒有將之出示，而是選擇遠避。這個結(jié)集就是古《易經(jīng)》，但真正出現(xiàn)的時期則是在周亡后的戰(zhàn)國（公元前481-前221年）了。周朝未見《周易》，如《尚書·周書》《逸周書》等。春秋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未提《周易》二字，提到的《易》也是后人所托（就象現(xiàn)在慣常依托某大師一樣）。正如《尚書》當是戰(zhàn)國中山國最后君主“尚”保存，秦最后結(jié)集一樣，古《易經(jīng)》也在此時的楚地出現(xiàn)。這在漢司馬遷《史紀·日者列傳》有相關(guān)披露，今湖南出土《漢帛易經(jīng)·易傳佚文》也是明證（其出土的《易傳》尚未構(gòu)成《十翼》）。當然，戰(zhàn)國前也有些雜篇《書》《詩》出現(xiàn)，《易經(jīng)》也一樣，但均是別本選錄。如《論語·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就是《易經(jīng)·恒卦》爻辭的，只是不能排除為戰(zhàn)國其儒家弟子所托。秦《呂氏春秋·恃君覽》等所載的《賁卦》卦辭甚至《渙卦》的爻辭，則說明64卦384爻《易經(jīng)》至此已成篇。早在戰(zhàn)國莊子（公元前369-前286）《莊子·天運》就稱《易經(jīng)》。還有此時的陰陽家鄒衍（公元前305-前240），當是集成了《易經(jīng)》陰陽爻說，解釋為《易傳》（儒家孔子學生還繼雜以己說）。鄒衍為戰(zhàn)國齊人，創(chuàng)“稷下學宮”，當時影響很大，其陰陽學說與《易傳》思想表現(xiàn)高度彌合。但注釋者甚多，直到漢文帝時（公元前203-前157），《易傳》仍然未定，或無十翼（見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漢帛易經(jīng)》《易傳佚文》）。如《漢帛易傳》《系辭》部分，就無今通行本《易傳·系辭》“大衍之數(shù)五十...”一大段，當是漢以后術(shù)數(shù)家所托入。同時，從64卦《漢帛易經(jīng)》來看，僅是一種《楚易》，與傳今通行本《易經(jīng)》有較大區(qū)別，說明在漢文帝時，《易經(jīng)》也尚未最后訂定（或多是別選本）。而從今通行本《易傳》內(nèi)容看，表現(xiàn)了較完整的陰陽學說，也當是陰陽家初為無疑。而鄒衍號“談天衍”，不談天象關(guān)系談什么；既為陰陽家，不談陰陽關(guān)系談什么。司馬遷《史記·荀卿孟子列傳》也說陰陽家源自古“羲和”，羲和是古堯時紀日觀天象者，觀天占日，與卜筮有關(guān)（有變化）。還有鄒衍的“大九州說”，“中國”為大九州八十一分之一，也是有博大胸襟的。另外，戰(zhàn)國諸子引用《易》（《易經(jīng)》《易傳》）甚多，鮮見《周易》一名。這里，就不一一明舉了。
（四）從《周易》與《易經(jīng)》混淆問題看
約與春秋孔子同時的左丘明，其學生在戰(zhàn)國著《左傳》。后西漢劉歆（公元前50-23年）雜入大量卜筮內(nèi)容，《周易》之名也出于此。劉歆《七略》首載卜筮《周易》38卷（《周易》一名應先出于此），說明劉歆懂些卜筮，受董仲舒天人感應、京房納甲等影響，而且有權(quán)集籍，有條件將之雜入其頗為贊尚的《左傳》（或其他如《尚書》“五行”思想）中。漢初董仲舒也只稱“三傳”之一的《公羊》，雖創(chuàng)“天人感應”，卻棄卜筮，說明董仲舒的陰陽天人說，是重《易經(jīng)》的歷史紀事作用的。劉歆其父劉向也沒有看中《左傳》，青睞《谷梁》，偏偏劉歆如此看重《左傳》。如《左傳》真是如后人所贊譽，那也太小看大儒家董仲舒、劉向眼光了吧。劉向在《七略別錄》就將《左傳》以“始”“又”的形式排在《谷梁》之后（而《國語》亦被劉歆托入一條《周易》卜筮“重耳親筮”）。而認為戰(zhàn)國將《春秋》等同于《左傳》，也僅是一廂情愿罷了。也是在此時即西漢末王莽“新朝”改制時（公元9-23年），東漢班固《漢書·王莽傳》稱王莽時期“顛倒五經(jīng)，令學士惑”“一郡至五易名”。如將古《官經(jīng)》改為《周官》，最后定為《周禮》，地名官制均復古，凡必稱“周”，實行“推周排漢室”。其《周禮·太卜》及《周禮·筮人》所載“三易”即“連山、歸藏、周易”，當為王莽文化鷹隼劉歆（王莽時封紅休侯、國師）所托。還有終經(jīng)劉歆定稿的《山海經(jīng)》的“三易”，直用到宋時（宋朱震《漢上易傳》），后被刪除。說明“三易”之偽。致使?jié)h武帝（公元前203-前157年）“文治武功”如采取儒家董仲舒“獨尊儒術(shù)”，置官“五經(jīng)博士”，“易博士”為其一，學人達三千余，詔求“天下書”等重經(jīng)輯古局面（見《漢書·武帝紀》），于王莽時被完全扭曲。其時王莽為鞏固“新朝”王氏政權(quán)，實行“推周排漢室”，可以說是他的“改制”策略。況且周王朝也有800年長史，當是中國古代文化文明的奠基者，受到儒祖孔子“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等當世后人的高度稱贊。但王莽卻因此威逼幕僚以竄改偽托、否定大家共同的歷史相傳“典經(jīng)”，則顯然是偏頗的、極端的。劉向等大儒起初對王莽就很不以為然，曾“常思褫之”，后因逝不果（《漢書·劉向傳》下同）。
劉向在漢成帝（公元前32-前7年）間，還發(fā)現(xiàn)了多種《易經(jīng)》，而獨《費氏易》為正，并首先分《易經(jīng)》為上、下經(jīng)，在《七略別錄》書《易經(jīng)》于“六藝”之首。但其子劉歆或懾于王莽威權(quán)，或博取功名，顯然沒有完成其父志。當然，劉歆在《七略》（《七略別錄》《七略》均早佚，后人有據(jù)《漢書·藝文志》的輯佚本），還是明示了或包括《易傳》（十翼）在內(nèi)的“《易經(jīng)》十二篇”（劉向同），排在“六藝”之首，而《周易》則歸之于卜筮類，將《易經(jīng)》與《周易》作了明確的區(qū)別（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沿用），這是對的。至于漢司馬遷認為周文王“益易”，只能是傳說。而司馬遷兩次提到的《周易》，只能是衍文，或是劉歆所托（包括《史記·封禪書》之“《周官》”條）。但至此，《易經(jīng)》與《周易》開始混淆。要說明的是，漢時其他大家多稱《易經(jīng)》，如京房《京房易傳》，鄭玄《易論》等，甚至直到魏王弼時（公元226-249），其著還是稱《易注》《易略例》（見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鐘會傳》引西晉何劭《王弼傳》）。但到西晉武帝（公元236-290）太康元年時（公元280年），發(fā)現(xiàn)戰(zhàn)國魏襄王二十年墓（或安嫠王）“汲冢竹書”，稱有“《易經(jīng)》二篇，與《周易》同”，說明時間在公元前315或公元前256年的時候，已有《易經(jīng)》稱呼，與莊子稱《易經(jīng)》大致同時。但是，也說明至遲在西晉此時，《易經(jīng)》與《周易》已正式混淆。只是隋唐《周易》混淆《易經(jīng)》達到極點。唐時的《隋書·經(jīng)籍志》，僅長列《周易》目錄（王弼《易略例》除外，而《易略例》還實是關(guān)于《易傳》的），惟不見《漢書·藝文志》“《易經(jīng)》十二篇”，作為典經(jīng)的《易經(jīng)》名稱，已不復存在。唐孔穎達的《周易正義》，作為官方書著形式，更混淆了《易經(jīng)》與《周易》。邇后，歷代《藝文志》俱是如斯。大概到南宋朱熹，可能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所著《易學啟蒙》，《易本義》（初版名）。還有明解縉、姚廣孝等集《永樂大典》殘卷《易書》二卷，也稱《易書》，未稱《周易》名。但《周易》褫替《易經(jīng)》現(xiàn)象，至今普遍存在。
但是，經(jīng)過《周易》混淆古《易經(jīng)》一番紛復過程后，古《易經(jīng)》的疑點也很多了。究竟有無《易經(jīng)》，《易經(jīng)》原本何在？還是個問題。從西漢愛作偽的劉歆輯就的《周禮》、古《山海經(jīng)》所說的“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等來分析，《易經(jīng)》產(chǎn)生于原始先民自然天象觀察，并易脈相承，顯然當在漢時的“伏羲八卦”傳說前。而伏羲只是推演《易經(jīng)》至八卦畫，夏朝因之成《連山易經(jīng)》；黃帝推策至64卦，商人因之成《歸藏易經(jīng)》，故今天多認為古《易經(jīng)》產(chǎn)生于殷末；列山神農(nóng)推算《易經(jīng)》成384爻，周人因之成《周易易經(jīng)》。由于長期演繹變化，散亂佚失不可避免，古《易經(jīng)》原本已佚，時間當在周初。但從現(xiàn)存的卜筮《周易》64卦通行本看，古《易經(jīng)》原本當潛在于其卦畫卦辭中，例如《乾》卦卦辭“元亨利貞”，也是卜筮《周易》的首句，其古韻甚于《尚書》首句“曰若稽古”。而《周易》的爻辭，表現(xiàn)的只是殷末事紀，與古《易經(jīng)》傳說悠遠古老的歷史不符，相差太多。從歷史古老程度看，卜筮術(shù)數(shù)《周易》也是不能與古《易經(jīng)》比的。
卜筮《周易》混淆古《易經(jīng)》問題，后果是嚴重的。由于沒能真正理解古《易經(jīng)》科學原理啟示，卜筮術(shù)數(shù)迷信謬種流傳，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shù)、文化文明的歷史發(fā)展。
（五）從《易經(jīng)》的哲學本體論看
古《易經(jīng)》作于殷末，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但其表現(xiàn)的卦爻畫，則顯然更為古遠。從卜辭到巫祝，再到天象觀日，那是古遠的，甚至還易脈相承。但于它的起源，也只能作個推測。即使如此，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的古《易經(jīng)》，尤其是它的卦爻畫表現(xiàn)，既是一種“創(chuàng)世說”，也是哲學本體論，是可以與世界古文明相比儕的。如北美古印地安人可預測過去未來的神秘“太陽石”，與我們古人的尊天象日月、卜筮等如出一轍。還如古猶太人《圣經(jīng)》“上帝創(chuàng)世一神教”（公元前586-前538年），當出在古埃及“巴比倫之囚”時。雖然按時間看，《易傳》與之相差甚遠；但從形成過程看，古《易經(jīng)》則當不為太晚。而中國傳統(tǒng)認為的“盤古創(chuàng)世”即“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首生盤古，垂死化身”等，最先出自宋人輯引的三國吳人徐整《三五歷記》。因南北朝已有類似載記，仍按較完整的三國計，而三國約在公元220-280年間，故其說與《圣經(jīng)》相去數(shù)百載。當然，從人類漫長的歷史演繹看，差別不是大到不可比的。因此也可以說，人類世界可能存在一個“文明圈帶”問題（參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易中天中華史》第一部《中華根》）。
我們知道，古《易經(jīng)》的作用特點是四個（見上），但作為哲學本體論則是其解釋文《易傳》?！兑讉鳌冯m然其時已與《易經(jīng)》同稱，但顯然晚于《易經(jīng)》?！兑捉?jīng)》的陰陽爻變化雖然也表現(xiàn)了哲學本體論，但具體解釋的則是《易傳》（據(jù)晉“汲冢竹書”，戰(zhàn)國魏地《易傳》僅有《說卦》《雜卦》或《易繇陰陽卦》）。這里，就《易傳》的關(guān)鍵即“八卦說”述之。《易傳·系辭上》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yè)。”這顯然是在解釋世界生成過程問題，它與《漢帛易傳》“易有大恒···”一句，字詞雖然有些出入，但總的思想是相同的。故“易有太極”說，當為戰(zhàn)國哲學本體論，其時不能早于鄒衍時代即公元前305-前240年。
這不僅是因為陰陽家思想本身原因，這還可以從泛戰(zhàn)國時期陰陽論世界本體論討論熱烈程度和幾乎同時的全球例證比較中看出。如古《易經(jīng)》陰陽卦爻變化還表現(xiàn)了哲學辯證法（排列組合科學原理僅體現(xiàn)在實踐性的），推算比較起來，與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47）“水復生于水”本體論只有超前，而不會遲后的；戰(zhàn)國《易傳》略后于《易經(jīng)》，其“《易》有太極”以及莊子（公元前369-前286）《莊子·天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數(shù)學極限概念，與古希臘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7）“無限”（limit），只相差約二百年。但《易傳》的“八卦說”，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三段論”（syllgism）時間或略早。而《易傳》“太極生二儀”，與古希臘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理念”（idea）不謀而合，產(chǎn)生時間應相當。還有表現(xiàn)陰陽論戰(zhàn)國楚簡“太一生水”，雖然與泰勒斯“水復生水”差時甚遠，但與赫拉克里特（公元前530-前470）“水火”辯證法（dialectics）則相去不遠。同樣，漢楚帛“創(chuàng)世紀”雖出土晚，但文字古奧，內(nèi)容時代或不遜于“太一生水”。更有戰(zhàn)國初期愛國大詩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楚辭·天問》（西漢劉向輯《楚辭》）“陰陽三合”思想，具有初步的《易經(jīng)》陰陽爻正反合變化的哲學辯證法，雖遜于《易傳》之明詳，但時間卻是較超前的。另外，出土戰(zhàn)國中晚期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不見《老子》綱領(lǐng)式段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惫省独献印反苏Z可能托自漢時。而先秦諸子也不見引用“三生萬物”段，甚至也不見引用“易有太極”段。但“三生萬物”語，它顯然也是《老子》的世界本體論，只是從《易傳》“八卦說”引伸表現(xiàn)的?！独献印贰叭f物”是哲學本體論，其方式是自然數(shù)，與《易傳》陰陽正反合辯證法雖然有所不同，但終歸是“負陰抱陽”，不離《易經(jīng)》陰陽爻變化原理。當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為而無不為”“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無名，天地之母”等，則是創(chuàng)造。
（六）結(jié)論
總的說，《易經(jīng)》源于古傳說，撰自殷末，轉(zhuǎn)而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易傳》則初出自陰陽家，二者皆始經(jīng)集陰陽家思想大成的戰(zhàn)國齊人鄒衍之手。不過需要格外指出的是：古《易經(jīng)》（政典紀史、古文字雛形、排列組合科學、哲學辯證法）《易傳》的世界本體論，包括其時的諸子，都是人文說教的；但當時的西哲則是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而且較有完整的理論體系。
附圖二：
·1·世界最早古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圖覽·
·2·北美古印地安人神秘“太陽石”圖覽·
（易律夫撰于公元2022年4月1日農(nóng)歷壬寅春旬。另：有關(guān)資料來自中國《百度網(wǎng)站》，如有侵權(quán)，可聯(lián)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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