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的巧使秦漢人的局部意義上的巧大為遜色。這種“巧”的審美觀來源已長。唐宋官印的九登文可算是能工“巧”匠們顯露才華的第一次試驗，盡管它并不那么惹人喜愛。元人趙孟頰的圓朱文—玉著篆可算是“巧”的第二次崛起。我們在此中不但看到了秦篆式的篆文的精美.還發(fā)現(xiàn)了刻鐫的精靈誘人(圖十五)。
在與秦漢人的漫不經(jīng)心的鑄、鑿對比之后，元人的細膩與一絲不茍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清人的精巧只是承其余緒而已。在篆刻中講究六書與說文篆的研討風，于秦漢人看來是感到奇怪的，他們當時就使用這種文字，根本無須再費精力去做這樣的大學問。至于刀法的探究也如是，“用刀十三法”之類的別出心裁，也只能說明明清時人漫無邊際的苦費心機。在秦漢時代看來，這都是一些太簡單的、為養(yǎng)家糊口而不得不做的些須小事。
這便是兩個時代之間的差異。來源書法 屋，書法屋是一個書法學習基地。從金文到小篆，還只是在秦漢格調(diào)內(nèi)部缺乏藝術主動意識的自然流向;而從秦漢印到明清印的巧，卻是真正意義上的巧(人工的、雕飾的、趣味的)的藝術潮流。這一潮流的表面，是以后人的巧不斷去上追先人的拙(亦即以不斷追求金石氣格調(diào))為標志，而其內(nèi)在的實質(zhì)，卻是以后人之巧不斷拋棄，或者可以說是不斷失落前人之拙(金石氣)為導向。時代使然，連明清人自己對這種局面也無法自控。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