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焦脾胃疾病的病因病機、中醫(yī)藥治療等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著重介紹了從濕論治慢性脾胃疾病的重要地位。
這也是目前脾胃疾病容易反復、遷延不愈的重要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李杲認為脾胃疾病不外乎內(nèi)在因素與外部因素，內(nèi)在的個人因素：飲食、勞倦、情志，外在的客觀因素：風寒暑濕燥。且認為精神、情志因素為先導。
在清代有一位出名的大夫尤在涇，他把濕病的原因分為天、地、汗、人氣、飲食之濕五大類。
《仁齋直指方》曾說道濕邪可侵襲傷害脾臟，中焦脾土受到侵害，則會衍生更多疾病，脾土是各種疾病的根源所在。《景岳全書》中將濕邪病因分為內(nèi)外兩大類。
《溫病條辨》有云：濕邪侵入中焦，有化生寒濕者，有化生濕熱者，有從皮表而來者，有因納食運化造成的，還有兩者相互作用引起疾病的。
賈海忠教授將造成濕邪的原因分為了物理、化學和生物性三方面。物理性的濕邪類似于無法改變的環(huán)境客觀因素，化學性的是指機體內(nèi)各個小分子的改變引起的水鈉鹽滯留的現(xiàn)象。
生物性的濕邪是指各種細菌、病毒等攻擊人體內(nèi)臟器官，使得機體氣機失常，各循環(huán)系統(tǒng)紊亂，從而表現(xiàn)出來濕邪特性的臨床癥狀。
該類疾病的病因均有外因、內(nèi)因，由于外在的客觀環(huán)境不同，以及起居習慣的多樣化，機體在感受濕邪后，往往最弱、最怕濕邪的臟腑更容易受到影響。
而脾臟惡濕喜燥，最易被濕所擾，脾與胃以膜相連，因其臟腑位置相鄰，更加導致了脾胃疾病的反復、遷延不愈。
脾臟與胃脘部恰好位于人體整體的中間位置，脾臟與胃腑，被劃分為人體氣機升降之的樞紐。
根據(jù)其特性來看，脾喜燥惡濕，而胃的特性則相反，脾氣應升、胃氣應降，氣機升降有常臟腑功能方可調(diào)節(jié)有序。
《臨證指南醫(yī)案》中說脾臟為太陰濕土，其得陽氣可運化水谷精液，而胃為陽明燥土，其有脾陰制約可正常運納。因其功能、特性、位置，又使得脾臟非常容易被濕邪所困。
濕邪侵犯人體，其特點可以歸納為重、悶、呆、膩、濡。重可體現(xiàn)在自覺四肢沉困無力、疲乏不適，悶為上腹部感到脹滿不適、頻頻噯氣，呆在飲食上覺食欲差、食物乏味。
膩指的是黏膩不干爽，或有口腔甜味、或口苦、或口渴但不想飲水等不適癥狀。
《備急千金要方·脾臟上》中有脾與四肢密切相關(guān)，脾氣虛，四肢不健，機體五臟也失于健運。人體是一個整體，脾臟虛弱，日久必影響其余臟腑功能，易生他變。
“諸濕腫滿皆屬于脾”，顏面浮腫、肢體、軀干的水腫，生活中很多亞健康狀態(tài)的人、肥胖的人也可歸因于脾虛，其治療從脾論治屢試不爽。
漢代《金匱要略》在痙濕暍病脈證并治章節(jié)中詳細討論了關(guān)于客觀外在濕邪引起的不同臨床疾病表現(xiàn)，不但介紹了治濕之法，還強調(diào)了治療濕病的三項禁忌。
《臨證指南醫(yī)案》在濕病一節(jié)中，敘述了因病邪性質(zhì)差異及個體差異性，機體感邪后導致的病邪致病機理及轉(zhuǎn)歸有很大差異，在治療上辨證論治、因人而異。
《溫病條辨·中焦》中，著重介紹了濕邪引起脾胃臟腑疾病的機理，同時詳細闡述了濕病在疾病過程中的病理轉(zhuǎn)化，這對濕邪的治療也提供了思路。
在《傷寒論》中有“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說明脾陽恢復，鼓邪外出，則邪自去，病自安，且有“脾旺四季不受邪”之說，脾胃氣機正常，機體可保陰陽平衡。
《醫(yī)宗必讀》中提到：食物由口進入胃腑之后，需脾臟來助運化吸收，由此得脾臟為人體的后天之根本。
葉天士不建議脾胃同治，他建議脾與胃分而論治，其“養(yǎng)胃陰”一說恰好補充了《脾胃論》中“補脾陽”的缺乏部分。
黃元御有氣機升降理論，該理論以“一氣周流，土樞四象”為中心，周身氣機流暢，周而復始，陰平陽秘。
沈金鰲提出機體五臟，脾統(tǒng)其余四臟，脾臟一病，其余四臟必受波及，即“四臟有病，亦必有待養(yǎng)脾”的脾統(tǒng)四臟學說。
王輝武教授在《老醫(yī)真言》中闡述了“濕為病毒說”，不論是再普通不過的外感風寒、風熱，還是非典、病毒性肝炎等的中醫(yī)藥治療。
其從治濕的角度也都證實了“濕”與現(xiàn)代醫(yī)學的病毒有些許相關(guān)性。在脾胃病中，尤其是慢性遷延者，相當部分多是幽門螺桿菌感染。
此類病毒、細菌中醫(yī)將其歸于“毒”、“疫毒”一類，認為濕可助于一些病毒的生存生長和繁衍，并且病邪的難以治愈、及疾病的反復也與濕的特點相關(guān)。
所以幽門螺旋桿菌的發(fā)病基礎是濕邪為病。因此，對于遷延、反復發(fā)作的疾病，適當運用一些化濕、祛濕藥物，可得到良好的治療效果。
姜樹民遵循“中焦如衡，以平為期”的思想，認為治濕多用三焦辨證，運用宣上、暢中、通下三法。
《明醫(yī)雜著》有提到中焦脾胃是五臟的根基，是人體的本源，脾胃一虛，各種不適癥狀即會此起彼伏，及所謂“脾胃一虛諸癥峰起”。
李東垣認為脾胃在內(nèi)一旦受邪侵擾，則會衍生出人體其他臟腑功能失調(diào)。
脾胃氣機失常多有濕邪作祟，《內(nèi)經(jīng)》中提到“開鬼門，潔凈府”，給濕邪以出路；根據(jù)五味調(diào)治規(guī)律。
《素問·六元正經(jīng)大論》有言“濕淫于內(nèi)，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葉天士“脾體陰用陽”的理論也廣泛運用于臨床脾胃病之中，雖從脾論治，但不單拘泥于脾臟，常有治脾兼治胃，由肝病傳脾等相生相克，而從治肝培脾而論。
補火暖土以溫腎助脾；滋潤脾陰、溫潤脾陽等等。治療濕邪，需祛濕、運脾兼顧。
在《素問·陰陽印象大論》中第一次出現(xiàn)風勝濕的說法，即“濕傷肉，風勝濕”。這就好比在生活中，環(huán)境潮濕的地方多悶而無風，而常年多風之地干旱缺水。
在《本草綱目·十劑》中有“風藥可以勝濕，燥藥可以除濕，濕而有寒，辛熱之劑燥之”的記載。祛濕用風藥、燥藥、利藥可顯效。
在面對這類疾病的患者時不可不考慮濕邪的寒熱性質(zhì)了。指的是補益脾臟、調(diào)理脾臟氣機、助化脾陽、醒脾宣竅等法來恢復中焦氣機的有常，并輔助脾臟之運化水濕以及水谷精微。
故在《證治匯補·濕癥》中有說：“治濕不知理脾，非其治也”。脾臟被認為是生痰源頭，脾氣虛，則脾主運化的功能減弱，助生水濕、痰，其治法當健運調(diào)理脾臟氣機為主。
脾虛而濕生，濕邪顯著、濕困脾臟，脾運乏力者，治以健運脾氣、醒脾醒神為主，可酌加化濕之藥，在分清主次矛盾后治療方可顯效。
葉天士提到“濕勝則陽微也”，健運脾氣的同時溫補脾陽不可忽視。濕歸于陰類，日久必傷陽氣，此時方藥中以苦、燥之藥為主，還需溫補脾陽之藥加強藥效。
濕邪郁而化熱，熱易傷津，需化濕兼顧脾陰，辨證論治，清熱利濕但顧護脾陰，滋脾陰卻不助長濕邪。
對于濕邪，用藥以輕疏靈動為主，即藥量宜輕；疏可調(diào)暢氣機，使功能有序；靈指靈活運用，辨證施治，方藥對癥才可有效；動則是需要方藥不宜滋補黏膩，宜助體內(nèi)氣機運行。
輕疏靈動，一方面可有效透達濕邪，另一方面可健運脾臟。正如《臨證指南醫(yī)案·濕》說：以苦辛寒制約濕熱，以苦辛溫對癥寒濕，輔以淡滲利水之藥，或附加風藥等。
唐朝王冰也提到“治濕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治也，治濕可利小便無可厚非，但李東垣認為淡滲利濕藥性屬陰，如豬苓、黃芪、茯苓、木通、金錢草等。
藥性主降，引濕入小便而出，而脾氣升清，屬陽，陰陽對立、制約，淡滲之藥多用恐有礙脾陽的抒發(fā)，并且將進一步助長體內(nèi)寒濕。
《內(nèi)外傷辨惑論》卷中提到脾胃虛，當升陽益氣，名之曰升陽益胃湯。其除了可以升發(fā)脾胃陽氣，還可以健運脾臟以除濕邪，臨床上用之頻繁。
《古今名醫(yī)方論》中“香砂六君湯”，可健運脾胃、祛痰化濕行氣；張宗禮教授創(chuàng)立的“四葉湯”床上常用的有效治療濕困脾臟之方。
方中紫蘇葉、荷葉、桑葉、枇杷葉，方中四葉質(zhì)輕可行于上，化濕醒脾，是臨床常用方。
濕邪致氣機運化失常，故脾胃功能障礙，引起脾胃諸多不適，可見濕邪在脾胃疾病中的重要地位，治療脾胃疾病從濕論治可見較好的臨床效果。
此類疾病外感濕邪，與客觀環(huán)境及個人生活方式息息相關(guān)，濕邪侵犯機體因個人體質(zhì)、后續(xù)的治療而變化，有化為寒濕者，有化為濕熱者。
治療之法不外乎祛濕兼與運脾，如芳香醒脾、苦寒、苦溫燥濕、淡滲利濕之法。
在病程中若兼見脾虛象時，需健脾與化濕合用，若兼見陽虛者，當合用溫運脾陽之藥，需忌用滋補黏膩之品。
脾胃疾病預后良好，但因濕邪摻雜，病情多容易反復發(fā)病，基于從濕論治的思路，為改善臨床療效提供更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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