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0年10月，“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多次請求來華，得到了組織批準。在等待毛澤東接見期間，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
于是，斯諾便提出：“我要見一見'王牧師’?！?/span>
毛主席見客人提出請求，自然不能怠慢。經(jīng)過調(diào)查，中央才搞清斯諾口中的“王牧師”便是董健吾，同意和他見一面。
可此時的董健吾“動員回家”，這在斯諾面前太難堪，所以趕緊把他送到醫(yī)院。經(jīng)過調(diào)查，他們同意斯諾和他見一面。
只可惜斯諾根本等不及，錯失了見面的機會。
同年年底，毛主席和周總理以中央的名義安排董健吾工作。
毛澤東對陳賡說：“我可算是明白了，去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護送斯諾'王牧師’，就是撫養(yǎng)我三個孩子的董健吾。這人真的是黨內(nèi)一怪，趕緊請他出山?！?/span>
1927年5月的某天，一輛黑色汽車從上海緩緩駛出，來到上海市郊青浦縣董府門前。只見一個20多歲、頗有氣度的年輕人下車，徑直走進董家。
這個人，便是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找董健吾。
董健吾是何許人？1890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市青浦縣。受曾祖母的影響，他很小便加入基督教。
董健吾少年時代天資聰穎，先是在蘇州基督教會創(chuàng)辦的桃花塢求學。1914年，他考入上海創(chuàng)辦的“上海圣約翰大學”，專攻神學。
當時，宋子文和顧維鈞也在這里就讀，兩人是同班同學，交往甚密。
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后，董健吾受聘于上海圣彼得教堂教學。之后，他先后在揚州教會學院、鎮(zhèn)江美漢中學從事傳教工作。
期間，董健吾和黑白兩道都有關(guān)系，從上海警察局到租借巡捕房；上到蔣介石，下到杜月笙，他都有結(jié)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宋子文積極為蔣介石網(wǎng)羅人才。他以朋友、同學的情誼勸告董健吾，讓他在蔣介石手下任職。
可董健吾對于宋子文的勸告不為所動，只能敗興而歸。不久，一封來自西安的邀請信讓董健吾重新走上了人生道路。
不久，董健吾接受了一位老同學的邀請，來到圣公會教堂擔任牧師。而他的這位老朋友浦化人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對外公開身份的的是國民黨第2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
于是，董健吾在的組織的安排下來到西安。此外，他還在浦化人的引薦下，有幸結(jié)識了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的總司令馮玉祥和李德全夫婦。
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開封在劉伯堅和浦化人介紹下，秘密加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開始了自己全新的“傳教布道”的工作。
成為中共秘密黨員后，董健吾憑借著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與馮玉祥將軍過從甚密的關(guān)系，積極配合劉伯堅、浦化人等人在馮部國民革命軍中從事兵運、農(nóng)運和工運工作。
當時，董健吾還是隨軍牧師，主要的任務是傳經(jīng)布道。他利用自己這個身份，在馮玉祥布下傳教的同時，還和將士們傳播共產(chǎn)主義思想。
因此，士兵們都稱他為“西北紅軍中的紅牧師。”
可就在他在西北參加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吸引了蔣介石安插的在馮玉祥軍隊中密探的注意。
于是，這些密探的“黑名單”上，出現(xiàn)了紅牧師董健吾的名字。
恰巧這是，中共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叛徒，直接交代了董健吾的身份。因此，董健吾遭到了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guān)的內(nèi)部通緝。
在危機關(guān)頭下，董健吾得到了貴人相助。在馮玉祥的安排下，董健吾南下武漢，然后秘密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員，直接受命于陳賡領導。
1929 年9 月，董健吾奉命偵察原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的出沒地點和活動規(guī)律。
根據(jù)陳賡的指示，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社會關(guān)系，配合中央特科，對白鑫的行蹤進行了秘密偵察，終于協(xié)助摸清了叛徒白鑫的出沒地點和活動規(guī)律。
董健吾通過社會關(guān)系，摸到了這個機密情報，立即通知了陳賡。由央特科“紅隊”立即行動起來，設法在和合坊范爭波家附近租了幾個房間，先把白鑫監(jiān)視起來。
1930年，楊開慧英勇就義。毛澤民得知是三個還在長沙，便請示黨組織將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
1931年2月底，孩子們來到上海后，周恩來指示：將三個孩子送到我黨中戈登路主辦的大同幼稚園撫養(yǎng)。
而這所大同幼稚園的創(chuàng)始人，正是時任上海秘密黨中央機關(guān)工作人員——董健吾。
在大同幼稚園，毛岸英兄弟幾人享受到了難得的快樂時光。可就在不久，敵人破壞大同幼稚園的秘密黨組織。
董健吾見自己的身份暴露，被迫暫時住在好友楊度家中躲避抓捕。
此外，大同幼稚園的工作人員被逮捕，有的人暫時躲起來的避風頭。而這些孩子們因為沒人管，只能被迫流落街頭。
從此，毛岸英便背著弟弟來到上海街頭，過上了流浪兒一般的生活。后來，毛岸英在回憶起這段凄慘生活時表示：
我除了沒偷人東西，沒給有錢人當干兒子，別的都跟《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
毛岸龍突然生病了，癥狀主要是腹瀉、發(fā)燒。一天，毛岸英帶著弟弟毛岸青出去乞討。等他回來，才發(fā)現(xiàn)弟弟不見了。之后，他們再也沒有找到弟弟。
在好友楊度家中，董健吾躲了幾個月。后來，楊度去世，他只能搬到黨組織的另外一個聯(lián)絡點，即霞飛路松柏齋古玩店的樓上居住。
董健吾得知毛岸英兄弟倆流落街頭，立即讓妻子四處找尋。費勁一番周折后，他們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把他們的帶回家里。
可當時董健吾夫婦還和岳母一同生活。對于這兩個來歷不明的孩子，岳母不愿照料，心中頗有不怨。
于是，毛岸青兄弟在董健吾家里住了半年后，董健吾又將兄弟倆的送到前妻黃慧英家中——鳳陽路修德里12號樓中。
為了掩人耳目，董健吾只說毛岸英兄弟是自己朋友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楊永福，一個叫楊永壽。暫時在這里住一段的時間，之后另有安排。
可就在不久，黃慧英覺得兩個孩子的身份不尋常，董健吾便老實交代兩個孩子其實是毛澤東的兒子。
黃慧英得知這兩個孩子的真實身份后，沒有和任何人交代，但總是膽戰(zhàn)心驚，經(jīng)常為兄弟倆和自己家人的性命擔憂。
而岸英、岸青正處在孩童貪玩的時期，又有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黃慧英怕他們出去和外人接觸，引起懷疑和走漏風聲。
當時，毛岸英和毛岸青正處于非常貪玩的時期，加上能說一口濃厚的湖南口音。黃慧英很擔心他們和外人接觸，也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因此，她不僅沒有讓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學，并且在這之后的三年多的時間里，先后變換了幾個住處。
毛岸英、毛岸青剛到黃慧英家，孩子們的生活費是黨組織每個月發(fā)放，此外，董健每個月會給黃慧英20元生活費，此外還有一些補貼。
這段時間，孩子們在黃慧英家中生活穩(wěn)定。
1933年初，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中央機關(guān)遷到江西瑞金。于是，毛岸青兄弟每個月的定時的生活補助暫時中止。
此時，董健吾早已辭去牧師職務，已無固定的經(jīng)濟來源，而且又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對黃慧英家的生活補貼也漸漸無能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數(shù)也越來越少了。
當時，黃慧英僅是一家庭婦女，身邊已有四個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七口。人，僅靠她長子董載元的一點微薄工資維持生活，生活的困難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黃慧英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領著子女給人家洗衣服、扎紙花，掙點錢補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況下，黃慧英也給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掙錢貼任務。
她通過鄰居擔保，給發(fā)行報刊的老板繳納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種報紙，讓岸英、岸青當報童在街上叫賣。
一天晚上，她在對賬時，毛岸青發(fā)現(xiàn)所賣的報紙竟收了不少假幣，非但未賺錢，還貼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黃慧英劈頭蓋臉一頓罵。
已兩頓飯沒有吃的岸青，認定那假錢是幾個外國水手買報時給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支粉筆沖到馬路上，在電線桿上歪歪斜斜地寫下了“打倒洋人”四個字，以發(fā)泄心中的恨意。
沒想到，他們的舉動被一位印度巡捕撞見了。巡捕見狀，直接給了毛岸青一耳光。當即，毛岸青感到頭疼欲裂，滾在地上慘叫不已。
毛岸英問詢趕來，弟弟已經(jīng)倒在地上。于是，他趕緊把弟弟背回去。因為沒能及時醫(yī)治，毛岸青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黃慧英家生活的四年，雖十分辛酸、艱難，但總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過來。
1932年以后，中共中央各機關(guān)陸續(xù)遷往江西蘇區(qū)，原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也大部分調(diào)離，潘漢年接替陳賡，出任情報科長，黃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在戰(zhàn)斗中，董健吾和潘漢年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3年，潘漢年來到中央蘇區(qū)。之后，他參加了艱苦卓絕的紅軍長征。一直到1936年，他因為國共和談的事情來到上海，兩人才終于重新再見。
1936年6月，董健吾從延安回來不久，風塵仆仆趕到西安。這次，他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一位養(yǎng)人前往紅都延安。
他負責護送的這位洋人，便是美國記者，后來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埃德加.斯諾。
由于這時的斯諾已經(jīng)回到北平，再讓他來上海和董健吾會合后回西安無疑需要繞道。
于是，宋慶齡和董健吾商量好決定在西安制訂地下接頭會合。由于雙方素未謀面，宋慶齡還為他們接頭的地點確定聯(lián)絡暗號。
就這樣，董健吾結(jié)識了斯諾。他以自己不平凡的經(jīng)歷和談吐深深吸引了斯諾。他雖然很快完成了任務，但兩人今后都沒有再見面。
1936年2 月27 日，在張學良的幫助下，董健吾抵達陜北瓦窯堡。他告訴林伯渠，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由他收養(yǎng)，住在他上海的家里。
林伯渠一聽，驚喜萬分，當即代表毛澤東深表感謝。董健吾請林伯渠轉(zhuǎn)告毛澤東，是否可以將孩子送到陜北。
林伯渠說，現(xiàn)在戎馬倥傯，陜北條件不好，孩子還是暫留上海，擱一擱再說。
這次陜北之行，董健吾不進位抽恩來和張學良會談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還讓上海秘密黨組織和中央取得聯(lián)系。
于是，馮雪峰來到上海，暫時住在魯迅家中。幾日過后，他在宋慶齡家中見到了董健吾。交談間，馮雪峰對董健吾說：
中共中央當即派馮雪峰由陜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重新組織與中央失去聯(lián)系的上海黨組織。
1936 年4 月，宋慶齡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請董健吾再赴西安。這時，西安事變爆發(fā)，李杜也無心再在國外逗留，楊承芳便帶著董壽琪隨李杜一道回國。
1936 年底，康生將毛岸英、毛岸青送進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是年毛岸英 14 歲，毛岸青 13 歲。
新中國成立后的 1950年，毛岸英千方百計地打聽到了董健吾的情況，立即給他敬愛的董伯伯寫了封流露無限深情的信，信中說:
“想起當年在上海的不少情景，特別是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董伯伯及全家對我和岸青的照顧，至今不能忘懷，萬分感激。'
而董健吾因為潘漢年一案收到牽連，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后因為沒有真憑實據(jù)，于1957年被釋放回到老家。
在家鄉(xiāng)，董健吾開了一家推拿小診所，生活結(jié)局。直到1970年斯諾來華訪問，毛主席才知道董健吾便是自己是哪個的孩子們的救命恩人。
陳賡奉毛主席之命，找到了董健吾。之后，他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一職。
陳賡
從此，這位曾經(jīng)在白區(qū)長期奮戰(zhàn)、經(jīng)歷了血雨腥風的“紅色牧師”才回到工作崗位上。
1970年12月12日，這位曾經(jīng)在革命戰(zhàn)線上、作出重大貢獻的革命黨人黯然離世，享年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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