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字子由，一字同叔，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北宋文學(xué)家、思想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一生仕途不順，屢遭貶謫，晚年隱居潁川，以參禪、著書為事，過著閑云野鶴的隱士生活，自號潁濱遺老。政和二年(1112年)卒，追復(fù)端明殿學(xué)士、宣奉大夫。南宋時累贈太師、魏國公，后謚文定。蘇轍與父親蘇洵、兄長蘇軾齊名，合稱三蘇。其思想深受其父兄影響，極力推崇儒家思想，特別是對孟子思想頗有研究，著有《欒城集》、《孟子解》等。其《孟子解》一書對孟子思想有獨到的研究，對宋代孟學(xué)的發(fā)展，三蘇蜀學(xué)，以及中國思想史都有深遠的影響。
蘇轍對于孟子在北宋時期的地位得以上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對孟子思想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孟子解》一書中?！睹献咏狻废到y(tǒng)地闡發(fā)了蘇轍對孟子思想的研究和其理解。一方面，蘇轍承認孟子在儒家傳統(tǒng)道統(tǒng)中的地位，對其養(yǎng)氣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時，對其知人論世等理論進行了發(fā)揮和闡述；另一發(fā)面，蘇轍對孟子的性善論進行了否定，以此同時將自己的人性論思想進行了闡發(fā)，并對孟子與孔子之間的不合之處進行了批判。蘇轍否定孟子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崇孔子之道，而并非在于簡單的否定孟子。
一、義利之辨
義利之辨是中國儒家長期以來的一個核心命題。先秦時期，儒墨兩家一直為此爭執(zhí)不休，司馬遷曾說：“人茍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茍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圣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在傳統(tǒng)儒家看來，重義輕利、恥于談利是君子所為。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將利置于義的對立面，認為重利是小人的行為，君子是不會那樣做的。當(dāng)面對義和利的選擇時，應(yīng)當(dāng)以義為本，利服從于義。但是，孔子并沒有完全否定利的合理存在，在合乎大義的前提條件下，適當(dāng)?shù)倪x取一些利是可以的。
徹底否定利，不言利是從孟子那里開始的。首先，孟子從性善論出發(fā)，提出了重仁義而抑功利的主張，他十分重視人的道德性，強調(diào)義的重要性。孟子認為，在一個國家內(nèi)，如果君臣百姓都追名逐利的話，很容易發(fā)生以下犯上的事情，甚至?xí)?dǎo)致滅國的危險。因此，孟子將孔子的義利觀徹底花和絕對化，把義和利對立起來，提出了一種重義輕利、貴義賤利的主張，并且將重義和求利作為區(qū)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其次，孟子強調(diào)堅持道義比保護生命更為重要，堅持舍身取義的犧牲精神。他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人的道德是上天賦予的，是人存在的根本，為了捍衛(wèi)人的道德，不惜犧牲生命。孟子的這種舍身取義的精神和孔子的“殺身成仁”是一致的，認為人絕對不能為了一時的利益而茍延殘喘，放棄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尊嚴,這是大丈夫必須做到的。
蘇轍的義利觀繼承了孟子重義輕利的義利關(guān)系，但沒有像孟子一樣把義和利置于絕對對立的位置，徹底否定利的價值。而是認為義和利是一種互相統(tǒng)一，不可或缺的關(guān)系。蘇轍在《利者義之和論》中專門論述了義利關(guān)系，他說：“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茍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蘇轍從人事關(guān)系的角度指出，義者宜乎君子，而拂于小人，但是天下不可能都是君子，必然有小人的存在。在此，蘇轍認為“義比有利而義和”、“義利、利義相為用，天下運諸掌矣”，明確指出義和利是不可或缺的關(guān)系。總之，蘇轍的義利觀與傳統(tǒng)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大為不同，在秉承孟子義利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將原本對立的義和利統(tǒng)一了起來，認為只要親自踐行仁義便可以獲得利益。蘇轍并不反對求利，他所不贊成的是刻意追名逐利。
二、修身處世之道
儒家倡導(dǎo)修齊治平的積極入世之道。孟子當(dāng)時處于戰(zhàn)國諸侯爭霸的割據(jù)戰(zhàn)爭時代，他主要是從國家層面上將處世之道。他認為強國應(yīng)該以仁義對待小國，而小國則要以智慧和大國處理好關(guān)系，在夾縫中求生存。具體到個人層面上孟子認為人生活在復(fù)雜的社會上，首先要堅持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個人原則。在孟子看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做人的基本原則。其次，個人不僅要堅持個人原則，還要堅持做事的原則。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一直以來就是孟子畢生所堅持的處世原則，這也是孟子的修身處世之道。
蘇轍十分贊賞孟子的修身處世之道并將之?dāng)U展到了人生的貴賤上面。首先，他認為人的貴賤都是上天定的，當(dāng)人處于弱勢地位和比較貧賤的時候，就要順其天意，待時而發(fā)，不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當(dāng)人處于強勢地位和富貴的時候，就要樂天知命，以仁義來對待萬事萬物。蘇轍主張“君子有所不問而后立于世”。他認為君子一方面要堅守做人的大原則，另一方面在小節(jié)上要懂得變通，這樣才會有助于將儒家的仁義推廣開來。蘇轍的這一處世觀點和孔子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是一致的。其次，蘇轍也十分贊成傳統(tǒng)儒家養(yǎng)性事天、修身立命的處世哲學(xué)。一方面，他在《孟子解》中對孟子所說的“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順就是要實踐儒家所提倡的忠信孝悌，這樣才能自然地去對待天命。另一方面，他對孟子所說的“我善養(yǎng)吾浩然正氣”進行了梳理和闡發(fā)，他從正反兩個方面闡明了養(yǎng)心才能得浩然正氣的必要性。
三、人性論
孟子的人性論是性善論，認為人性天生就是善的。在孟子看來，人性本善是因為人天生就有善性的種子，也就是其所說的四端。四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和“辭讓之心”，這四端分別是仁義禮智的善根，是人生來就具有的。孟子說：“人之所不學(xué)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上》）所以，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是人的一種先天性的本能，圣人之所以為圣人，是因為他們吧這四端修煉到了極致，從而使“仁義禮智”四德發(fā)展到最完美之處，既然每個人生來都具備“四端”，只要通過一定的修習(xí)就能具備“四德”的素質(zhì)，那么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所以孟子又說：“人皆可以為堯舜”。
蘇轍對孟子的人性論從性和故兩個概念出發(fā)進行了解釋。他并不贊成孟子提出的性善四端說，因為善的四端和與之對立的惡的四端事實上并沒有主次之分。他認為“性之所有事謂之故。”善和惡的四端并非天性，而是故。蘇轍認為當(dāng)性與物相遇時不為物所奪，并從其所安就是善；當(dāng)性與物相遇時被物所奪，行其所不可就是惡。同時，他從孔子所說“性相近，習(xí)相遠”來進一步解釋性和故的關(guān)系。他認為性是人人都有的，沒有善也沒有惡，這就是“性相近”，當(dāng)遇到不同的事物時，對待事物的態(tài)度千差萬別，這就是“習(xí)相遠”。此外，蘇轍也并不贊同孟子所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即是性的觀點，他認為這是性和故相交的一種狀態(tài)?？傊m然蘇轍十分喜好孟子之學(xué)，但是對于孟子的很多觀點，他都持不同態(tài)度，并賦予自己的解釋。
四、學(xué)問之道
關(guān)于治學(xué)之道，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泵献由顬閷W(xué)問之道流于浮躁感到感慨。蘇轍對此作了自己的闡釋，他認為圣人的言行就是道德，必須聽從。更重要的是還要學(xué)習(xí)圣人治學(xué)和為學(xué)的方法和態(tài)度，只有這樣自己的境界才能提高，才不會和圣人貌合神離。
總的來看，蘇轍十分推崇孟子，但并未因此唯孟子是尊，對于孟子思想中的片面性則大膽進行批判。首先，蘇轍認為孟子的人性論思想是片面的，孟子將人的四種善心作為人的本性，因而忽略了人性中的人的自然屬性。所以，蘇轍認為孟子性善論是有失偏頗的。其次，蘇轍對孟子的養(yǎng)氣說不同于北宋其他的理學(xué)家。理學(xué)家大都認為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是物質(zhì)屬性，這是真實存在的。而蘇轍將此解釋為一種意氣和情緒，認為它是精神性的，并非實際存在的?？傊?，蘇轍在對孟子思想繼承的同時，有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將孟子的地位進行了提升，對孟子思想的傳承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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