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一個字評價晚清大佬，奕劻是貪，翁同龢是庸，王文韶是滑，張之洞則是巧。巧與滑不同，滑是無所為，巧則有所為，滑是貶義詞，巧則可視作中性詞。張之洞年輕的時候，便有“巧宦”之名，所謂巧宦，意思是會做官，此后往往緊跟兩個字“熱中”，意思是愛做官，用曾樸《孽?；ā防锏脑捴v，即功名心太重。結合張之洞的清流出身，可知這個“巧”字，得來何其不易。清流黨大都以諫諍為業(yè)，直言讜論，鋒芒畢露，最是容易得罪人，故而如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主將，政治下場都不大好。張之洞卻是例外，一路官運亨通，先封疆而后軍機，青紫被體，位極人臣，其秘訣之一，即在“巧”字。
怎么個巧法呢？我們不忙舉例，且來看一封彈劾張之洞的奏折。光緒十九年（1893），大理寺卿徐致祥——他也是清流黨出身，與張之洞系老朋友——具疏參劾湖廣總督張之洞，結尾一段云：“……臣統(tǒng)觀該督生平，謀國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nèi)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無裨實際，殆如晉之殷浩；而其堅僻自是，措置紛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諸臣章奏之工，議論之妙，無有過于張之洞；作事之乖，設心之巧，亦無有過于張之洞者?！?span>（徐致祥《糾劾疆臣辜恩負職折》）我覺得最后兩句，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視之為一種變相的褒獎，足可論定張之洞一生。
所謂“章奏之工，議論之妙”，可見于張之洞的清流生涯。清流黨中，張之洞與張佩綸齊名，被比作青牛（清流的諧音）之雙角。同為言官，二張風格卻大相徑庭，按我的總結，張佩綸慣于對人不對事，張之洞慣于對事不對人；張佩綸“好搏擊”“其奏疏深文周內(nèi)，恒以諸臣恣縱、蔑視兩宮為言”（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張之洞“但談時事，不事搏擊”，就事論事，持平立論，正當?shù)闷鹦熘孪榈陌俗衷u語；所以張佩綸結怨無數(shù)，張之洞卻能全身而退——應該說“全身而進”才對。時人以“亢直”為標準，揚張佩綸而抑張之洞，嘲諷他工于宦術，八面玲瓏，殊不知張之洞的風格，才是言官的正道。
再看“作事之乖，設心之巧”。由此來說張之洞的巧。晚清除了清流，還有“濁流”，指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清濁對立，清流則以反洋務為宗旨。黨人之中，張之洞雖不是批判洋務最激切的一個，終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光緒七年（1881）他出任山西巡撫，迅速轉向洋務派，等到擔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等，則成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這一轉身之速，令時人瞠目結舌，紛紛斥其善變。后來李鴻章曾對吳永發(fā)牢騷，痛斥清流黨：“天下事，為之而后難，行之而后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后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fā)；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顧臺院現(xiàn)在，后來者依然踵其故步，蓋非此不足以自見。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我推測，此人即張之洞。即便不是張之洞，這番話，用在其人身上，亦無不可。要言之，從反洋務到辦洋務，張之洞的巧，表現(xiàn)為變通。所謂此一時，彼一時，與時俱進，此一地，彼一地，因地制宜，這也未必是什么缺點。
第二點表現(xiàn)，則在折中，或者說平衡、調(diào)和，再說難聽一點，即騎墻、依違兩可。張之洞所處的時代，借用梁啟超的說法，叫“過渡時代”。這樣的時代，各種矛盾蜂擁而出，此起彼伏，諸如中與西、舊與新、滿與漢、皇帝與太后、立憲與專制、改革與革命等沖突，針鋒相對，蔚為壯觀，相比這些，清流與洋務之爭，反成小節(jié)，不值一提。置身于種種矛盾之中，張之洞一貫以調(diào)和為宗旨。如針對中西之爭，他在《勸學篇》中大力提倡“中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馮桂芬，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沈壽康——試圖把中西糅合在一起，不論所受到的批判何其激烈，其苦心一目了然。
如果說在中西之間，張之洞的方法是允執(zhí)厥中，那么在新舊之間，他則換了一種策略。正如《張文襄公事略》開篇所述，張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舊”，說白了，當時代守舊，他則維新，當時代維新，他則守舊，這近乎反其道而行之，與時代頂牛，不過其本相還是折中；“彼其胸中，豈真有革新守舊之定見？特見于時勢之所趨，民智之漸開，知非言變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慮改革過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蠻之自由，亦出于萬不得已而為此一新一舊之狀態(tài)，以中立于兩間。”
張之洞的折中，堪稱過渡時代的標識。過渡時代，居于新舊之間，此時所行政策，借用孫中山之言，“全新全舊，皆不合宜”，而當新舊并用，“非具新思想舊經(jīng)驗舊手段者不可”——這么說，是不是該稱“西體中用”呢？晚清七十年，最擅長新舊并用的政治家，首推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相形之下，曾國藩過于舊，李鴻章過于新，新舊結合最均衡的人，正是張之洞。所以我愿意在他身上加以“過渡時代的政治家”之標簽。
反過來講，張之洞一生成敗，皆系于過渡時代。他的時代，從洋務運動起步，至庚子新政終結，再往后，便跟不上時代車輪的高歌猛進。換言之，他是改革時代的守護者，等到革命時代，則成絆腳石。甚至，當改革進入立憲的深水區(qū)，他已經(jīng)顯得力不從心，頭腦與眼界嚴重受限，“于憲法之理由，國家之元素，以及東西諸碩儒之政治學說，皆茫焉不知”（《張文襄公哀詞》，署名“無”，見《民吁日報》1909年10月7日）。譬如對于晚清興起的民權學說，他在《勸學篇》中斥為“亂政”，認為“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再如晚清的司法改革，無論司法獨立原則，還是罪刑法定原則，無論律師制度，還是陪審團制度，他都扮演了反對者的角色，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竟也嗤之以鼻，以“圣賢修齊之教”的名義加以排斥。更有甚者，他對日本名詞、留學生等，俱懷敵意。據(jù)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有一天張之洞見下屬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下屬反唇相譏：“名詞亦日本名詞也。”二人不歡而散。這么說，無意譏嘲，更非苛責，只是指出張之洞的局限性，他與過渡時代相互成就，同時相互制約。
梁啟超論過渡時代之人物，稱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他所預期的造時勢的英雄，不是舊世界之英雄，不是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這不是在呼喚張之洞么？且慢，梁啟超列出了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三種德性：冒險性、忍耐性、別擇性。通俗一點說，一是勇氣，二是毅力，三是眼光。張之洞大概只有第三點，最稀缺的是第二點，他長于開局，短于收尾，用老話來說，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以他的事業(yè)，空有局面而已。
至于第一點，還得說回張之洞的巧。且看一則故事。戊戌政變之后，慈禧太后有意廢光緒而立溥儁，廢立之說流傳開來，兩江總督劉坤一約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同上疏表示反對，張之洞原已答允，突然反悔，途中將折子追回，遂遭劉坤一譏笑：“香濤（張之洞字）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圖，吾老朽，何憚?！毙∈掠露笫虑?，可為定評。不妨斷言，張之洞平生，每逢大事，都要取巧，雖可規(guī)避風險，卻因缺乏擔當，導致其事功終歸有限。就這一點而言，他與李鴻章形成了鮮明對比。
假如張之洞具備李鴻章的擔當，也許有望成為打破過渡時代的英雄?？上?，歷史從來沒有“假如”。他一生力圖造時勢，最終卻為時勢所困，力圖中流擊水，最終卻隨波逐流。在“國運盡矣”的哀嘆聲中，他病逝于1919年10月4日。這個時間點非常微妙。約一年前，光緒與慈禧相繼去世；兩年后，武昌起義爆發(fā)。如果說前者象征改革時代的終結，后者象征革命時代的開啟，死在這二者之間，正隱喻了張之洞的命運：過渡者。
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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