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厥—回鶻”文化史中，喀喇汗王朝的統(tǒng)治時期被譽為“黃金時代”。伴隨著伊斯蘭教文學院、學校和圖書館的拔地而起，汗國的語言文學、數(shù)學、歷史、哲學、藝術、邏輯學、醫(yī)學、天文學、音樂等學科，都有了更深層次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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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汗王朝和高昌（西州）回鶻，都是原回鶻汗國的分支
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緣優(yōu)勢，東西方風格迥異的文化在這里發(fā)生了激烈的碰撞。在相對寬松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下，大批文學著作橫空出世，如優(yōu)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寫的《福樂智慧》、阿合買提·玉格乃克撰寫的《真理的入門》、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撰寫的《突厥語大詞典》等，“喀喇汗朝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體系，成為了近代維吾爾文化傳統(tǒng)的發(fā)端”。
以成書于1069—1070年的《福樂智慧》為例，內容涵蓋了政治、哲學、道德、歷史、地理、數(shù)學、醫(yī)學、軍事等諸多領域，堪稱古代維吾爾民族的大百科全書。其中，與軍事相關的篇章內容，不僅反映了喀喇汗王朝獨特的戰(zhàn)爭觀、用兵理論和軍事倫理觀，也有助于我們對古代維吾爾文化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福樂智慧》中文版封面
歷史上的回鶻汗國（744—840），是繼匈奴、柔然、突厥之后，第四個主宰大漠南北的游牧奴隸制政權，在我國乃至整個亞洲歷史上，都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回鶻汗國的疆域
學界普遍認為，回鶻發(fā)祥于隋朝（581—618）時期，其首領世襲瀚海都督一職。突厥崛起后，回鶻人被迫遷徙至唐朝境內，被安置于河西甘州、涼州（今甘肅張掖、武威及內蒙古阿拉善部分地區(qū)）地區(qū)一帶，與契苾（鐵勒部一支）、渾、思結三部一起，統(tǒng)編為“赤水軍四部”。因回鶻部勢力最大，因此其首領兼任“赤水軍使”。
727年，涼州都督王君?（chuo）因為私怨，誣告赤水軍四部謀反。玄宗旋即將瀚海都督承宗等4人流放至嶺南，赤水軍四部陷入危機。
在生死存亡時刻，回鶻諸部一致推舉與承宗同族的瀚海司馬護輸為首領，在729年起兵襲殺王君?后，并逃回祖居之地，即漠北的鄂爾渾河（史料中的“嗢（wa）昆之野”）一帶，與留守當?shù)氐幕佞X部眾匯為一體，共同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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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渾河，蒙古國最長的河流，發(fā)源于后杭愛省的杭愛山脈
出于生存需要，回鶻人的戰(zhàn)爭觀有著很強的功利性，即以武力劫掠財富為主導，并不會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城略地上面。對此，《福樂智慧》寫道：
“圣明的君主從何處謀求財富？哪兒有兵馬/哪兒就有金銀”，“若要得天下，須有兵馬。若要養(yǎng)兵馬，又須金銀”，“兩件東西是社稷的支柱，一是純金/一是刀槍”。
回鶻具裝騎兵想象圖
這種“逐利”戰(zhàn)爭觀的另一面，無疑是強調“對內封賞”?！陡分腔邸穼懙溃?span>“英雄啊，愿你擄掠而又饋贈”，“（首領）要慷慨大度，饋人以衣食。匱乏時，再去戰(zhàn)場上找尋”。換言之，如果士兵在戰(zhàn)爭結束后沒能嘗到足夠的“甜頭”，軍隊首領一定會被“問責”。
肅宗至德二年（757）四月，屢次被安史叛軍所敗的唐朝，不得不再次向回鶻借兵求援。同年九月，回鶻葉護太子率領四千精騎入唐。為了盡快收復“兩都”（長安和洛陽），雙方約定“克城（洛陽和長安）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鶻”。
回鶻騎兵想象圖
九月底，回鶻與唐朝聯(lián)軍順利收復了長安。按照約定，回鶻本該入城劫掠，但作為“兵馬大元帥”的李俶（即唐代宗）親拜于葉護大子馬前懇請：“今始得西京，若邃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愿（希望）至東京乃如約”。見李俶態(tài)度誠懇，葉護太子作出了重大讓步，沒有讓軍隊進行大規(guī)模劫掠。
在回鶻軍隊的支持，唐軍于十月順利收復洛陽。此時，唐朝不得不兌現(xiàn)承諾，允許回鶻縱兵劫掠。不過，在收到城中百姓們主動籌集的“羅錦萬匹”后，回鶻馬上終止了劫掠行為。
客觀地說，葉護太子的言行無疑是“仁義”的。但在回鶻人看來，無論是“每年輸絹二萬匹”的酬謝還是“羅錦萬匹”，均與“（兩都）金帛子女，皆歸回鶻”的約定相去甚遠。因此，在葉護太子歸國不久，就被自己的弟弟移地?。茨灿鹂珊梗┫莺χ滤?。
《牟羽可汗入教記（回鶻文）》殘片
不過話說回來，包括回鶻在內的所有游牧民族，對外作戰(zhàn)的本質都是單純地“逐利”。換言之，正是在這種戰(zhàn)爭觀的影響下，他們能得以在冷兵器時代做到“全民皆兵”，具備“為個人與組織謀利的能力”，用發(fā)展的眼光看，這是“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
喀喇汗王朝建立后，汗國上下經(jīng)歷著由游牧文明向定居文明過渡的“轉型之痛”。局勢的持續(xù)不穩(wěn)定，讓統(tǒng)治階層對“治國”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樣，在《福樂智慧》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認知的變化：
“打江山要靠手中的刀槍，靠文治才能安民興邦”，“武功可以把江山開創(chuàng)，文治方可使國家興旺”，“血染戰(zhàn)刀能使國君奪得社稷，揮毫濡墨能使國庫金銀充溢”。
坦誠說，這種“文武并進”的治國理念，與儒家文化中“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福樂智慧》的作者優(yōu)素甫·哈斯·哈吉甫
同樣，盡管汗國的軍事體制有著比較濃重的部族兵色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陸續(xù)走向了軍政分離之路。比如《福樂智慧》中的“理想國”，實際上就是一種在“明君”治理下，“智者”、“賢臣”、“武將”三者相互協(xié)調的體制：
國君的事業(yè)須選賢與能，國君啊，這些人可分三種：一是賢明的哲人智囊（團）；二是書吏，把圣諭傳揚（下來）；三是勇猛威武的虎將，靠他們對付敵寇豺狼。
翻譯：何人所述？何人聽聞？月亮的家安在杜松枝椏
有趣的是，在《福樂智慧》的字里行間，似乎還表露出了“依法治國”的思想痕跡。坦誠說，這種思想和儒家文化中的“君為臣綱”理念，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制法者啊，要制訂良法，制訂了酷法，作法自斃”，“法度健全，國內大治，社稷鞏固，君王歡欣”，“暴政似火，能焚毀一切，良法似水，使萬物滋生”。
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緣優(yōu)勢優(yōu)勢，一直以游牧為生的回鶻統(tǒng)治階層，并沒有在“陣痛期”表現(xiàn)出激烈的“排異反應”。伴隨著國家局勢的穩(wěn)定和多元文化的大力發(fā)展，最終在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富有特色的畏吾兒文化。
在阿拉伯語中，“木卡姆”有“規(guī)范、聚會”等意；在現(xiàn)代維吾爾語中，“木卡姆”主要意思為“古典音樂”
作者優(yōu)素甫·哈斯·哈吉甫認為，軍隊是否擁有強大戰(zhàn)力，首先與將領的個人品質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第二十八篇“賢明論將領應具備的條件”中，他提出了將領必備的五大品質：
對敵時要猛如獅子，搏斗時要如虎爪
頑強如野豬力大如狼，兇如熊怒如牦牛
狡如紅狐，狠如公駝
警惕如喜鵲，目光銳利如山鷹
威如雄獅，還要像貓頭鷹那樣夜間不眠
在今天看來，《福樂智慧》中的比喻，與《孫子兵法》提到的“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可謂高度一致。
戰(zhàn)斗中的喀喇汗騎兵
關于“智”，作者強調：“將領應是英勇的錚錚鐵漢，應是頗有閱歷的堂堂兒男”，“將領應機警，是人間英才，切不可漫不經(jīng)心，遭人暗算”，“在戰(zhàn)爭中要足智多謀，用計謀能把獅子抓到手中”。
與“智”相比，《福樂智慧》顯然更看重“勇”。客觀地說，這與回鶻人的游牧屬性，有著一定關聯(lián)：“戰(zhàn)爭中不需要膽小之人，膽小鬼如同女人一樣”，“膽小之人會毀了軍隊，軍隊毀了，壯士也會遭殃”，“戰(zhàn)斗中需要勇敢、強敵騎馳來應急奔向疆場”。
關于“仁”，他認為“做將領應該謙恭、和藹”：“對好人施，多多益善，使他們喜歡，不受苦辛”，“自由的人是恩德的仆從，你要廣施恩德，行事公正做人就要有（做）人的品性，人情的根基由此而定”。
喀喇汗王朝騎兵
關于“嚴”，他要求“對惡人要威嚴，使其震懾，對好人要溫和，使其歡欣”：“將領還須懂得執(zhí)行法紀，治軍斷不可沒有紀律”，“執(zhí)行法紀，才能統(tǒng)一號令，號令統(tǒng)一，才能克敵制勝，軍隊倘若渙散而群龍無首，君主啊，它必會毀壞殆盡”，對惡人需要威嚴和法紀，對好人需要倍加尊敬”。
關于“信”，它主張“要說真話，要言而有信”：“講人情、守信用、慷慨之人，必定會報答他人衣食之恩”，“要說真話，要言而有信，貴人食言，就會失去民心”。
同時，他還強調將領“應具有慷慨好施的品德”：“帶兵將領須慷慨大度，天下的英才齊集他身邊”,“他將一切財富分配給將士，廣交朋友，多結弟兄”,“要用戰(zhàn)刀去實現(xiàn)一切愿望，所獲皆分贈，使名聲傳揚”。
喀喇汗王朝的官兵
坦誠地說，喀喇汗王朝軍隊的法制體系并不完善。既缺乏專門的立法機構，更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一直都是將“自古以來”的習慣法，作為軍隊的道德約束規(guī)范。不過，考慮到汗國自帶的“游牧屬性”，這種軍隊習慣法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軍事行動與社會其他活動的協(xié)調和統(tǒng)一。
喀喇汗王朝軍隊，主要是步兵和騎兵，武器和護具大有為鐵制，作戰(zhàn)方式基本以密集隊形進行集團肉搏的正面沖突。從《福樂智慧》中，我們還可以一窺其極具鮮明地域與民族特色的作戰(zhàn)原則和技戰(zhàn)術。
1）兵力規(guī)模
《福樂智慧》指出，兩軍作戰(zhàn)，數(shù)量不見得“越多越好”。 “兵不在多，而貴于精，武器也精良，才能相稱”“嚴明的軍隊以少勝多，人多的軍隊反不能取勝”。
2）作戰(zhàn)方式
《福樂智慧》認為，形勢有利時要強勢進攻或肆意進犯，形勢不利時應該立刻撤退，“見好就收”。“倘若兩軍對壘，我寡敵眾，莫急于應戰(zhàn)，要另找途徑”“要麻痹敵人，發(fā)動夜攻，夜晚誰知你的兵員是寡是眾”。在情況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主動向對手“詐降”也未嘗不可。“倘若你的力量不足以取勝，要派使節(jié)，尋求妥協(xié)的可能。要口頭上妥協(xié)，保存自己，莫要急躁，切不可輕舉妄動”
由此可見，盡管喀喇汗王朝已經(jīng)進入了農(nóng)業(yè)文化時代，但依然繼承著回鶻傳統(tǒng)的作戰(zhàn)方式，即以游擊為主，并使用一定的軍事謀略。
（疑似）喀喇汗王朝戰(zhàn)旗
3）軍隊宿衛(wèi)
考慮到西域由草原、沙漠和綠洲組成的特殊地理環(huán)境，《福樂智慧》認為，軍隊的屯兵宿營，應該以簡略實用為主：“軍營要扎在牢靠的地方，將士不可遠離，必須集中。要帶領先頭部隊靠近敵兵, 選擇水草豐美之地安營扎寨”。
4）軍機情報
《福樂智慧》主張，軍隊應該重視武裝偵察行動，將領應該合理運用偵查所獲的情報，對麾下不對進行有針對性的部署：“選派前鋒和探馬作為耳目，遠察敵情”，“努力從敵方抓來舌頭，從舌頭口里獲悉敵人軍情”，“莫讓敵人抓去'舌頭’......更莫讓敵人得悉自己的軍情”。
5）作戰(zhàn)指導
《福樂智慧》強調，作戰(zhàn)要速戰(zhàn)速決，反對持久作戰(zhàn)，并認為“窮寇莫追”：“戰(zhàn)爭拖得過久，敵人會變得聰明”，“莫失良機，要像烈火般撲向敵人，拖延會招致失敗，你應腳下生風”，“敵人逃走，莫追得太遠，窮追會狠狠吃一頓皮鞭”。
作者認為，“追得太遠”會招致對方的拼死反抗，進而對己不利。絕境能激發(fā)士兵們的非凡潛力，甚至會扭轉戰(zhàn)局，反敗為勝。
喀喇汗王朝騎兵
6）后勤保障
在《福樂智慧》，關于后勤保障的描寫較少，只提及軍隊要為將士們供給必備的刀槍、戰(zhàn)馬、征衣，“（保證）馕、鹽和食物必須豐盈”，但沒有涉及糧草和戰(zhàn)車等問題。
坦誠說，西域獨特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集團作戰(zhàn)出現(xiàn)的可能性。因此，軍隊“不重視”后勤，也就可以理解了。
7）戰(zhàn)后撫恤
在《福樂智慧》中，重點強調了要醫(yī)治被俘傷者、妥善安置已方陣亡者家屬等一些符合現(xiàn)代戰(zhàn)爭人道主義精神的做法：“對于傷員要加以治療看護，對被俘的將士，要營救他脫險”，“對于陣亡者，要提高其地位，對于他們的子女，要撫恤安慰”。
修建于喀喇汗王朝時期的清真寺
總的來說，伴隨著喀喇汗王朝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社會文化，都發(fā)生了全面且深刻的變化。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綠洲地帶，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新興的農(nóng)村和城鎮(zhèn)，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也達到了新的高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外來戶”的回鶻人，其部落群體意識逐步減弱，取而代之是國家意識和統(tǒng)一意識，原有的血緣關系逐步讓位于階級關系。
在新的文化體系下，喀喇汗王朝的戰(zhàn)爭觀也發(fā)生了變化。從“劫掠如風”到“莫要去攫取他人的財產(chǎn)”，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這種轉變，意味著汗國的統(tǒng)治階級，已經(jīng)將對外作戰(zhàn)的目標從攻城略地“轉化”為“占領城池”和“做占領地的主人“，這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也是國家“封建化”的發(fā)展趨勢。
單機游戲《仙劍奇?zhèn)b傳四》中的播仙鎮(zhèn)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回鶻的尚武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有機結合，使喀喇汗王朝擁有著極具特點的“擴張型戰(zhàn)爭觀”。
位于新疆吐魯番地區(qū)的高昌古城遺址
因此，描述對外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觀的詩句，同樣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用你的將士粉碎異教之敵，純潔你的心靈，求真主助力。要屯集重兵，發(fā)動圣戰(zhàn)，圣戰(zhàn)中捐軀雖死猶生。焚毀其家園，搗毀其佛像，廢墟上把教坊、清真寺建成。擄掠其子女，做你的奴婢，繳獲其財物，使寶庫充盈。要推行教典，為穆斯林開路，如此你才有赫赫威名”。
坦誠說，這種“擴張型”的戰(zhàn)爭觀，對新疆近千年的民族史、宗教史、文化史發(fā)展，均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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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世界的穆斯林商人
文章臨近尾聲，簡單說說西域獨特的“絲路商旅模式戰(zhàn)爭觀”。喀喇汗王朝處在絲綢之路的要沖，當?shù)氐纳搪梦幕容^發(fā)達，各民族借助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緣優(yōu)勢，通過遷徙、貿(mào)易和戰(zhàn)爭等方式，不斷汲取著異域文化的精髓。因此，《福樂智慧》將君主與大臣之間的關系，比喻為“商販和貨主”。
“臣仆與國君的關系，就如同商販和貨主的關系。貨主為商販提供物品，商販將物品在世上流通。隨著歲月流逝積累利息，然后當面分成，各獲其利”。
在這種“利益共享”的戰(zhàn)爭觀影響下，西域各民族的視野更為寬闊，可以接納和包容來自中亞、西亞、歐洲等各地的各種文化。伴隨著文化交流范圍的擴大，讓當?shù)卦痉忾]單一的文化，逐漸演變?yōu)榫哂卸嘣攸c的開放型文化。這種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質，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使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最終締造了西域近現(xiàn)代文明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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