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作者

劉子健：旅美華裔歷史學家，祖籍貴陽，生于上海。曾就讀于清華大學、燕京大學，1948年赴美，獲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20世紀50年代，研究重心轉向宋史，先后于斯坦福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主要專注有《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兩宋史研究匯編》等。

前言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我是朱步沖，今天我要為你講述的書，是旅美歷史學家劉子健的《宋代中國的改革》，副標題是“王安石及其新政”。

剛過去不久的2021年12月，正好是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傳統中國歷史研究里，特別講究一個詞“千年之變”，也就是從一千年這種大尺度來觀察歷史發(fā)展的走向，和歷代政治人事的興衰成敗。那么，我們現在跨越千年的時光，來重新觀察審視這位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和結論呢？

對于這個問題，作者劉子健在回憶往事時，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那就是，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特殊的一個朝代，商業(yè)經濟與文化高度繁盛，政治上講求包容開放，幾乎已經一只腳踏進了近代化的門檻，然而最終功敗垂成。自宋代統治終結，直到明清，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如此生機勃勃的時代，反過來說，宋代社會中那些因循守舊的保守因素，卻被存留發(fā)揚光大，直至近代。所以說，研究中國歷史走向的大脈絡，不得不回到宋朝。

談到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性與現代化變革，王安石改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羅振宇老師的“啟發(fā)俱樂部”，有三期內容都是談王安石改革。他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與改革家，但又同時被指責不能容人，專橫獨斷。他嘔心瀝血推進的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被視為巧立名目，搜刮民財，陷人民于水深火熱的惡政。比如，南宋文學家羅大經就說，宋朝有兩個大罪人，第一個是賣國求和殺了忠臣岳飛的秦檜，第二個就是搞變法的王安石。

然而，到了近代，追求富強的中國人開始研究歐洲各國與日本的改革經驗，才發(fā)現，早在11世紀，西方資本主義萌芽誕生于意大利城邦之時，在遙遠的東方，王安石曾做過同樣的探索與試驗。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隨后歐洲國家一系列近代化運動的先聲。從意大利各城邦，到荷蘭、英、法等國，紛紛通過類似的重商主義政策與財政革命，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和這些成功同樣偉大。

作者劉子健的這本書，寫于1959年，最近才在國內出版。它的篇幅不長，只有八萬多字，干貨十足，以今天的標準，也堪稱王安石與宋代政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書囊括了王安石的簡要生平、政治思想與變法改革的具體過程，以及時代背景。劉子健更從宋代儒學門派的發(fā)展與分歧、宋代官僚的行為模式、政府運作的機制等獨特角度，剖析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讀完這本書，你可能和我一樣，會得出一個結論：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不是因為他缺乏決心、智慧、道德，或者沒有皇帝與下屬的支持，沒有足夠大的權力等等具體條件，而是因為他的主張實在太超前，超過了當時整個北宋政府和社會結構所能容納的程度。

接下來，我就分兩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在第一部分中，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變法的時代背景，也就是北宋到了中期，遭遇了哪些挑戰(zhàn)與危機，然后再來看看王安石的生平和變法經過。第二部分，我會從個人性格與政治思想、北宋官僚隊伍的內在特征，以及中國當時農業(yè)社會運轉的底層邏輯三個維度，為你剖析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沒能成功。

第一部分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整整1000年前的11世紀中葉，也就是北宋王朝的中期。從表面上看，是一片類似“清明上河圖”的繁榮景象，政通人和、百業(yè)俱興，但實際上，建立了將近百年的北宋，已經逐漸在內政外交的各個方面，顯露出非常嚴重的危機，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不要說繼續(xù)繁榮發(fā)展，就連生存都可能無法保證。

首先第一個最緊迫的危機，就是軍事方面。聽過之前《經略幽燕》的朋友可能還有印象，北宋建國伊始，就失去了幽云地區(qū)，也就是今天河北到山西這一條防御北方草原騎馬民族南下的天然地理屏障。因此北方邊境長期承受超強的軍事壓力，導致宋代軍事力量持續(xù)膨脹，軍費支出居高不下。

根據統計，北宋總兵力，宋太祖末年就已經突破50萬，到了宋仁宗朝，居然突破了120萬。光是養(yǎng)兵一項費用，就占到每年朝廷收入的80%以上。然而，北宋軍隊戰(zhàn)斗力卻在持續(xù)下滑，對遼和西夏，只能依靠用進貢和賄賂來購買和平。到了宋仁宗時代，北宋要向遼國和西夏繳納沉重的“歲幣”，總量達到白銀27萬多兩，絹35萬多匹。

另外，北宋的官僚隊伍也在不斷擴充。官員的主要出身，從唐代的豪門世家大族，變成了科舉考試遴選出來的知識分子，這樣帶來的副作用就是官僚隊伍急劇擴張，到了宋仁宗時期，全國官員人數已經超過兩萬，下屬辦事人員“吏”的數目更是配套加倍，這一筆開支也是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

更要命的是，北宋整體的政治管理風格，以求穩(wěn)、保守為主要風格。所有行政事務的處理原則，用八個字就可以概括，叫“事之為防，曲之為制”。翻譯過來就是，要出臺什么新政策、措施，首先得想想可能會出什么問題，怎么去堵窟窿，圍繞可能出現的問題先把一整套制度定下來。

這個原則，連同宋代自開國以來的重文輕武和地方行政權分立等大政方針，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套不可動搖的所謂“祖宗之法”。到了北宋中期之后，它的弊端開始不斷顯露，讓北宋無法在內政外交軍事各方面打開局面。另外，沉重的養(yǎng)兵費用，和官僚隊伍擴大造成的開支有增無減，到了宋仁宗時代，國家每年的赤字超過了1500萬貫，相當于北宋朝廷年收入的四分之一，這是個非?？膳碌氖虑?。

所以，為了解決危機，就必須要進行改革。這已經是北宋中期，有見識有抱負的官僚知識分子的共識。進入政壇不久，就喊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守”，這樣一個非常激進，甚至叛逆的口號。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王安石是當時北宋政壇上一顆突然升起的新星。公元1021年，他出生于江西臨川一個官宦世家，從小就有才子的名號。據說他讀書過目不忘，寫文章也是下筆如有神，一氣呵成，不打草稿。

在21歲的時候，王安石中了進士，先后在江蘇揚州、常州等地做過幾任地方官，顯露出卓越的財政管理和治理水利能力，被提升為江寧知府。

那么，有人問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時候，做了哪些好事呢？他把政府倉庫里的糧食，以低利率借給當地青黃不接的貧困老百姓，老百姓收獲了新糧再還給政府。這樣一來，官方的糧食得到了周轉，放出去的是陳年糧，而收回的是新的糧食，數量也有增加。對于老百姓而言，不必受高利貸的盤剝了，這是一件對官民雙方都有利的善政，也成了日后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的雛形。

1067年，立志于改革弊政，富國強兵的宋神宗趙頊繼位。2年后，王安石被招入朝廷面見皇帝，年輕的宋神宗和意氣風發(fā)、主張改革的王安石一見如故，首先任命他為翰林學士，相當于皇帝身邊側近的御前顧問，然后又迅速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實際上的副宰相與宰相，授予了他行政大權。

有了宋神宗的無比信任和支持，王安石就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改革，把自己構思的種種政治經濟革新設想，付諸實施。這就是大家熟悉的“王安石變法”。

那么這次變法頒布了哪些改革措施呢？作者劉子健給我們簡單總結了一下：

首先，是利用金融手段，刺激資本與貨物的流動性，來增加收入。比如我們剛剛提到的青苗法，實質上就類似今天的國家小額低息農業(yè)貸款，每年夏秋兩季發(fā)放，春秋收回，幫助農民購買種子或者口糧，度過春耕夏收這一段所謂“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

再比如“市易法”，是給小商人提供貸款，然后從他們手里直接購買商品，囤積在倉庫里，市價太高的時候就拋售，市價太低就繼續(xù)收購，起到一個國家調節(jié)，維持物價穩(wěn)定，規(guī)避太大波動的作用，同時政府還能從這種大宗貨物買賣中獲利。

同樣，對于北宋首都汴梁定期從各地收到的各種貢品，王安石也拍了板，每年要根據宮廷和有關部門的實際需要，制定貢品的數量和種類，盡量在首都汴梁附近地區(qū)征收，減少運輸費用和浪費，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同時，多余出來的物資就直接擺到市場上出售，讓朝廷多一份現金收入，同時也平抑了物價，這一條被稱為“均輸法”。

那么變法的第二類政策，我們可以稱之為“政府服務貨幣化”。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例子，自從秦漢以來，國家不但要向人民收取實物或者貨幣形式的稅收，還要讓他們定期提供勞動服務，叫做“徭役”，從修路造橋、抗洪搶險，到替衙門傳信跑腿，是各種各樣。結果，王安石一上臺，就認為，這項負擔對于貧困老百姓來說，又麻煩又沉重，在春耕秋收這種關鍵時刻，又或者說家里有人病了走不開，這個時候你再強迫他去勞動，非常不人道。所以，王安石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把這種拉壯丁改為征收現金，而且征收的金額是累進制，按財富把百姓分成十幾個等級，富裕階層多交，貧困的少交。政府收到錢之后，就直接去市場上雇傭勞力，這也算是一種資源有效配置：有把閑力氣，或者碰巧有某項特定技能的人，就可以通過給政府當差，獲得收入，然后那些因為耕作繁忙而脫不開身的農民，也可以安心勞動。

接下來，第三類政策，就是運用財政與行政手段，增加國家收入，比如“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說白了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田地清查與丈量，作為國家征收賦稅的依據，然后鼓勵地方政府興修水利，增加農業(yè)產量，這樣國家每年的收入也會上升。

然后，為了提升軍隊戰(zhàn)斗力，王安石還提出了一系列整軍改革措施，比如保甲法，就是以十戶或者多戶家庭為一個基本單位，承擔本地的治安任務，并按比例抽調壯年男子當“保丁”，接受軍事訓練，成為地方上的民兵，以及正規(guī)軍的后備兵力。

從王安石的新法宣布實施起，王安石就遭到了守舊派大臣鋪天蓋地的反對。為了扳倒王安石，他們拿出了各種理由，從具體操作上的困難，到王安石個人的品德，甚至抬出了“祖宗之法不可變”這塊金字招牌，然而王安石不為所動，以其超人的意志力，推動改革在全國各個地區(qū)展開。

王安石主政期間，頒布的許多變法新政，在短期內確實效果顯著。比如，均輸法實行之后，王安石推薦了一名得力官員，叫薛向，來擔任東南地區(qū)負責財政的地方官，結果沒過幾年，薛向就通過貫徹執(zhí)行均輸法，給朝廷貢獻了錢500萬貫、糧食300萬石這樣一筆巨大的財政結余收入。另外，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名將王韶接連在北宋的西北邊境打敗西夏和吐蕃軍隊，收復了部分河湟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青海東北部。根據后世的統計，宋神宗在位期間，北宋朝廷的年度收入，比起宋仁宗在位時期，提升了63%，一時間，神宗朝的內政和軍事，都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

然而，從熙寧六年到熙寧七年，也就是1073年到1074年，整個北宋國境之內，先是遭遇了一場蝗災，然后是嚴重的大旱，導致糧食嚴重減產。守舊派大臣們紛紛上書，說這是上天在發(fā)出警告，王安石的變法必須停止。于是，宋神宗的信心也開始有所動搖。稍后，又有一個小官員叫鄭俠，給宋神宗呈上了一張“流民圖”。

“流民圖”是一張圖畫，鄭俠依據自己的親眼所見，和各地官員的報告，把旱災導致的各路難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的慘狀畫了下來。標榜自己愛民如子的宋神宗，面對這種景象，再也坐不住了，宣布暫停保甲法與方田均稅法的實行。王安石此時，也已身心俱疲，多次請求辭職，最后終于獲準，回到江寧做知府。雖然在次年，也就是1075年，王安石又被官復原職，回到了朝廷中樞。但僅僅一年之后，新舊黨爭日漸激烈，新法的各項措施推進遲緩，再加上王安石心愛的兒子王雱英年早逝，他終于經受不住這些紛沓而來的打擊，再次請辭，回到了南京，在山水游覽與吟詩作文之間，度過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不過，在王安石身后，由變法引發(fā)的北宋朝廷政治斗爭，卻在愈演愈烈，直到北宋滅亡，也未停止。

第二部分

好了，在上一部分，我們簡要地講述了王安石變法發(fā)生的大背景，以及王安石簡要的生平，和他的主要改革措施。那么在這一部分，我們就從個人思想和性格、北宋官僚群體的認知和整個帝國社會架構三個維度，來探討一下，為什么王安石變法，最終會遭遇失敗。

首先，我們來看看王安石這個人。無論是北宋當時，還是后世，在王安石的支持者心中，他都是一個意志堅定、才華橫溢、大公無私，而且清廉的政治家，近乎一個完人。早年間，王安石曾經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兩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深刻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就是堅信自己的主張正確，道德高潔，所以他可以恃才傲物，不怕輿論非議。

反過來，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敵，例如司馬光、呂誨這些人，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從私人道德層面看，王安石簡直一點把柄都沒有。

歸根結底，王安石被政敵所不容，首先是因為他的執(zhí)政理念。作者劉子健在書里說了，儒學到了北宋，大大興盛，然而后果就是儒家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因為對儒學思想的理解不同，分裂為幾個學派。

王安石這一支，被后人稱為“新學”，特征是比較講究經世致用，解決宋代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然而另外兩派，叫朔學和洛學，分別以黃河以北地區(qū)和洛陽為根據地，王安石的主要反對者，司馬光，就是朔學的領軍人物。另外，還有一支位于四川的蜀學，領軍人物是我們熟悉的文學名家，三蘇，也就是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朔學和洛學這兩派，注重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要求，比較保守，而蜀學雖然也保守，但比較溫和，在很多具體問題上，也贊同新學。

看到這里，大家可能就對王安石和他的反對者，比如司馬光，為什么會產生矛盾，有了一個初步的概念。由于這些不同學派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是當時北宋文官的主體，那么，學派之間的學術之爭，也就順理成章變成了朝廷上的政治路線斗爭。

具體到政治制度上，新學主張與時俱進，對不合適的制度和管理作出改進，而保守派就會堅持，制度上的問題，可以通過士大夫官僚自己進行內省，改進道德修養(yǎng)來解決。

剛才我們說過，王安石變法各種措施的核心，是要通過改革富國強兵。那么，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呢，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靠著天下人的力量來擴大生產，生產出更多的財富，盡量把蛋糕做大，然后“收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 ”，說白了就是在經濟總量擴大，流動性增加的基礎上，政府不用擴大稅率，增加人民的負擔，但整體收入也會上升，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也就迎刃而解。

反過來，司馬光等守舊派人士的意見也很鮮明，就是遵守舊制度，能不折騰就不折騰。在他們看來，天下的財富是個基本恒定的量，政府越節(jié)儉，攫取得越少，民眾留存的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過。至于王安石津津樂道的理財，司馬光等守舊派出于儒家傳統的道德潔癖，就認為，無非就是一些從老百姓身上薅羊毛的把戲而已，有道德操守的好人，也就是所謂的“君子”，是不會干這種事情的。

簡言之，在經濟增長以及政府與人民間財富的分配關系上，王安石是一種正和博弈的動態(tài)思維，也就是說，只要手段策略得當，政府和人民的收入可以同時增長，此長不會導致彼消。而司馬光取的則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靜態(tài)思維，認為一方的增收必然導致另一方的受損。當然，前者已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常識。

除此之外，王安石這個人，性格也有問題。他的性格非常剛烈，眼里揉不得沙子，做任何事情必須要做到極致。在他看來，所有人只分為兩種，要么是堅決和自己站在一起的盟友、下屬，要么就是敵人，不存在一個灰色的中間地帶。

所以說，研究王安石變法這一段歷史，你就會發(fā)現，王安石身邊的戰(zhàn)友越來越少，敵人卻越來越多。比如，和王安石一起籌劃變法的名臣蘇轍、程顥，在變法開始實施后不久，就和王安石分道揚鑣。王安石有個老朋友孫覺，就因為批評青苗法，直接被王安石貶去做地方官。王安石擔任宰相后的左膀右臂曾布和呂惠卿，也先后因為不滿變法中某些新政措施和權力分配，和王安石決裂。

不能不說，王安石這種決絕、一往無前的精神，再加上他大公無私的秉性，以及對改革的無比熱忱，是他打動宋神宗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于宋神宗這個自己唯一的靠山和權力的來源，王安石的態(tài)度也并不客氣。變法開始后，每次遇到比較大的阻力和反對聲音，王安石的習慣性反應就是撂挑子，上一道奏折，請求辭職。從今天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善意地理解為，這是王安石身上的書生意氣，但同時，這也未嘗不是王安石脅迫皇帝，要求他無保留支持自己的策略。宋神宗為了挽留這位自己器重的大臣，精神導師，曾一度到了不顧帝王威儀，低三下四的程度。比如，熙寧五年五月，為了挽留第N次要辭職的王安石，宋神宗不得不對他說：“朕在你沒有進入翰林院的時候，真的是愚頑無知。遇到你之后，才對道德的精義有所了解，心智才有所開悟。所以你對于朕來說，是恩師，你萬萬不能辭職?！?然而，這種事情，無疑又給反對派留下了攻擊的借口，說王安石的作為，是在PUA皇帝，所謂“挾天子與天下為敵”。到了最后，宋神宗自然也失去了對王安石的信心與耐心。

所以說，變法的失敗，和王安石個人性格的缺陷，是密不可分的。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執(zhí)行變法新政的主體，北宋的官僚士大夫，出了哪些問題。

作者認為，王安石政治理想的核心，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一個專業(yè)性上訓練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體系，作為實現儒家理想社會的手段?！?確實，現在我們總說一句話“因人成事”，找到合適的人，是達成目標的首要因素。那么，是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可以歸咎于用人不力呢？

對于這個問題，劉子健認為，變法的失敗，確實是由于整個北宋官僚隊伍的墮落與失效。他把當時的官僚劃分為了三類：第一類叫理想型，特點是又有才干，道德水準高，還顧全大局，不把私人恩怨帶到政治中，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本人，還有司馬光等。第二類，叫仕進型，也就是以升官、獲得提拔為主要目的，無論是支持變法還是反對變法，都以能否獲得升遷為考量。最后一類，比較不堪，叫瀆職型，中飽私囊，以權謀私是他們做官的唯一目的。

于是，劉子健得出的結論是，變法剛開始，由于來自守舊派的阻力大，而且事事都要從零到一，完成艱難的開創(chuàng)積累，所以依靠的主力只有少量理念型和仕進型官員。不過，到了宋神宗之子，宋哲宗親政之后，王安石當年的新法又被恢復。這個時候，所謂的新黨里就混進了大量見風使舵的仕進型和瀆職型官員，比如充滿爭議的蔡確和著名的奸臣蔡京這種人。

講深刻一點，這就是一種人事上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隨著昔日的同道，元老名臣和王安石不斷反目，王安石不得不更多地提拔和依靠那些資歷淺薄、德行可疑，但出于投機而擁護新法的新官僚。

這些人起了什么壞作用呢？首先是挾私報復，他們對舊黨發(fā)起了殘酷的迫害，讓北宋朝廷官員中的黨爭延續(xù)升級。另外，他們把新法一些內在的、對老百姓減負，發(fā)展生產有利的積極的內容都去掉了，只留下度量田地和募役法等等能直接帶來收入的部分，所謂的新法徹底變成了一套如何搜刮聚斂民間財富的技術手段。這也導致了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王安石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變法引起的政治斗爭之所以殘酷而持久，嚴重干擾了新政的推行，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自宋代開始，官僚士大夫都染上了一個毛病。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說，中國是個政治上超級早熟的大一統國家，疆域縱橫南北，氣候、民風、物產、地理、社會習俗千差萬別，所以這種皇帝自上而下的治理，需要各級官吏統一共識，協調行動，才能克服疆域廣大和通訊、管理技術不發(fā)達的限制，維持帝國的運轉。那么，這個共識是什么呢？就是儒家道德觀，也就是宋代這些士大夫知識分子終其一生，都在遵守、維護的一套意識形態(tài)。

但是，問題在于，在今天看來，過分強調抽象道德原則，會造成什么問題呢？首先就是，忽視具體技術與細節(jié)問題，把一切問題和分歧都上升到道德層面，這就非常容易引發(fā)官僚隊伍的分裂與對立。而且會出現一種極端的局面：雙方都認為，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所以絕無妥協的可能。更糟糕的是，雙方都感覺，用盡一切手段來打擊所謂“小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原本相對清明、平和的北宋士大夫政治，突然出現了非常殘酷的一面：新黨上臺，就不分青紅皂白，把對立的舊黨統統免職。而舊黨卷土重來的時候，也不由分說，把新黨統統趕走，實行的新法無論有效無效，一律廢除。

這樣一來，政治斗爭自然就不斷升級，雙方開始彼此栽贓誣陷，政治斗爭的底線一再被突破。比如反對變法的蘇軾，就在元豐二年，也就是1079年，遭遇了一起針對自己的文字獄，叫“烏臺詩案”：這一年，王安石這一邊的新黨成員李定等人，為了打擊蘇軾，就說他在湖州當地方官的時候，寫了一組詩，詩文中有誹謗神宗皇帝，譏諷新政的內容，直接導致蘇軾被下獄，在大牢里關了四個月。李定等人甚至還試圖給蘇軾定死罪，幸虧王安石和新黨領袖里相對正直的章惇出面上奏宋神宗，請求豁免，蘇軾這才免于一死。當然了，蘇軾這邊也不是完全無可指責，他之所以得罪了李定，就是因為之前李定母親去世之后，李定因為忙于推行新政，沒有回家守孝，被蘇軾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饒，要把李定彈劾到丟官。

那么，有人要問，如果王安石改掉自己身上的壞毛病，然后當時的士大夫官僚能夠和衷共濟，把變法作為最高任務來推進，那么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是有可能最終成功呢？很遺憾，大概也不能，這是因為變法，說白了就是一場體制改革，這場改革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北宋，乃至中國傳統農業(yè)國家賴以生存的底層架構。

首先，王安石在政治舞臺上的橫空出世，打破了北宋朝廷原本的制度設計，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曾經指出，王安石在任上，為了推進變法，打著“非常時期做非常之事”的旗號，在宋神宗支持下，大肆擴張宰相權力。

王安石先是成立了一個由他本人完全控制的特殊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臨時機構架空朝廷常設部門，直接奪權，然后還干涉監(jiān)察機構，御史臺的人員配置，把屬于自己這一派的新黨官僚，紛紛安插進去。雖然王安石本人公忠體國，志慮忠純，并沒有使用這些權力來滿足私欲，但卻開啟了宋代所謂“權相當道”的惡劣傳統。在王安石之后，一些道德品質非常惡劣的大臣，比如蔡京、秦檜、賈似道這種人，就紛紛模仿王安石的先例，在宰相的位置上一手遮天，最終讓宋朝的政治統治，陷入了一個黑暗腐敗的境地。

王安石的新政不僅嚴重影響了北宋政治體制，更與當時中國農業(yè)社會的底層架構完全不兼容。為什么這樣說呢？讓我們用剛才介紹過的青苗法作為案例拆解一下。從理論上看，青苗法的本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變成了一項惡政。這是因為，熙寧變法發(fā)生在11世紀中期，縱觀整個世界，現代銀行金融業(yè)務，也不過是在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等地剛剛誕生，還處于一個萌芽狀態(tài)。而在當時的中國，沒有銀行信貸系統，也沒有配套的法律，地方官衙門里也沒有會計和核算制度，根本無法處理這種數量龐大的小額信貸業(yè)務。

所以，在這種缺乏相應制度與法律支持的情況下，青苗法的實施就變成了什么樣呢？就是地方官完全不統計農民的具體需求，因為也統計不過來，于是就把貸款和糧食整體發(fā)放到村一級的保甲單位，也不管農民需要不需要，就勒令他們下個季度連本帶利償還。有的地方官員品德不好，屬于作者劉子健所說的瀆職型，他們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賬，貪污貸款或者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窮，官府自己庫房里都沒有足夠的錢糧，就只好先自己借款發(fā)放青苗錢，再宣布提高田賦。

不僅如此，由于青苗錢的借貸周期太短，只有一個季度，所以過分密集的交易行為必然導致短期通貨波動。說白了就是，農民借到錢后，一窩蜂去購買農具種子，必然導致農具種子價格急劇上升；而到了還貸期，農民又一窩蜂拋售剛剛收獲的糧食，換來現金還貸，必然導致糧價暴跌，這一來一去之間，青苗錢作為低息貸款所帶來的實惠，不僅蕩然無存，還讓農民蒙受了更多的損失。

當然，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官僚，肯定不具備這樣的現代經濟與金融常識，所以他們只能從抽象的儒家道德原則出發(fā)進行解釋。也就是說，王安石就認為，搞成這個樣子，肯定是反對自己的司馬光舊黨，在從中作梗，唆使地方官故意把事情辦糟。反過來，司馬光舊黨這邊，也會覺得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就是在做壞事，為了一點財政收入把人民搞得苦不堪言。

結語

好了，這本《宋代中國的改革》的主要內容，到這里基本就介紹完了。

回首往事，我們對于王安石的崇敬，不僅是由于他遠超越時代的遠見、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因為一種惋惜：首先是惋惜，在1000年前，中國錯過了一個依靠自己內在原生力量，蛻變成現代國家的機會。其次，我們是在惋惜，王安石，包括他的對手司馬光，其實都是憂國憂民，公而忘私的君子，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品德高尚、志向遠大的人，不僅沒有能夠聯手開創(chuàng)一個新局面，還生生把北宋朝廷的政治斗爭和黨派分裂搞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按照黃仁宇的說法，中國自秦漢至明清，始終是一個傳統中央官吏農耕帝國。它存在的基礎，是維持一個大量小自耕農從事生產，自給自足，并向他們直接抽稅的扁平化狀態(tài)。這個系統其實相當脆弱，禁不起太大的動蕩與沖擊。以土地和人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朝廷，也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與知識，去支持一個現代化的管理體系。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就是試圖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部分實現政府管理現代化，與金融商業(yè)化，我們在為他的前瞻性視野和魄力贊嘆的同時，也必須看清，在當時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更遺憾的是，在王安石的激進實驗之后，明清兩代大一統王朝卻把宋代的經驗當做反面教訓，在公共管理方面轉向保守與內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中國被西方殖民列強打開了大門，被迫卷入全球化為止。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中國開始了追求現代化與挽救民族危亡的長期革命。許多為中國探尋解決方案的先進分子，比如梁啟超，在回首檢討歷史時，吃驚地發(fā)現，800多年前的王安石，居然是引領自己的先行者和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