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長
中國社科院哲學(xué)研究所
研究員
北宋以后，在朱熹的學(xué)術(shù)成長時期，二程洛學(xué)主要分流為由楊時所傳的“道南學(xué)派”和由胡安國所傳的“湖湘學(xué)派”。朱熹在十四五歲時就曾讀二程和張載“兩家之書”，亦曾習(xí)禪學(xué)，自二十四歲后受教于楊時的二傳李侗，“李先生極言其（禪學(xué)）不是”，乃專心讀“圣賢言語”（《朱子語類》卷一〇四）。在師事李侗之前，朱熹亦曾師事胡憲（胡安國從子），故亦較早受到湖湘學(xué)派的影響。
楊時最初對張載的《西銘》提出批評，后得到程頤的糾正（參見《程氏文集》卷九《答楊時論西銘書》）。除《西銘》外，楊時及其所傳道南學(xué)派對張載的《正蒙》持排斥態(tài)度，而胡安國及其所傳湖湘學(xué)派則肯定《正蒙》。朱熹在受教于李侗時，“嘗看《正蒙》，李甚不許”，“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朱子語類》卷一〇三）。道南學(xué)派的這種態(tài)度，類似于二程從“先識仁”的角度批評張載之學(xué)。而湖湘學(xué)派則對濂學(xué)和關(guān)學(xué)都持開放態(tài)度，這與胡安國及其季子胡宏同程門弟子侯仲良有過密切的接觸有關(guān)。
侯仲良，字師圣，《伊洛淵源錄》謂其“河?xùn)|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又載其遺事，“或曰：江陵有侯師圣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師圣后游荊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敝祆浔鎰e此遺事不實：“濂溪卒于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為同門友，然視予為后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保ā兑谅鍦Y源錄》卷十二）朱熹此說可商榷，周敦頤卒于熙寧六年（1073），此距靖康、建炎之間（1126～1130）有五十余年，若侯仲良在二十歲上下見晚年的周敦頤，不是不可能的。
《伊洛淵源錄》又載胡安國的《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jié)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jīng)術(shù)，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wù)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值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保ㄍ希┖钪倭甲员鴣y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當(dāng)即在靖康、建炎之間，其“游荊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正是在這一時期，胡宏拜侯仲良為師。
胡宏在《題呂與叔中庸解》一文中說：“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xùn)|侯仲良師圣，自三山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游，議論圣學(xué)，必以《中庸》為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圣笑曰：'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為也。’……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圣又夫子猶子夫也。師圣少孤，養(yǎng)于夫子家，至于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為最詳。其為人守道義，重然諾，言不妄，可信?！保ā段宸寮肪砣┯纱丝芍钪倭紴槎讨说膶O子，亦二程的侄女婿，他從小養(yǎng)于二程家，是跟從二程最久的弟子。依此關(guān)系，其“悉知夫子文章為最詳”當(dāng)不是虛言。
胡安國、胡宏與侯仲良的密切接觸至少有兩年之久，湖湘學(xué)派對于“伊洛淵源”的認識當(dāng)深受侯仲良的影響。侯仲良早年曾拜訪過周敦頤，“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這對于北宋后濂溪著作的流傳實具有關(guān)鍵意義?，F(xiàn)傳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最早即出自侯仲良，而最早為其作“序”的就是胡宏。在胡宏作“序”的《通書》后，有祁寬寫的《通書后跋》：
《通書》即其（周敦頤）所著也，始出于程門侯師圣，傳之荊門高元舉、朱子發(fā)，寬得之于高，后得之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于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蛟茍D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周子全書》卷十一）
此“跋”作于紹興甲子（1144），當(dāng)時朱熹十四歲。祁寬是尹焞弟子，他先得《通書》于侯仲良所傳之高元舉，后得之于朱子發(fā)（震），又后來在尹焞門下得其所藏。侯氏和尹氏所傳《通書》在卷末都有《太極圖說》，而祁寬在九江周敦頤家所得舊本沒有《太極圖說》。“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或云”很可能出自侯仲良（若出自尹焞，則祁寬當(dāng)直書其師之名）。尹焞是程頤晚年弟子，他所藏《通書》及《太極圖說》乃“得之程氏”。但二程和尹焞等一直沒有將《太極圖說》示人，若無侯仲良所傳，則朱震不可能于紹興五年（1135）在所上《進周易表》中包括《太極圖說》，而尹焞也仍可能將《通書》及《太極圖說》藏不示人。倘若真如此，那么《太極圖說》就可能湮沒不聞，而朱熹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伊洛淵源”的開山之作。
侯仲良“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胡宏早年還編有《程氏雅言》，現(xiàn)傳《五峰集》中有胡宏所作《程子雅言前序》和《后序》，這兩篇序文不僅高度肯定了二程接續(xù)孟子以后失傳的儒家道統(tǒng)，而且將其與王安石、蘇軾和歐陽修之學(xué)作比較，認為王、蘇、歐陽之學(xué)各有所偏，只有“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實生之，當(dāng)五百余歲之?dāng)?shù)，稟真元之會，紹孔孟之統(tǒng)，振六經(jīng)之教”（《五峰集》卷三《程子雅言后序》）。胡宏辨別北宋各學(xué)派的不同特點，他要繼承和發(fā)揚二程的洛學(xué)，這是十分明確的。不僅如此，胡宏還最早提出了始自濂溪的道學(xué)（理學(xué)）譜系，這對于朱熹有重要的影響。其《周子通書序》云：
《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xué)于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見周子，吟風(fēng)弄月以歸?！裰茏訂⒊淌闲值芤圆粋髦畬W(xué)，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回之學(xué)，然后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門事業(yè)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fā)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五峰集》卷三）
這篇序文明確了周敦頤“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學(xué)”的地位，高度評價周敦頤之功“蓋在孔孟之間”，又說《通書》“宜度越諸子，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這為此后朱熹最終確立周敦頤的理學(xué)之開山地位奠定了基礎(chǔ)。
胡宏不僅表彰周敦頤之學(xué)，而且表彰邵雍和張載之學(xué)，從而提出了“北宋五子”的道學(xué)譜系。他在《橫渠正蒙序》中說：
我宋受命，賢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頤，而秦中有橫渠張先生。先生名載，字子厚……與二程子為至交。知禮成性，道義之出，粹然有光，關(guān)中學(xué)者尊之，信如見夫子而親炙之也?！鴷鴶?shù)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五峰集》卷三）
胡宏在這篇序中將周、邵、二程和張載并列，此即“北宋五子”的譜系，亦即朱熹所編《伊洛淵源錄》的譜系。據(jù)朱熹所說，《伊洛淵源錄》中有邵雍是“書坊自增耳”（《語類》卷六十），但這也正說明胡宏提出的這一譜系的影響之大，朱熹對此并未加以反對（只是在《近思錄》中排除了邵雍）。
胡宏作《橫渠正蒙序》的時間大約在作《周子通書序》稍后。湖湘學(xué)派重視《正蒙》，自胡安國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上著錄“《正蒙》書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亦著錄“《正蒙》書十卷”，解題云：“崇文校書長安張載子厚撰，凡十九篇……又有待制胡安國所傳，編為一卷，末有行狀一卷?！卑矗?、陳兩書所錄“《正蒙》書十卷”，當(dāng)即胡宏在《橫渠正蒙序》中所說“今就其編，剔摘為內(nèi)書五卷、外書五卷”的合編。胡安國所傳的《正蒙》一卷，可能是其選編的《正蒙》語錄。概言之，《正蒙》在南宋初期的流傳，亦如《通書》及《太極圖說》的流傳，與胡氏父子有密切的關(guān)系。
朱熹說：“熹自十四五時得（二程和張載）兩家之書讀之”；又說：“熹自蚤歲既幸得其（周敦頤）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后始得聞其說之一二?！保ā吨煳墓募肪戆耸弧吨茏油〞笥洝罚┌矗祆涫臍q時即祁寬寫《通書后跋》的紹興甲子年（1144），朱熹初見李侗是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四年后乃正式受教于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朱熹將周敦頤的《通書》寄予李侗，李在回信中說：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邇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fēng)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延平答問》）
朱熹所寄《通書》，當(dāng)即《太極圖說》附于《通書》卷末的版本。李侗肯定《通書》，亦如他對朱熹的一貫教導(dǎo)，是從內(nèi)心存養(yǎng)以觀氣象的角度加以肯定。
李侗于隆興元年（1163）逝世。三年之后，朱熹有“丙戌之悟”（所謂“中和舊說”），此“悟”就是受湖湘學(xué)派的影響，認為“性”是未發(fā)，“心”是已發(fā)。在“丙戌之悟”的當(dāng)年，朱熹編成《周子通書》，此為《通書》的長沙本，即依胡宏所定章次，《太極圖說》仍附于末章的版本。乾道四年（1168），朱熹校訂二程的《遺書》、《外書》、《文集》和《經(jīng)說》等著作。通過對二程關(guān)于心、性、情的諸種說法進行反復(fù)思考，朱熹又有“己丑之悟”（1169，所謂“中和新說”），放棄了“中和舊說”的以心為已發(fā)的觀點，而改為“心”有體有用，未發(fā)之“性”為體，已發(fā)之“情”為用，“心統(tǒng)性情”是也。朱熹說：“'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链ù苏Z，與橫渠'心統(tǒng)性情’相似?！保ā吨熳诱Z類》卷九十五）“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書》最后一篇為盡。而張子所謂'心統(tǒng)性情’亦為切要?！保ā端臅騿枴肪砣?。“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臻于成熟的一個標(biāo)志。
在“己丑之悟”的同年，朱熹重編周敦頤的《太極通書》。這次重編對于朱熹確立“伊洛淵源”的道學(xué)譜系和其本人思想體系的建構(gòu)具有重要意義。他提出：
蓋先生之學(xué)，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锻〞分?，皆發(fā)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xué)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dāng)為書首，不疑也。（《太極通書后序》建安本）
朱熹把《太極圖說》移到《通書》各章之前，其文獻依據(jù)就是潘興嗣（清逸）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銘》敘周敦頤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shù)十篇”，而其深意是他認識到濂溪之學(xué)“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fā)此圖之蘊”，且二程“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如前所述，二程的《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所好何學(xué)論》實際上只是“祖述”了《太極圖說》中“二五之精”以下的內(nèi)容，而起始的“無極而太極”至“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二程所要回避的。二程不言“無極”和“太極”，亦不言從“太極”到“兩儀”的天地分化過程。而朱熹在此所謂二程“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實已把二程以及道南學(xué)派的心性理論上達于本體—宇宙論，并且把二程之“理”解釋為“太極”。
從乾道六年（1170）到乾道八年，朱熹經(jīng)過與張栻、呂祖謙等人的往復(fù)商榷，修改完成了《太極圖說解》、《通書解》和《西銘解》。在《太極圖說解》中，朱熹強調(diào)：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fù)有無極也。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這是以二程的理本論來詮釋周敦頤的“太極—陰陽”說?！埃ㄌ珮O）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這在二程的理本論思想中是沒有的，朱熹以“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釋之，對“兩儀”沒有明確的解釋，后來說：“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綔啘S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保ā吨熳诱Z類》卷九十四）又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欣肀阌袣饬餍?，發(fā)育萬物?！薄疤斓爻蹰g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jié)成個地在中央?！保ā吨熳诱Z類》卷一）這與二程的理本論不講“太極生兩儀”，而多從“天地設(shè)位，而易行乎其中”講起，是不同的。
朱熹把《太極圖說》作為“伊洛淵源”的開端，便使他所詮釋的理本論思想更多地加進了宇宙論的內(nèi)容。在《太極圖說解》中，朱熹肯定了程頤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在“理氣先后”的問題上沒有提出“理生氣”或“理在氣先”之說。但張栻《答朱元晦》信中有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后之論?！保ā赌宪幖肪矶﹨巫嬷t《與朱侍講》信中也說：“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說解》……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后用，先顯后微之說，恐當(dāng)時未必有此意?！保ā稏|萊集》別集卷七）觀此可知，在朱熹的原稿中本有“體用先后”之論。朱熹在同時期寫的《答楊子直》信中也說：“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保ā吨煳墓募肪硭氖澹┰诟亩ǖ摹短珮O圖說解》中已無“體用先后”之論，朱熹在《答楊子直》信中也說：“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后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钡祆湓凇短珮O圖說解后記》中針對“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后用行者”，批評說：“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后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后用行，則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庇^此可知，朱熹當(dāng)時雖然沒有提出“理生氣”，但在他的思想中實已內(nèi)蘊了“先有此（理）而后有彼（氣）”的觀點。
此后，朱熹在與陸九淵關(guān)于“無極而太極”的辯論中提出：
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后，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
所謂“在無物之前”、“在陰陽之外”即已包含了“理在氣先”的思想，故黃宗羲評論說：“此朱子自以理氣先后之說解周子?！保ā端卧獙W(xué)案·濂溪學(xué)案下》）陳來說：“朱陸之太極辯……標(biāo)志著朱子理在氣先思想的明確形成?！敝祆渫砟陜A向于理對氣的“邏輯在先”說，即所謂：
理與氣本無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后相似。（《朱子語類》卷一）
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后。（同上）
所謂“本無先后之可言”，是講理氣在時間上無先后；所謂“也須有先后”，是講理的“邏輯在先”性，理終歸是氣的“本原”。朱熹在《答趙致道》信中說：“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氣?！保ā吨煳墓募肪砦迨牛┲祆涞氖澜绫驹摚词且浴袄怼睘楸驹谋倔w—宇宙論。
朱熹在作《太極圖說解》的同時也完成了《西銘解》（在《西銘解》中貫徹了《太極圖說解》的思想）。這兩部書標(biāo)志著在朱熹的思想中“伊洛淵源”道學(xué)譜系的形成，也標(biāo)志著朱熹本人的思想體系的建立。乾道九年（1173），朱熹編成《伊洛淵源錄》；兩年之后，即淳熙二年，朱熹與呂祖謙合編成《近思錄》。在《近思錄》中，收入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的624條語錄，分為十四卷。其首卷講“道體”，開篇就全文錄入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以此統(tǒng)率二程與張載所言的“道體”，然后又分設(shè)“為學(xué)大要、格物窮理、存養(yǎng)、改過、齊家、出處、治體、制度、處事、教學(xué)、警戒、辨異端、圣賢氣象”等綱目。這樣就把周、張、二程之學(xué)統(tǒng)合為一個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實際上也就是朱熹的思想體系，換言之，即是“濂洛關(guān)閩”的思想體系。
在編成《近思錄》的兩年之后，即淳熙四年（1177），朱熹又完成了他最精心撰著的《論孟集注》及《論孟或問》。先此，朱熹在完成《太極圖說解》和《西銘解》的乾道八年（1172）已編成《論孟精義》，此書“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萃條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解釋《論語》《孟子》之“精義”。五年之后，朱熹撰成《論孟集注》。關(guān)于《精義》與《集注》的區(qū)別，錢穆先生論之曰：
至朱子四十三歲，又成《論孟精義》……此時朱子在大體上，仍是從程門上窺二程，從二程上窺孔孟。惟于程門諸儒，已漸悟其有失師旨。
至朱子四十八歲時，《論孟集注》、《或問》成書。此時，朱子已認《精義》中說得沒緊要處多，故只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門人諸家說多所擺棄。
所謂“朱子始自出手眼”，就是在朱熹完成了對“伊洛淵源”道學(xué)譜系的詮釋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之后，乃自出己意而作《論孟集注》。
朱熹的《大學(xué)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署為淳熙己酉（1189）作，而此兩序“是由淳熙四年序定《大學(xué)章句》和《中庸章句》所作的序修改而來”。依此說，朱熹的《學(xué)庸章句》和《論孟集注》（合稱為《四書章句集注》）都作于淳熙初年，它們與《近思錄》是同一時期的著作。朱熹說：“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保ā墩Z類》卷一〇五）所謂“四子”不僅是指孔、曾、思、孟所作的《四書》，實際上還包括了朱熹為《四書》作的《集注》。在此意義上，亦可謂：“《四書集注》，乃《六經(jīng)》之階梯；而《近思錄》，乃《四書集注》之階梯。”也就是說，若要理解儒家的《六經(jīng)》，乃須通過《四書集注》；而朱熹所編《近思錄》，即他對周、張、二程思想的詮釋，乃成為他“自出手眼”而作《四書集注》的階梯。
《宋元學(xué)案》說朱子的思想“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這是與朱子集宋代理學(xué)之大成、形成了“濂洛關(guān)閩”的思想體系相聯(lián)系的；錢穆先生說宋代的“創(chuàng)通經(jīng)義，其業(yè)至晦庵而遂”，這也是以朱子完成了《四書章句集注》為其主要標(biāo)志的。
◎本文原載于《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xu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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