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教授：在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寫日記的習(xí)慣，并留下了較為完整的日記，這樣的人屈指可數(shù)，其中，胡適、吳宓、竺可楨、顧頡剛?cè)沼洘o疑是史料價值最高的幾種?！秴清等沼洝钒?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讀書界早有定評?！秴清等沼浝m(xù)編》的時間跨度從1949年到1974年，不僅是他后半生跌宕經(jīng)歷的真實記錄，也是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完整個案。考慮到胡適1949年離開了大陸，竺可楨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國科學(xué)院副院長高位，吳宓以一個普通大學(xué)教授的身份寫下的日記，就擁有了獨特而且更為珍貴的價值。在他同時代受過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中，能始終堅守傳統(tǒng)文化精神，并保持獨立人格的人本來就很稀有，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標榜的陳寅恪可以算一個，可惜他不寫日記，其私人記錄只有零星的書信和舊體詩。也因為如此，《吳宓日記續(xù)編》幾乎就成了“絕唱”。據(jù)自編年譜，我們知道，吳宓誕生于1894年陽歷8月20日（陰歷甲午年乙丑月甲午日），今年（2014年）是他誕辰120周年。作為吳宓最后20多年生活、工作所在之地——西南某高?！囊幻虇T，我想通過這篇短文，表達對他的緬懷與紀念。歷經(jīng)磨難與波折，《吳宓日記》（十卷）及《吳宓日記·續(xù)編》（十卷），分別于1999年和2006年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從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日記跨越65年，雖然損毀、殘缺得厲害，但仍有800余萬字，而且全是文言，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絕對獨一無二，其特點、價值與意義，用錢鍾書《吳宓日記·序言》中的話說，就是“其道人之善，省己之嚴……未見有純篤敦厚如此者。于日記文學(xué)足以自開生面，不特一代文獻之資而已?！?/span>在1910年日記的卷首，吳宓寫了一段自勉的話，開頭幾句是這樣的：“天下之事，不難于始，而難于常，所以毅力為可貴也。日記，細事也，然極難事也。”60多年堅持下來，的確需要非凡的毅力。然而，就《吳宓日記》來說，并非有了毅力就能完成。吳宓1949年4月底由武漢飛往重慶，此前的數(shù)十年間，他就讀清華、留學(xué)美國、任教東西南北多所大學(xué)，曾主編《學(xué)衡》《大公報·文學(xué)副刊》，并到歐洲進行學(xué)術(shù)訪問等，可謂輾轉(zhuǎn)各地，加之時局動蕩，逐年累積、數(shù)量可觀的日記之保管、遷移，勢必成為一大問題。但和當年眾多學(xué)者一樣，吳宓也有珍藏、搬運圖書及日記的辦法，隨身攜帶的兩口皮箱就是最便捷的保險柜。時光荏苒，到了“文革”初期，吳宓此前的全部日記被抄走，且美其名曰“主動交出”，這讓他無比痛心疾首，在當年的除夕之夜，他回憶說：“經(jīng)過此次'交出’，宓的感覺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xiàn)在只留著一具破機器一樣的身體在世上……”大半年之后，他居然發(fā)現(xiàn)被抄去的書物無人看管，幾次冒險“乘間私自取回”一小部分。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想盡辦法將寫好的日記東存西藏，為此付出不菲的金錢代價，還因為所托非人而損毀不少。最可恨的是，1966年冬天，中文系某學(xué)生強行拿去近三個月的日記，并以其中“有錯誤的感情及言論”相要挾，勒索吳宓400元之巨，相當于他二級教授一個半月的薪資。盡管吃盡苦頭，但他仍然不顧所謂“懲前毖后”的勸阻，繼續(xù)書寫，致使諸多親友不敢同他往來，害怕被寫入日記而遭受牽連。這種百折不撓的堅持，直到因目盲、足臏而難以為繼的1974年春天為止。在吳宓的同代人中，魯迅、胡適的日記最受關(guān)注，影響也最大。胡適早年記日記的目的，一是幫助記憶，二是與好友共同分享，成名之后，日記則被當作傳記的材料與依據(jù)，顯然是寫給別人看的；魯迅自謂他的日記是給自己看的，“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吳宓與胡適、魯迅之稟性、際遇、交往都大不相同，不過奇妙的是，從內(nèi)容上看，他的日記前十卷與同一時期的胡適日記正好相互補充，比對著閱讀，就能呈現(xiàn)一幅相對完整的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和教育史；而后十卷則與魯迅日記頗為相似，但除了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之外，還包括具體的人事交往、復(fù)雜的情感糾葛與細膩的心理郁結(jié)，我們完全可以把它視為社會史、經(jīng)濟史、人性史來閱讀，但這些都統(tǒng)攝于更深層次的個人“心靈史”，讓我們深刻體會到“風(fēng)動于上而波震于下”之時代背景中，一名岌岌可危卻又無能為力的知識分子獨特的心境與命運。這些用以抒懷解困、療傷止痛、“自讀自閱”、“自言自語、自為問答之詞”，居然在他逝世20來年之后得以刊布流行，成為傳世之作，大概是善于占卜的吳宓也未能預(yù)見的事情，“俟河之清”確實超乎他的想象，來得太快了一些。在日記中，吳宓多次表達對顧炎武的追慕之情，他還曾“擬撰《新悟錄》，仿顧亭林先生《日知錄》”?！缎挛蜾洝纷匀皇菦]能寫成，但他的日記卻與《日知錄》尚有一比。這種比較的基點當然不是所記之人事，而是所發(fā)之感想，對此吳宓有過議論：“日記中宓之感想，竊仿顧亭林《日知錄》之例，皆論理而不論事，明道而不責(zé)人，皆不為今時此地立議陳情，而闡明天下萬世文野升降之機，治亂興衰之故。皆為證明大道，垂示來茲，所謂守先待后，而不圖于數(shù)十年或百年內(nèi)得有采用施行之機會，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隨吾心而變遷。”書寫此段日記的時間，是1951年初夏，一連串大小不斷的運動、學(xué)習(xí)、會議，讓吳宓感覺“勞倦過?！薄安粍偬枞弧保珜λ臎_擊與批斗還未開始，他也不妨尚存“證明大道”的宏愿，只是已經(jīng)覺察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fēng)即將“飄忽淜滂、激飏熛怒”，不免悲觀絕望，甚至期盼死神的臨近。此后的20余年間，歷史沒有給予吳宓沉思冥想的機會，他不得不周旋于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與大是大非的思想改造之中，肉體與精神都飽受折磨，日記中的感想大多因事、因人而發(fā)，也就無法與“采銅于山”“稽古有得”的《日知錄》相提并論了，即便同一時期的另外一些“潛在寫作”，如《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無夢樓隨筆》等，其證明大道、垂示來茲的效用也比《吳宓日記》更為明顯?；蛟S正是因為有如此的遺憾與欠缺，才更讓我們透過吳宓的痛苦與掙扎感受到歷史的怪誕與生命的傷殘。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期許。時至今日，吳宓的事功，經(jīng)由“文化守成主義者”“中國比較文學(xué)之父”“博雅教育的倡行者”等稱謂獲得某種追認與肯定，他的詩文、日記、書信也相繼得以整理、刊行。至于他的品德，我們從諸多逸聞趣事之中也已獲得類似不食人間煙火、不通人情世故的漫畫式印象，借用他自我評價的話，就是“溫柔敦厚失之愚”。《吳宓日記》，尤其是它所呈現(xiàn)的為了日記而歷盡艱難、雖死無悔的吳宓，自然是證實了“迂腐”“糊涂”的印象。但在謀求復(fù)興與重建傳統(tǒng)儒家文化與人格理想的當今中國，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宣稱：吳宓之所以“不朽”的主要原因，并非其所建之功、所立之言，而是其所樹之德！其頑固、其保守、其溫柔敦厚，何愚之有？（本文作者向天淵先生為西南大學(xué)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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