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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中國哲學史上有兩個最繁榮的時代，一個是先秦哲學的時代，另一個是宋明哲學的時代。宋明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哲學家、思想家出現(xiàn)最多、思想水平最高的時代。所以，研究宋明哲學對了解中國哲學的整體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宋明理學是儒家哲學，它是先秦時代儒家思想的新發(fā)展，故在英文中稱其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不過，理學雖然明確聲明自覺承繼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其思想體系中也揚棄了經學、玄學、佛學及道教的思想，但理學能夠在宋代以后獲得新的發(fā)展，正是因為它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營養(yǎng)。

在魏晉時代，玄學流行，其經典主要和《老子》《莊子》有關，基本上屬于道家的思想形態(tài)。隋唐時代，佛教盛行，天臺、華嚴、禪宗等宗派在思想界的影響尤大。同時，從魏晉到隋唐，儒、釋、道三教的思想也不斷地互相吸收和融合。玄學的本體論思維比較發(fā)達，佛教的心性論討論比較深入，佛、道兩家的思想對儒家構成了嚴重挑戰(zhàn)。儒家思想要想有力地回應佛、道兩家的挑戰(zhàn)，必須在思想上形成一個新的發(fā)展。宋代的理學正是在古典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吸收了佛、道的有關思想，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展出來的新的儒家思想形態(tài)。

理學的思想體系創(chuàng)始于11世紀的北宋，歷元代和明代，至18世紀清代中期考據學的興起，持續(xù)發(fā)展七百余年。如果從話語的角度看，理學之所以為理學，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在理學的發(fā)展中，其話語元素盡管不斷地有所增減和變化，話語的重心也不斷地有所調整，甚至其中不同派別的話語也存有差異，但宋明理學之所以能與其他思想體系相區(qū)別，端賴于這套相對穩(wěn)定的話語體系。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指出：“自從清代以來，道學和理學這兩個名稱，是相互通用的，現(xiàn)在還可以互相通用?！盵1](P24)而馮友蘭則用“宋明道學”，他的理由是，“道學”名稱出現(xiàn)早，“理學”名稱出現(xiàn)晚，做歷史工作的人最好用出現(xiàn)最早的名稱。其次，他認為，“道學”能顯示出宋明儒學的歷史淵源，因為“道學”的意思就是要承接孟子以后中斷了的“道統(tǒng)”。

我在《宋明理學》一書中曾說過：“道學之名雖早出于理學之名，但道學的范圍比理學要相對來得小。北宋的理學當時即稱為道學，而南宋時理學的分化，使得道學之稱只能適用于南宋理學中的一派?！钥傮w上說，道學是理學起源時期的名稱，在宋代它是理學主流派的特稱，不足以囊括理學的全部?！盵2](P8)

由此可知，宋代理學的主流，在當時被稱為“道學”。不過，周敦頤、張載、邵雍等都沒有在學派的意義上使用“道學”這個概念?！暗缹W”作為一個學派的名稱，始于二程的洛學，其影響的擴大，也有賴于二程學派。程頤曾說，“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3](P643)。他已經明確把道學作為一種學術形態(tài)和學說體系了。二程的四傳弟子朱熹也說：“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可謂盛矣?！盵4]（《程氏遺書后序》）在朱熹的時代，道學已經是十分流行的名稱了。所以，在歷史的意義上可以說，二程是兩宋道學最重要的人物，沒有二程，周敦頤、張載、邵雍的影響就建立不起來；沒有二程，朱熹也難以出現(xiàn)。一句話，沒有二程，也就沒有兩宋的道學。

二程對人生論的探討，比周、張、邵更為突出；從純粹哲學的角度看，二程的宇宙論色彩也比周、張、邵來得淡。不過，從宋明理學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二程與周、張、邵的最大差別是，二程把“理”或“天理”提升為本體，這是使理學得以區(qū)別于魏晉玄學、漢唐儒學的重要根據。把天理確立為最高范疇，使之貫通天人、統(tǒng)攝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為儒家的價值理想提供了形上的依據，這才是理學之所以為新儒學的根本。在周敦頤、張載、邵雍的哲學中都沒有把儒家的價值明確提升到哲學的最高地位，而二程正是在這一點上，超過了宋代理學初期的發(fā)展，奠定了其在理學史上的地位。從總體上說，二程用“理”這一范疇作為最高的本體，以“理”來規(guī)定人性的本質，以“理”為萬物的所以然，以窮“理”為知識論的主要方法，可以說，“理學”的體系和骨架已經由二程建立起來了。在二程的體系中，形上學的討論更為深入，圣人境界提得更為明白，所謂“為學功夫”也漸鞭辟入里，總之，理學的基礎已經由二程穩(wěn)固地建立起來了。

宋代道學從北宋到南宋經歷了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如果從話語的角度來看，宋代道學話語的定型是在朱熹手上完成的。

北宋的道學運動以二程所代表的洛學為中心，到南宋初年，以程頤和張載影響最大，而程頤和張載相比，程頤的影響則更為突出。據反道學者何若在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年）上奏稱：“蓋始緣趙鼎倡為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圣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流而入于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盵5]橫渠正蒙書即張載的《正蒙》，圣傳十論即朱熹早年老師劉子暈所作的《圣傳論》。后來，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間，陳賈攻擊道學：“伏見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盵6]（卷5）陳賈所說的道學主要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話頭為實踐的功夫。而南宋淳熙年間，林栗攻擊朱熹：“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余，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盵6]（卷6）這更指出當時的道學是以程頤和張載的思想為其領率，這自然主要是指朱熹而言。

由于伊川學成為南宋初期道學的代表，于是曾做過二程老師的周敦頤及其著作在南宋紹興(1131-1162)年間后期已經被包容到道學系統(tǒng)中來。在此之后，在廣義的道學運動意義上，洛學講友邵雍、司馬光之學也被列入其中，故胡安國上奏說：“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盵7]（《武夷學案》，P1177）南宋乾道(1165-1173)年間出版的道學叢書《諸儒鳴道集》，在濂溪、橫渠、二程、上蔡、龜山外，亦收涑水、元城著作。以故朱熹早年曾有六先生的說法[4]（卷85）。但就南宋紹興年間以后道學思想的實際影響而言，仍以二程后學中的謝上蔡和楊龜山為中堅，謝上蔡的親傳學生除朱震外，傳承多不詳，但他影響了胡安國，湖湘學派的后來發(fā)展受謝上蔡影響甚大，與朱熹同時的湖南學者都堅持并捍衛(wèi)謝上蔡思想，故湖南學派幾乎可以說是南宋前期傳承謝上蔡思想的主力。楊龜山三傳而得朱熹，道南學派發(fā)展到朱熹，在當時的思想家群中，經過競爭而獨出于眾人之表，最后成為大宗。

雖然在思想上可以說上蔡、龜山、五峰是南宋前期道學中影響最大的三派，但道學的南宋前期的實際發(fā)展，以湖湘學派和道南學派為兩支主干。在話語上，上蔡重視《論語》的仁說，龜山重視《中庸》的已發(fā)未發(fā)說，前者重視窮理，后者重視格物，前者重視覺仁，后者重視誠意，五峰重視已發(fā)，龜山重視未發(fā)。當然，湖湘與道南兩派也有交叉，如湖湘學派最重要的哲學家胡宏，曾從學于楊時，故其思想中既有論仁之說，也很注意未發(fā)已發(fā)等學說。南宋前期，理學特別關注的是道與日常事物的關系問題、心性關系問題、言仁求仁問題、性善氣質問題等。

由與湖南諸公論中和開始，繼而全面反省湖南學派的經典《知言》，最后與湖南學者論仁說，朱熹在早期吸收、消化湖南思想之后，在南宋乾道末年全面地對湖湘學派進行了反思和批評，并特別對湖南學派所推重的上蔡思想進行了批判。由朱熹主導的，張栻、呂祖謙等共同參加的這三次對湖南學派的批評審查，在南宋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事件，是朱熹克服道學內最大對手、說服同時名士講友而躍居領袖地位的關鍵。因此，朱熹的思想是在從北宋到南宋儒學或道學發(fā)展的具體語境和脈絡中生長起來的，是面對這一時期儒學和道學所具體面臨的挑戰(zhàn)而發(fā)展起來的，而不是對先秦儒學資源的一種抽象的選擇。我們今天回頭來看，只有朱熹在總結、綜合了北宋以來道學發(fā)展的基礎上提出的全面的體系，才能使儒家成功地回應佛、道的問題的挑戰(zhàn)，適合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制度的變遷，這是其他任何一派包括陸學都不能承擔的。

比較北宋道學家群內部的論述，周敦頤、張載、邵雍更多地從《周易》和《易傳》出發(fā)，故其話語帶有明顯的易學色彩，所討論的問題中，宇宙論的色彩比較濃。而二程的論述明顯地突出了“四書”的重要性，心性和功夫的討論比較多。由于二程兄弟的影響最大，從北宋到南宋前期，道學的話語以“四書”為中心，以二程及其后學對“四書”的闡發(fā)為主流。而道學發(fā)展到朱熹的青年時代，話語的重心已集中于“中和說”和“仁說”，朱熹青年時集中思考的即是這二者。朱熹從四十到四十四歲先后進行的兩次大論辯，即與湖南學者論“中和說”，與湖南學者論“仁說”，都是圍繞這二者進行的。朱熹通過全面消化二程的思想，從理論和實踐的不同方面，深化了道學創(chuàng)立以來在這兩大問題上的思考。在綜合了道學各派的討論的基礎上，朱熹提出了既本源于二程又能針對于當時的偏病的“中和說”與“仁說”，因而得到了當時一流思想家的認同。此后，盡管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朱熹的“中和說”和“仁說”，通過綜合與總結而使得這兩大問題的討論趨向結束，從而開始了新的理論課題和話語構建。這些理論課題就是朱熹中年以后所發(fā)展出來的理本氣具論、心統(tǒng)性情論，即物窮理論等，對這些課題的討論所構成的話語，比起洛學來說，更大量地吸取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的易學宇宙論，使得道學的話語更加哲學化。這一套打上朱熹印記的綜合性道學話語，由于朱熹巨大的思想力量和影響，以及此后各代王朝的推崇，逐漸成為此后理學的主導話語，型塑了近世知識人的問題意識，歷經元、明清而成為宋明理學的主流。

宋代道學話語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會和思想條件，就思想方面來說，如二程、張載道學思想的創(chuàng)立，周敦頤、二程人格與境界的感召力，以及道學精神對宋代知識人的吸引，都對道學作為一種思潮和話語的形成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道學內部的討論，所討論問題的變化及由分散到集中，具體規(guī)定了道學話語的內涵。早期道學的發(fā)展中已經形成了若干確定的主題，并在早期傳承中構建和形成了前期道學的核心話語，如“仁說”、“中和說”等，它們提供了道學從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發(fā)展的重要動力。探討這一話語的具體形成、發(fā)展和蛻變，是早期研究道學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開展宋代道學話語研究，是希望借鑒話語研究的方法，使宋代道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化、細化、具體化，使宋代道學前期發(fā)展的零散研究從一個新的角度獲得整合，從而使目前宋代理學的研究在單一的研究范式狀況下擺脫出來，走向新的、更為活躍的狀態(tài)。這里所說的話語研究方法與西方話語理論關注文本與權力結構、符號與社會制度的聯(lián)結不同，而主要是從學術陳述本身來看話語構型。從這方面來看，意義表達為陳述，陳述是話語的基本單位，命題是陳述的形式化凝結；話語的統(tǒng)一性與連貫性來自于命題、陳述的共同風格和共同主題，來自于問題意識上的共識，也來自于對關鍵概念使用的共同偏好，從而形成了話語體系。任何話語都是經過散雜、剔除、積累、集中的過程，才逐漸形成各個領域的話語系統(tǒng)。而話語體系的形成和傳延，在中國又和學派傳承的意識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道學無疑是一種話語體系，而這一話語體系的形成過程，很值得加以細致研究，并總結出、提煉出作為中國學術思想的話語體系的構型特性。從理論意義上說，此種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接近道學這一思想體系產生和發(fā)展的原貌與全貌，也可使我們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的道學研究具有更多的對話和交流機會。在研究道學話語的形成過程方面，我們強調通過對經典解釋案例的解剖，進行儒學觀念史的研究，因為道學話語的單位往往都來自于經典本身，經典和詮釋的視角必然要在道學話語形成的研究中占一重要地位；但這并不是從傳統(tǒng)經學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是注重比較和了解各家在主要儒學觀念上的異同，以明確經典解說這一形式在道學話語形成中的作用和意義。

從道學發(fā)展史來看，朱熹從早年到中年，完成了從二程的立場，統(tǒng)合、整理龜山、上蔡、五峰這三大南宋道學的支派的工作，使得程門伊洛之學，在經歷了南宋初期的分歧發(fā)展之后，走向了朱熹所代表的、以朱熹為核心的新的整合。這種整合在本質上是通過把二程的思想“系統(tǒng)化”，然后以此對南宋以來的各種道學議論進行“格式化”的。這里所說的“系統(tǒng)化”，是指把二程的各種分散的論述加以分辨、組合，重新安排、重新結構，以明確其基本構架，建立起主次分明、包含內部合理關系的體系?！案袷交笔侵敢赃@一經過重構的體系，去覆蓋那些南宋以來所發(fā)展的、與此體系不能相合的、各種互相矛盾的歧出。這顯然是針對南宋紹興年間以來道學內部眾說紛紜、令人難以適從的狀況。中和問題帶給朱熹的困惑最能說明解決此種困境的需要，而中和問題的解決正是系統(tǒng)化過程的一個范例。朱熹在南宋乾道末年推動的三次辯論，顯示出這種“格式化”的過程是通過朱熹與不同對象展開的一系列強有力的論辯而實現(xiàn)的。

朱熹的學說和思想是對南宋前期道學的清理與總結，特別是對龜山、上蔡、湖南學派的克服、批評和糾正，而朱熹思想既依據于對二程“仁說”的整理和發(fā)揮，也體現(xiàn)了朱熹個人在思想和方法上的特色。朱熹的理論權威的確立，帶來了道學話語的更替，即導致了前期的某些核心話語的終結和轉變。從此，道學的關注課題從“中和說”、“求仁說”轉變到“理氣說”、“心性說”、“格物說”，朱熹哲學的話語開始主導道學思想的展開，而道學的話語也更加哲學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