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數學教材插圖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其中的插圖眼睛無神，毫無美感，引來多方吐槽，雖然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經回應稱：已著手重新繪制有關冊次數學教材封面和部分插畫，改進畫法畫風，提高藝術水平，充分發(fā)揮教材封面和插畫的育人作用。但網友們并不滿意，他們質疑的是，為什么這么低端、粗劣的插畫，經過了權威部門的審批，這才是問題的要害。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師范學校畢業(yè)的，曾當過小學老師和小學校長（主事），常自稱只是個“老師”，很多人也用“教員”來代稱他。他在一師學習，以及畢業(yè)后擔任小學老師和校長（主事）期間，也曾撰寫過小學教材的教授課綱案，在辦工人夜校時，專門編寫過教材。那末，毛澤東是怎么編寫這些教材的呢？
1917年9月，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期間，作為教學實習工作，為一師附小編寫了國文科二年級的《國文教授案》，所謂“國文”，大約相當于現在的“語文”。在這個教授案中，毛澤東以教材第四冊第十課《衣服》為例，對教材和教學方法進行了統(tǒng)籌和細分。這篇課文講的是“怎么制作衣服”，毛澤東先從“認識生字”出發(fā)，標注此篇課文的生字認識為“個、行、齊”三字。然后節(jié)選出原文中“制衣之料，或用綢，或用布。綢價貴，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段落，從文法上，對其進行分析，指出這段課文可以“區(qū)分段落”、“變更順序”、“增減字句”。
毛澤東接著以“制衣”文為范例，要求學生仿寫。并因材施教，指出，對于那些“高材生”，應以“制傘”為例，并自己在課文后，做了一篇范文：“制傘之料，或用布，或用紙。布價貴且不便風雨，故常用之傘，宜以紙制之?！倍鴮τ谀切W習能力較差的學生，毛澤東以“井欄之料”，出了個題目，希望這些學生寫一篇怎么制作“井欄”的短文。
接著，毛澤東在教案中提出，應該“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也就是說要教授學生們課本以外的知識。他寫了三個方向，分別是“一、提倡儉德（用布不用綢）。二、獎用國貨（中國布）。三、補說毛織物（羊毛、牛毛、豬毛）?！睆倪@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于教材的發(fā)散性和誘導下思維是很推崇的。他從簡單的“制衣”，衍生出“勤儉節(jié)約的美德教育”、“提倡用國貨的愛國主義教育”，以及“由點到面、舉一反三的通識教育”。
最后，毛澤東又將這篇語文課文，轉為數學教學的課案，提出這篇課文中有“名數加減”之法，并列了諸如“白布八尺，青布九尺，共布幾尺？”“紙十六張，用去七張，余若干？”等五道計算題。不得不說，毛澤東真的是一個杰出的“教員”，他對教材的文案編寫、教育方法、教育目標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方案，讓學生通過教材，不僅僅只是學到知識，更學到了思維方式和精神追求。
1918年至1920年期間，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了多所工人夜校。1918年3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第一師范學友會《夜學招學廣告》，廣告說，愿入夜學者，不論年紀大小、認字多少均可報名 ，聽課不收學費且發(fā)給講義。創(chuàng)辦夜校是需要教材的，很顯然，這些教材都是毛澤東親自編寫的。1925年3月，毛澤東回韶山期間，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chuàng)辦農民夜校。夜校除教農民識字、學珠算，還講三民主義、國內外大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講課和授課教材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才容易明白。后來，毛澤東在瑞金和延安時期，在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時，對教材的編寫工作，也極為重視，教材都是親自審定，甚至有一些教材就是毛澤東自己編寫的。
1948年底，隨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垮臺的臨近，創(chuàng)建新中國指日可待。毛澤東這個時候，就想到了建國后中小學教材的編寫問題，他專門指示有關部門，從上海、香港等地，將葉圣陶、周建人等一批有著豐富經驗的教科書編寫專家接到華北解放區(qū)，著手籌劃新中國的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毛澤東敏銳地指出，要培養(yǎng)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就不能繼續(xù)沿用“民國時期的舊教材”，必須“另起爐灶”。幾乎與新中國成立同時，新的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對舊有的教育體制進行徹底變革，包括舊有的教科書編輯、出版和發(fā)行機制，首次明確教科書事業(yè)應由國家統(tǒng)一推進。
1950年12月，承擔全國中小學統(tǒng)編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著名教育學家葉圣陶擔任社長，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教育出版社題寫了社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編寫第一套教科書時，吸取了三個方面的經驗，分別是“解放區(qū)的教科書”、“民國時期的教科書”，以及“蘇聯(lián)的教科書”，以此為基礎，進行新版教科書的編寫。1953年5月18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在談到教材編寫問題時說：“目前三十個編輯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寧可把別的攤子縮小點，必須抽調大批干部編寫教材。確定補充一百五十個編輯干部，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解決配套。”在毛澤東看來，編寫中小學的教材，是頭等大事，寧可把別的工作“縮小”，也必須抽調大量的專門人員投入到這項工作中。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組部很快調集了大量的編輯人員，參與到教材的編寫工作中。這批人員一共有兩百余位，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其中包括呂叔湘、吳伯簫、戴伯韜、辛安亭、張志公、陳伯吹、陳樂素、張畢來、邱漢生等知名學者，在這些學者中，就有不少的美術家，他們負責插圖工作。更重要的是，這批人中，很多人就是長期從事教材編輯出版工作的，他們甚至有專門的團隊，有的人負責總攬大綱，有的人負責選編課本，有的人負責繪制插畫，分工明細，絕無“承包和轉包”，這都是一流的學者和人才，他們編寫出來的教材質量是有保證的。
正是由于毛澤東自身的師范背景，以及在后來的工作中，曾多次負責或參與各類學校的教材編寫工作，可謂是經驗豐富。建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和安排下，招攬了各領域杰出的人才數百名，參與到中小學教材的編寫工作中來，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社會各領域精英廣泛參與，所以誕生了好幾個版本的教材精品，至今還讓人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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