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通常是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的學習內容之一，研究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的目的是增加語言學相關知識。然而，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作為一種孤立的、靜態(tài)的知識，難以喚起研究者的情感認同。因此，我們認為，應該以更宏觀、動態(tài)的眼光看待對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的方法論價值。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在研究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時，不應只停留在增加知識、拓寬眼界的單一目標上，而應該著眼于建構自身知識體系這一更宏大的目標。反過來，對培養(yǎng)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的導師而言，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也不應只是作為提供給學生的研究課題，而應該有意識地將其作為研究生學術訓練的方法。這一方法的核心內涵在于：從語言學家個體的學術思想研究出發(fā)，進而認識其所在學術研究群體（學派）的思想和不同學派在同一個時代所代表的學術思潮，最終把握不同時代個體和群體組成的語言學發(fā)展史的整體脈絡。
謹慎選擇研究對象
將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作為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構建自身知識體系的途徑，首先要選好一個語言學家。語言學家的選擇應參考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在個體層面，要考慮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的價值，這是根本的因素。當然，在系統(tǒng)研究某一語言學家學術思想前，可能無法對其學術思想價值高低作出判斷。因此，最好選取語言學史上公認的大家。通常來講，這些大家的學術眼光獨特、學術思想成熟、學術方法精到，更適合作為研究對象。
其次，在群體層面，要考慮某一語言學家在其所屬學派和學術思潮中的代表性。語言學家的代表性越強，對我們認識其所屬學派和學術思潮的助益越大。最理想的情況是，語言學家是某一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某一思潮的首倡者。那么，研究其學術思想，就等于研究了該學派和該學術思潮。
最后，在整體層面，要考慮語言學家在整個語言學史上的位置。如果語言學家所處的歷史時期較早，就容易成為后世引用、討論的對象。如果系統(tǒng)性地研究過洪堡特，那么在研究薩丕爾、沃爾夫等人的學說時，一定能看出洪堡特的影響。如果某位語言學家所處的歷史時期承前啟后，比如索緒爾，那么，既能從其語言學思想中看到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子，也能看到他對整個20世紀現代語言學產生的影響。只有精準定位語言學家所處的歷史時期，才能更準確、深入地把握語言學史發(fā)展的整體趨勢。
研究學者學術思想的意義
從個體層面講，閱讀原典可避免人云亦云。研究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會迫使我們閱讀原典，而不是通過教科書等二手材料了解語言學家的學術主張。二手材料給出的往往都是結論，而非過程。以波蘭裔澳大利亞語言學家安娜·韋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為例。國內語言學相關教材或專著對她的介紹，往往會提到她提出的“語義基元表”共包括65個極簡且在各個語言中普遍存在的語義基元。但對以下問題則鮮有提及，如：語義基元起初是如何提出的（1972年她經過大量語義分析先假設性地提出了14個），語義基元是如何演化的（從1972年的14個，到1980年的13個，再到1994年的37個，1996年的55個，最后到2016年的65個），以及為什么有些候選詞被排除在清單之外，有些候選詞先被排除在外，后又重新進入清單之中等。如果我們只是接受了“65個語義基元意義最簡單且在各個語言中普遍存在”的結論，而不了解結論得出的過程，這個結論對于我們來說又有什么意義呢？
二手材料當然有其價值，例如可以幫助剛入門的研究者梳理語言學發(fā)展的宏觀脈絡，但研究者如果總是沉迷于二手材料，就會無法走遠。如上所言，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這一方法會迫使研究者閱讀原典。閱讀原典的另一個好處在于，不會被譯文弄得眼花繚亂。例如，韋日比茨卡語言學思想的核心術語semantic primes，漢語譯文有“語義基元”“語義原子”“語義啟動”“語義原語”等，如果不閱讀原文，很容易在漢語表達中迷失方向。如果了解語言學家原典中使用的術語并熟悉其使用語境，再反過來看二手材料時，無論譯文為何，都不會感到困惑。術語理解如此，其他論述亦然。二手材料中對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的介紹往往引用的都是同樣一些原典中的片段，如果你對這些片段非常熟悉，無論譯文為何，都不會被迷惑。學術研究的樂趣往往就體現在這些豐富的細節(jié)中，而這些細節(jié)只有原典才能提供給我們。
閱讀原典還能幫助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對語言學家及其學術思想進行真正有價值的批評，一定建立在對其深入、系統(tǒng)研究的基礎上。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深入系統(tǒng)地做好一個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的個案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提出有價值的批判性觀點甚至不需要刻意為之，往往是在研讀文獻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
從群體層面講，這種研究有助于理清語言學家所屬語言學流派的研究思路，獲得學術研究靈感。在研習某位語言學家原典的過程中，會逐漸摸索出他與該流派內其他語言學家共有的處理語言材料的方法、學術寫作和論證的思路。一方面，有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該語言學家及其所屬學派的學術思想。另一方面，這些方法和思路能夠為我所用，幫助我們發(fā)現一些值得研究的語言現象，找到切入這些語言現象的角度，提高語言學研究者對語言現象和材料的敏感度。
從整體層面講，這種研究能以點帶面，建立知識體系。一位語言學家就是打開語言學史的一把鑰匙。任何語言學家都處于語言學史發(fā)展的特定階段，向前可以追溯其學術思想的源頭，向后可以梳理其學術思想的流變。當我們對某位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后，就能以此為基點，進一步研究曾影響他的其他語言學家的思想，也可以研究他所影響的后世語言學家的思想，以及他所屬學派的學術思想。理想狀況下，經過層層挖掘，我們可以建立起整個語言學史的知識架構。這可能是我們宏觀、寬泛地閱讀材料時很難做到的。這種從語言學家個體切入語言學史的方法，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能否系統(tǒng)、扎實地做好一個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的研究。做不到這一點，知識體系的大廈就無法搭建起來。
重視突破研究對象的思想和方法局限
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前文提到，將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作為建構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知識體系的方法，能夠幫助其理清語言學家學術研究思路，獲得學術研究靈感。但這同樣會導致一個問題，就是可能使人陷入某一語言學家的學術思維模式中而無法自拔。語言學家受自身學術興趣和學術研究方法的影響，往往有一套固定的學術思維模式和寫作模式。某一學派語言學家的研究對象高度重合，一方面不排除他們事先商議好集中攻堅一些理論難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共同語言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注意到了同一類語言現象。研究方法決定了研究內容，在某些語言學理論框架內很容易被注意的語言現象，可能很難出現在其他語言學家的研究視野中。因此，如果長期研究一位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很可能只注意到有限的語言現象和材料，對這些材料的加工也只會從固定的幾個角度切入。
然而，語言學研究者面對的不應該是有限的材料和固定的理論框架，而應該是廣泛、鮮活的語言事實。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能為遷就某種理論和方法去犧牲語言事實的分量。即使不能完全脫離某種理論框架去處理語言事實，也不要局限于某個理論框架。應該從多個角度、多個側面去反思語言事實，只有這樣做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研究某一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要避免這種誤區(qū)，更不能受制于此。
將語言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作為建構語言學專業(yè)研究生自身知識體系的一種方法，前人似乎鮮有論述。語言學家的學術思想研究往往只作為一個研究課題，而非一種學術訓練方法。在使用該方法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便更好地服務于語言學研究者建構自身知識體系的總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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