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藏書家推崇宋版，如陸心源的藏書樓即名為皕宋樓。民國時期，宋版書已經很難得，后來大部分歸于各級公共圖書館。上世紀50年代的淘書人，在北京東安市場的舊書鋪里，還能買到明清刻本和民國石印本，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舊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譯文叢書”，更是數量眾多物美價廉。我輩晚生，70年代開始識字，當時圖書匱乏。從1978年開始，新華書店的貨源突然豐富起來，大量聞所未聞的書進入人們的視野，特別是一大批外國文學作品，一下子把我們帶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世紀80年代，堪稱出版業(yè)的黃金時代，每有新書上市，新華書店門口便排起很長的隊，我至今仍記得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和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所引起的購書熱潮。
北京的舊貨市場中，潘家園名氣最大，持續(xù)時間最久，至今周末還興盛。以前我常去的城南舊貨市場，已經拆掉十幾年了。賣書人星散各處，我至今還能找到他們中的一些。北大和人大曾經有周末文化市場，也有舊書售賣。中國書店是主要的舊書收購銷售渠道，海淀、隆福寺、燈市口、前門、琉璃廠、新街口、地安門等處均有其店面，但現在無一例外地以賣新書為主了。
從舊書貨源來說，北京在全國可謂首屈一指，文化人多，家里藏書多，散出的自然多。老人故去之后，子女若對長輩的藏書沒有興趣，又沒有地方存放，便會論斤賣給上門收購之人，這些人再倒手或者直接賣到地攤上。地攤上的舊書，既零售給淘書人，同時也賣給書販子，據說很多要運到外地去賣。我們在北京買舊書，身處上游，往往有先得之機。
我每周往舊書攤兒跑兩三趟，但經?？罩只貋?，因為苦于家中無處存放，所以挑書很嚴格。近些年，我迷上了“文革”前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史哲名著，已經收羅了千余冊。這類舊書在古舊書店里的價格比較高，隨便一本品相好的都標價百元以上，甚至兩三百元。但在地攤上，價就低不少，有時五元十元也能買到。我所藏的這一千多冊，得于地攤的居多。這些存世五六十年以上的舊書，自然不會很新，也有一塵不染的，說明原書主家里的藏書條件好。對我而言，碰上品相差些的這類舊書也不排斥，只要正文頁碼夠數，封面封底殘缺不全也沒關系，因為我早已經學會了修補舊書——用白乳膠和牛皮紙，外加一把剪刀。
單本的書還好，成套的書想配齊，就不容易了，而淘書的樂趣恰恰就在這上面。不成套的書，價錢往往便宜很多，所以，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一定先收入囊中。1956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唐璜》，我先買到下冊，幾個月后才配到上冊。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維克譯《神曲》，是分成三部出的，豎排繁體字，小32開本，同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印行了《神曲》，亦分為三部，兩種版本的封面設計大致相同，只是作家版的封面多了一幅但丁像。我先買到作家版《神曲》第二、三部，第一部卻未找不到，最后配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重印的第一部，雖然在內容的銜接上毫無問題，但總覺得不是原配。全套四冊的，配起來就更不容易了。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平明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兩種版本，董秋斯從英文轉譯的列夫·托爾斯泰《戰(zhàn)爭與和平》，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郭慶藩《莊子集釋》，以上書全套都是四冊。我所存《莊子集釋》，一直差一本第三冊，最后通過孔網配齊。還有全套冊數更多的，比如中華書局印行的《諸子集成》全套10冊，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全套12冊，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契訶夫小說選集》全套27冊，想要配齊，談何容易，那可都是六七十年前的出版物??！孔網給配書帶來了便利，但也減少了那種意外相遇的驚喜。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譯文叢書”，開本比較特殊，與現今的大32開本相比短而寬，但典雅大方。這種規(guī)格的開本一直沿用到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的四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是這個尺寸。
面對這些發(fā)黃的書，我總是陷入沉思，我很想了解每本書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有些書能透露一些信息，比如書中鈐蓋的圖書館藏書章，記錄借閱人的卡片，還有原書主的私章、簽名，書中夾帶的購書發(fā)票等。比如最近買的一本1955年三聯(lián)版張蔭麟著《中國史綱》，書中夾有一張杭州古舊書店的發(fā)票，購書時間是1959年12月24日，售價是0.5元，而這本書的定價是0.84元，可知該書上市四年后便降價出售了。有些書中則無只言片字，對它的來歷只能發(fā)揮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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