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由北宋神宗主導、宰相王安石負責推行的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這場變法開啟于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結(jié)束于宋神宗去世時的元豐八年（1085年），前后16年有余。由于時間長，牽涉面廣，牽連的人多，掀起的滔天巨浪對北宋的官場形勢、人情冷暖甚至國運興衰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于“王安石變法”的爭議由來已久。一些人以司馬光的自請離朝為依據(jù)來評價變法的優(yōu)劣，一些人以蘇軾反對變法一輩子遭貶為理由來判斷變法的對錯，更多的人因為變法帶來后來無休止的黨爭傾軋而譴責“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滅亡的禍根。雖然梁啟超、鄧廣銘、錢穆、柯昌頤等歷史學家曾深入細致地評價過、肯定過“王安石變法”，但爭議從來就不曾停止過。
那么，究竟要如何去分析、理解和評價變法，如何看待司馬光和蘇軾在變法中的態(tài)度、作為和作用呢？
“王安石變法”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因為到宋神宗當政時，已經(jīng)不再是宋真宗、宋仁宗當政時的繁華盛世了，更不是宋太祖、宋太宗那個彪悍勇武的時代了。宋神宗繼位的1067年，宋朝已經(jīng)建立108年，出現(xiàn)了機構(gòu)臃腫、冗員繁多、財政入不敷出等突出問題。軍隊人員多而戰(zhàn)斗力弱，面對西北西夏、北方遼國的侵擾，只得花錢買和平，不但丟銀子，而且丟臉面。
這種內(nèi)憂外患的局面成因在于宋太祖建立的所謂“祖制”。大家知道，宋太祖是以武將身份、武力威逼奪取政權(quán)的，但他取得政權(quán)后特別害怕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為了鞏固政權(quán)，他一方面對內(nèi)加緊統(tǒng)一中原而放松了對外族的防御；另一方面以“杯酒釋兵權(quán)”解除了武將的兵權(quán)，又以“禁旅更代”消除了地方的威脅，再以“與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無限拔高文人地位，重文輕武，揚文抑武，最終形成了內(nèi)緊而外虛的局面。
從太祖、太宗到真宗、仁宗，無一例外地給文臣們以優(yōu)厚的待遇和無節(jié)制的賞賜，使那些通過科舉入官的文人們輕松擁有了大量的土地、財富和資源，形成了新興的官僚地主階層。北宋統(tǒng)治者不但厚待這些文臣，還通過“恩蔭制度”，將高官厚祿賞賜于他們的親族子孫，澤被后世。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五載：“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彼稳首谠谖粫r，每年用于賞賜文臣的錢物高達百萬錢之巨，時任諫官的司馬光曾三次上書建議說：“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保撁摗端问贰に抉R光傳》）意思是說，在這內(nèi)外交困、財政緊張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yīng)準許大臣們將賞賜的錢，捐獻營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絕了司馬光的建議。宋仁宗之所以有“天下第一仁君”美譽，其實與他優(yōu)待文人有很大關(guān)系，因為歷史都是文人記載的。
在這種制度下，文人們寫詩作文與治國理政同等重要，喝酒交友與視察了解民情同等作為。北宋甚至給文官們標配了專門的“官妓”，讓他們的官場生活十分滋潤，享樂得理直氣壯。他們建豪宅、坐香車、品文學、狎官妓，生活非常奢侈。
宋朝優(yōu)待文人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兩個極端的后果：一是造就了文化的繁榮和燦若星漢的文人輩出，所以陳寅恪先生感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倍侵苯訉е铝税傩盏睦Э?。涸澤而漁，總會有“澤涸”的一天?；首搴臀墓賯儾⒉粡氖麦w力勞動，所有辛苦勞累，都轉(zhuǎn)嫁給了老百姓?！岸鞔诎俟僬呶┛制洳蛔悖斎∮谌f民者不留其有余”。百姓在這種盤剝之下，已經(jīng)窮困至極，但朝廷與遼國、西夏作戰(zhàn)打了敗仗，屢屢以所謂“歲幣”買和平，所需依舊向老百姓無度索取。
老百姓的錢物畢竟是千辛萬苦掙來的，當老百姓被朝廷榨干后，朝廷的危機隨之就來了。
宋神宗登基以后，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副爛攤子。
面對內(nèi)憂外患，變法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宋神宗以20歲弱冠之年接過權(quán)力棒的時候，他不是頭腦發(fā)熱要變法，而是宋神宗朝已經(jīng)到了非變法不可的時候。推行變法，又非王安石莫屬。并且，王安石正是宋神宗要找的人。宋神宗初登基，一心勵精圖治，思賢若渴。王安石則是“有志于安邦定國經(jīng)世濟民之人”，于是君臣一拍即合。
宋神宗畫像
宋神宗趙頊與他爺爺宋仁宗趙禎最大的不同點是：仁宗一味施仁，而神宗力圖振興。這是王安石當年多次拒絕仁宗而神宗召之即來的根本原因。
自熙寧二年（1069年）到元豐八年（1085年），在宋神宗的強力主導和支持下，王安石先任副宰相（參知政事），后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牽頭進行了一場以發(fā)展生產(chǎn)、富國強兵、挽救宋朝于危亡之際的改革，史稱“熙寧變法”，亦稱“王安石變法”。
針對生產(chǎn)落后、國庫空虛、軍備孱弱等問題，王安石先后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變法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農(nóng)田水利法的推行，改善了全國的水利設(shè)施，提高了灌溉能力和生產(chǎn)能力，單開封府每年就增產(chǎn)谷物數(shù)百萬石；《宋史·食貨志》載，自熙寧二年至九年，通過變法在全國發(fā)展生產(chǎn)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計36萬多頃。
青苗法的推行，減少了高利貸對農(nóng)民的剝削；募役法增加了農(nóng)民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時間。這些改革發(fā)展了生產(chǎn)，一定程度上扭轉(zhuǎn)了積貧局面。
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對財政的改革。通過這些變法，國庫收入迅速增加，國庫積蓄后來甚至達到可供朝廷內(nèi)外20年用度的巨額。而且，錢幣之外，還有大量的谷物?！端问贰ぐ矤c傳》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笨梢哉f，宋朝到此時才真正扭轉(zhuǎn)了積貧的局面。
在軍事方面，保甲法維護了農(nóng)村治安，建立軍事儲備。保馬法、軍器監(jiān)法增強了軍備。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質(zhì)。將兵法增強了軍隊戰(zhàn)斗力。
可見，“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不利的局面，帶來了生產(chǎn)的發(fā)展，府庫的充實，國防力量的提升，消除了神宗朝面臨的諸多弊病。然而，如此好效果的變法，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對？又為何引起歷代那么多的爭議呢？
對于“王安石變法”來說，司馬光代表了官方（歷史）的評價，蘇軾則代表了民間（文人）的評價。在“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農(nóng)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免役法等，增加了財政收入，緩解了財政危機；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jiān)法等，提高了軍備，抵擋了遼和西夏的凌厲攻勢。經(jīng)過10多年的持續(xù)推行，變法效果日益顯現(xiàn)。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變法中雖然老百姓的負擔沒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官僚、地主階層，他們購買了大量的良田，過去因為政策優(yōu)待不交稅，甚至別人的田地借他們的名義耕種也不交稅。但“王安石變法”之后，不但他們的田要交稅，還要抽丁為公服役，不想抽丁便交錢免役。
過慣了優(yōu)越的生活、不勞而獲日子的大官小吏、文人士大夫因利益受損，為維護一己私利而站到了變法的對立面。其中，司馬光帶頭激烈反對變法，并且以自請離朝、掛冠閑居表達反對和不合作。他們把王安石和新法合在一起進行反對和批判，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完全沒有了理性，甚至純粹變成朋黨之爭。
當新法實行時，滿朝大臣，以司馬光為代表，無不一味齊聲痛罵。元祐后，司馬光東山再起，將新政不論好壞對錯一概廢除，將推行新法的要員蔡確、韓縝、章惇等一律放逐。到了哲宗親政，紹述神宗，章惇復(fù)起為宰相，報復(fù)的手段比司馬光更狠。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變法已經(jīng)成了一個斗爭的噱頭。
以司馬光為首的文官之所以要反對變法，一是文官是既得利益者，王安石變法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當然要反對；二是他們堅持儒家正統(tǒng)，但只有粗糙的理論，而缺乏實施的細節(jié)，行之于政難免空洞。對于王安石的變法措施，用空洞的理論來辯駁實踐得來的經(jīng)驗；三是王安石在變法中貶謫了一些有名望的勛舊大佬，這些在政治上因之失勢的人必然反對；四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基層官吏“漁翁得利”，給反對者留下了把柄。而司馬光的態(tài)度，又直接影響了北宋文官系統(tǒng)對王安石和變法的評價。所以，不僅司馬光，當時很多文官都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且反對得振振有詞，理直氣壯。
但是，司馬光并沒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足夠的政治才能，反而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弱點暴露無遺。當代歷史學家王曾瑜曾坦言說，司馬光是位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確是個庸才，因保守，毫無建樹可言”。
實事求是地說，蘇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當時文官群體和朝野讀書人中間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儼然一代文宗。
我們看蘇軾的生平，讀他的作品，不難看出他文采一流、胸襟一流，但在實際治民執(zhí)政的能力上，則遠不如王安石從理論到實踐的細致嚴密、經(jīng)緯有方。
司馬光畫像
然而，蘇軾在文學上的杰出成就，他寬闊的胸懷，感染了很多人，以至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越來越低，在朝野聲譽上卻反而越來越高，不僅文人士大夫、鄉(xiāng)野讀書人，就是宮中的太皇太后對他都佩服之至。所以，蘇軾的經(jīng)歷，影響到了官方、民間和后來的人們對王安石變法的判斷。在對于變法和王安石的問題上，蘇軾與司馬光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蘇軾在人品上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對時局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對官場從不因利益而改變立場。因此，他從來不加入黨爭，也不屬于任何一個派別，更不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他雖然政治上非一流干才，但能客觀且正確地批判當時的政治得失，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是積極支持的。蘇軾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受到放逐，但王安石下臺后，他和王安石卻成了朋友。蘇軾與司馬光的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他又指出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為判斷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通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所以，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而當時和后來的人們卻常常固執(zhí)地認為他一生的顛沛流離是因為王安石所致，其實，蘇軾貶官還與司馬光和章惇有關(guān)，且在章惇掌權(quán)時貶得最遠最慘。
蘇軾不僅不憎恨王安石，反而十分敬重他。王安石去世后，蘇軾在替宋哲宗起草的《王安石贈太傅制》中，說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說他“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等等，這無疑是極高的、公允的評價。
文章來源：《文史天地》第2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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